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四時，在校巡查，點名後閱操。
上午，與張、譚、朱、宋諸委員會商大局，及請汪復出事。
晚，對中央軍校學生講演本黨未來情形，及黨代表問題。
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時，西山會議派正在上海召開他們的所謂二全大會，聞訊後致電蔣介石，祝賀他“以迅速手段，戡定叛亂，忠勇明敏，功在黨國”，但“去惡必須徹底”，還應該繼續“清理黨籍”，勖勉他“努力為之”。右派以為這回蔣介石要和他們一起幹了。可沒想到蔣介石認為公開**還不到時機，蔣介石還要利用國共合作，不能和“帝國主義之工具”的西山會議派公然站到一起，更不能使自己成為右派**的附庸。於是蔣介石立即發出通電，嚴詞譴責西山會議派：“接上海西山派所謂全國代表大會通電，希圖破壞本黨，摧殘革命，此種託庇於帝國主義勢力範圍下之行動，不自愧其為帝國主義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電，視中正為傀儡，殊堪痛心。中正今特敬告本黨同志與全國人民，中正誓為總理之信徒，不偏不倚，唯革命是從。”4月8日蔣介石在黃埔軍校講話，又譴責西山派的二全大會為“一種非法行動，我們為黨國計，不得不群起而攻之，剷除障礙。”
附蔣介石對中央軍校官生講演節錄
……現在先講本校未來經過情形：本黨自前年改組以來，進步非常之快，因為那時總理在世，凡重大事情完全由總理大權獨斷，一切黨員皆以總理一人為中心，所以本黨改組以後，能夠發生很大的效力，又有很大的進步。同時因為一般黨員有了很大的覺悟，對於黨義和環境都能認識瞭解，能把黨比較的變成團體化、紀律化。大凡一個黨不能團體化，就不成其為黨了，不能紀律化，沒有黨的紀律，也一定不成其為黨了。所以俄國黨員對於紀律、團結，比生命還要注重，黨員大家只拿黨來做一箇中心。至若黨員自身，完全認為是黨的機械。這樣，一切事情發生，通通都拿黨的宗旨來做中心，然後黨才有力量，黨有力量，而後主義才有實行的可能。為著這一點，所以本黨要改組，所以本黨改組以後，才與未改組以前有不同的現象，才能發生年來的效果。不過到了去年，總理逝世以後，就弄到黨員同黨員中間，發生許多誤會，許多衝突，黨內的現象便不能同總理在世時精神一致了，所以黨內就發生很多缺陷，以至於無可彌補。現在還有少數黨員在上海擅自召集偽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這種現象，於本黨前途，是非常悲觀的。這樣下去，我們雖有五十萬黨員，可說是沒有一個。現在上海所謂偽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種非法行動，我們為黨國計，不得不群起而攻之。剷除了障礙，才講得到黨的統一，黨統一了，而後才能實行主義。所以我們對於這些立意搗亂，使黨分裂的分子，要當他是本黨的罪人，是我們全體黨員的仇敵，這種仇敵，比什麼仇敵都厲害的。這一點，各位同志都要觀察清楚，不要依感情作用，被謠言煽惑，受敵人誘騙。這樣才算是一個本黨的黨員，要是不然，便完全失了黨員的資格了。本校長處在現在這種地位，覺得困難極了，這種難處，不是一句話可以講得完的，而且有許多話是講不出的，希望大家無論什麼時候，都要替黨國努力奮鬥，才不愧為總理的信徒。至於學校的事，只要我不違反本黨的三民主義，依到總理所定下來的策略去做，無論哪個，都應該要團結一致的。我們學校才創立了兩年，兩年來之所以有這些成績，簡括地說，完全因為能夠統一意志，團結精神，才有這個效力。如果在當時那種革命工作緊急，情勢萬分混亂的時局，不能意志統一，精神團結，我們學校決不會有這樣成績。現在我再講國民革命軍的黨代表的問題。本來軍隊裡設黨代表的這個制度，是在中國，是由我一人提倡出來的。黨代表這個制度，是仿效蘇俄赤軍組織的辦法。俄國無論軍隊，無論重要各機關，都設一個黨代表。黨代表的作用怎樣，老實講就是黨派員來監督帶兵官的。比方一個團長，因為他不是黨員，黨不相信他，就派一個黨代表去監督他，不許他有背叛的行為，黨代表的性質完全如此。其餘對於士兵的經濟條件、生活條件，黨代表也宜顧到，但這不過是附帶的條件，實實在在黨代表的根本意義，是要來監督帶兵官的。當我在俄國莫斯科的時候，他們軍事委員問我：“你看我們俄國的黨代表制度好不好呢?”我當時就反問他說：“你們的黨代表制度，是臨時的呢，還是永久的呢?”他答：“這是臨時的，不是永久的。”我說：“臨時的就行，若是永久的，恐將發生很大的毛病。”當時他們聽得我的話，就說：“這個不錯，我們現在之所以需要黨代表，是因為環境有此需要，等到帶兵官和各機關人員通通都是黨員了，那時候，黨代表是完全可以取消的。”現在黨代表制度，已由我們國民革命軍實行了，我們的實行，是由教導團最先開始的。那時我對於黨代表的用意，並不是用來監督帶兵官，也不是怕他們有什麼反動的行動，實實在在是恐怕對於士兵生活不能注意，對於行政、衛生等條件不能周到，所以才派黨代表下去，幫助這些工作。兩年以來，從教導團組織到現在，其中就發生了許多糾紛，起頭的時候，還沒有什麼，到去年回師廣州，打楊、劉的時候，發生的問題就漸漸多了。那時有許多帶兵官寫信來質問，本軍黨代表制度究竟是什麼性質，蘇俄黨代表的性質是因為帶兵官不是黨員，所以由黨派代表去監督他，現在我們帶兵官都是黨員，為什麼還要黨代表來監督呢。我對於這種話，實在不能批駁他的。還有人問我，現在我們黨軍是不是國民黨的軍隊，既然是國民黨的軍隊，我們黨軍的黨代表，至少要一個完全的國民黨黨員才可以的，要是以跨黨的黨員來做黨代表，這就不能算是國民黨的黨代表了。這些話我就不能答覆他。俄國對於派黨代表的事，必定要完全是個**黨員，而且要資格很老、人格很高尚的黨員，然後才派出去做黨代表，所以俄國未曾受著黨代表制的流弊。現在我們黨軍派下去的黨代表，老練的固然很多，但幼稚的也實在不少，這樣我們的黨代表比較俄國，其真正的性質和意義，也就失了一大半了。從前一般帶兵官向我來質問，我只有不許他們質問理由，以為黨有這個制度定下，黨員只宜遵守，這個完全是我一種制止糾紛的手段。到了現在，這個問題的糾紛更加複雜了。共產分子在本黨與本軍之內，一個團體中有了兩個主義，本免不了有許多矛盾的地方，但如果彼此能夠諒解，也未始不可得到完滿的結果，無如青年軍人聯合會等有些幼稚分子，對於總理的人格和三民主義，竟任意的侮蔑、批評，這便引起了同志中許多的惡感。黨代表對於總理的人格與主義，照原理上講，是不能絲毫懷疑的，要是懷疑的時候，將來的危險必至不可收拾。現在我們黨軍，已為此弄得不好了。這個罪過在誰身上，全在本校長身上。如果本校長早日防止了這種毛病，我相信3月20日那天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所以黨軍由黨代表演出來的弊端和損失，可以說完全是由於我個人的疏忽和失察。這一點，我自認是自己的罪過。以上的一段話，是黨代表的制度從起頭到現在經過的情形。今天看見俄國報紙，知道俄國的黨代表制度亦已取消了，這報上講得很明白，他說從前革命時代，要利用許多白黨的軍官，所以沒有法子，才派黨代表，現在軍隊官長都是黨員，用不著什麼監督，所以黨代表制度就可以廢除。然而現在我們國民革命軍的黨代表，是否可以廢止，這還要研究。以我觀察，今日的結果，並不是黨代表制度不良，實在是委任不平和處置不當的毛病多些。不過第一軍的黨代表，為著發生了許多困難，所以主張通通調回政治訓練部來再行訓練。……
自共產分子退出軍隊後(心甚痛苦)，因嘆：“團體分裂，操戈同室，損失莫大，兩年來心血，盡於此矣!(以後政治究應取何方針，方能使革命成功也。)”
賊喊捉賊的伎倆，實為拙劣、可笑。
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置三大政策於不顧，代表右派獨攬軍權，也是“西山會議派”“聯蔣倒汪”策略的實現。對此，汪精衛後來說：
我還記得當3月20日之事發生後，西山會議派高興得了不得，曾發出一個嘉獎蔣同志的電報，以後看見蔣同志依然繼續聯俄容共政策，方才復歸於攻擊的態度。不但西山會議派如此，便是其他同志，也未免有些以為蔣同志何不“一不做，二不休”，橫豎3月20日之事已給聯俄容共政策以一個打擊，何不直截了當拋棄聯俄容共政策，省得以後又醞釀發生無窮糾紛呢?
蔣介石這個舉動得到了右派的喝彩。
那麼蔣以後是否為**“平反”了呢?沒有，蔣從來不平反冤假錯案。30年以後，即1956年12月，他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又提到了這件往事：
我知道**陰謀的爆發，就在於此。但我在當時，只知道他們要叛變，要害我，還不知道他們的企圖究竟是什麼。一直到了這一叛亂平定之後，我才知道他們的計劃，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船回黃埔軍校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崴，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
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是否有意排斥中國**，他後來的日記提供了證據：
解決新四軍案，撤銷其番號，此為國民革命中之大事，其性質或甚於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也。
附國民政府令
前聞少數叛徒，蓄謀破壞本黨基礎，擬於3月29日在上海召集偽代表大會，以圖藉名號召，遂其奸謀。政府為促其省悟起見，當經下令警告，乃叛徒等猶不知悔。仍敢違法集會，並致電各處，造謠煽惑，復擬派人來粵，肆其離間挑撥伎倆。似此甘心作亂，實屬罪無可宥，著廣東省內各軍警一體嚴緝，遇有偽代表大會派人來粵煽亂，即予拿解法庭，照叛逆治罪，以肅法紀。此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