80年代初，山中的鄉鎮公路像是結繩記事的麻索，疙疙瘩瘩地蜿蜒在山谷之間。一輛三十八座的舊客車，近乎是一個渾身叮噹作響的貨郎，費力而又間歇著行走在那山路上。
下坡的盡頭，是一棵古樹，古樹的後面隱約看見一些瓦脊——通常這就是一個街口，街身則埋伏在那些曲折的土坡岩石之後。
客車沿坡衝下來，很早就開始踩剎車，發出吱呀的怪叫。甚至剎車片被摩擦出黑煙，像一個打屁蟲似的連滾帶爬地滑下，很臭地瀰漫在山路上。但它仍舊準確地停靠在了小街頭，最後停穩前一刻的晃動，把車上所有人都搖醒了。
我懷抱吉他最先下車，在路邊放下吉他。同行的鄉民和街頭的閒散老少，都好奇地盯著這個奇怪的樂器打量。我從車後爬上車頂的貨架，掀開網繩拎起行李跳下來，一臉迷惘地問路，然後遲疑地走向鄉公所。沿街的皮匠鋪、理髮店和端著碗吃飯的大人小孩，都古怪地看著我這個形貌時尚的外鄉人。
那是1982年的秋天，大學畢業的我，就這樣被分配到了一個名叫公母寨的鄉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