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王懋功師長職，並扣留之。(俄人季山嘉等為之震驚，以其利用王懋功圖謀不軌，傾覆本黨革命勢力不成也。)
蔣介石是一個很有軍事謀略和政治權術的人，他的高明之處就是善於分析政治形勢和敵、我、友各方的狀態。蔣介石清楚，就當時廣州的情況看，他在黨、政、軍各方面的勢力並沒達到佔絕對優勢。自己若發動事變，成敗則在兩可之間。於是，他先向汪精衛和季山嘉搞了兩次試探性的進攻。2月26日，蔣介石突然把他認為是汪精衛用來推倒他的王懋功扣押，罪名是“圖謀不軌，傾覆本黨革命勢力”，宣佈撤掉王懋功的二師師長職務，並派人將王押送上海。
上午，往訪汪主席，報告要事，及對季山嘉處置意見。(以季山嘉之專橫矛盾，如不免去，非唯為害黨國，且必牽動中俄邦交，然料其為個人行動，決非蘇俄當局意也。)有傾，季聞之，知過，並願辭退，甚疑之。
是夜，派副官陳希曾，押王懋功赴滬。曰：凡事皆有要著，要著一破，則一切糾紛不解自決。一月以來，心坎憧擾時自提防，至此略定(然亦險矣哉!)
27日，蔣介石訪汪精衛：“明告其如不准我辭職，就令季山嘉回俄。”蔣介石與蘇聯顧問的矛盾，幾乎達到了勢不兩立的程度。
蔣介石昨天“奪王懋功師長職”，今日又提出免去季山嘉總顧問職務。對這兩件事，汪精衛未置可否，季山嘉又表示願意辭職。這就更加深了蔣介石的懷疑，並看到了汪精衛的軟弱。蘇聯顧問的忍讓，更促使蔣介石下定發動突然事變的決心。從這以後的幾天裡，蔣介石心裡不再“滋沸”、“悲觀”。情緒變得“欲然泰然”。這時，他總結經驗，要“詳思熟慮”以便抓住“要著”，“奮鬥決戰”。
看《革命心理》一書，至晚已九十八頁，乃曰：“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祕勢力與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實極微弱條件。”又曰：“憎惡嫉妒，虛榮熱忱，為性格變遷之原因，亦甚有深意。”
蔣介石閱讀“革命心理”，他從中得到啟發是：成功者“皆由神祕勢力與感情作用”。如何去做，這是蔣介石所急於考慮的。
看《革命心理》終卷，曰：“恐怖與憎惡二者乃為暴動之動力。感情與神祕之勢力在革命心理學中佔重要地位，而宗教式的信仰亦為革命心理唯一之要素耳。順應時勢，迎合眾心，為革命領袖唯一之要件。吾何能之?”
又曰：“單槍匹馬，前虎後狼，孤孽顛危，此至今日之環境也。總理與諸先烈在天有靈，其必憐而呵護之，不使我陷於絕境乎。”
蔣介石接連幾天都在讀《革命心理》一書，今天的體會更加“深刻”了，他認為“恐怖與憎惡二者，乃是暴動之動力”。這是在為他尋找製造事件的理論依據。
“廖案”中他趕走了許崇智與胡漢民，甜味無窮。下次要趕走汪精衛和限制蘇聯顧問，以便大權獨攬。不好再等機會到來，“天是不能掉餡餅”的，只能自己製造機會了。
上午，買棹往珠村訪友(原為“訪潘文治”)，鄉間風趣遠勝都市，都懷頓紓。程次，看菜根譚，以毋憂拂逆與不為物役二語，最為切己。三時，回要塞部。
劉峙、鄧演達告之有人以油印品分送，作反蔣宣傳，聞之，心轉釋然。
7日，教育長鄧演達報告：“有人散佈油印品，作反蔣宣傳。”
在這一段期間，蔣介石在精神上的勞累日益加重，夜晚不能安眠，打算脫離苦境，出國遊歷的心情，頗為濃重。
“反蔣宣傳”似給他以機會，不覺釋然。
上午，與汪兆銘決定革命大方針，吾以“一切實權非可落外人之手，雖即與第三國際聯絡亦應定一限度(原為“雖與第三國際取一致行動”)，要當不失自主地位。”汪極謂然。
下午，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舉行開學式，施訓學生，瞭解主義，嚴守紀律。
曰：“看曾文正嘉言鈔。乃知其拂逆之甚，毀謗之叢，非人所能堪，而其勸弟則在咬牙立志，悔字與硬字訣，徐圖自強而已。”
蔣介石曾於1956年12月所撰《蘇俄在中國》提到本日記所涉內容：
“我乃於2月27日訪汪，明告其如不准我辭職，就應令季山嘉回俄。3月8日，又訪汪，痛陳革命實權不可落於俄人之手，即與第三國際聯絡，必須定一限度，不可喪失自主地位。但是我們的祕密談話，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才知道汪、共勾結已深，無法使其徹悟俄共陰謀之所在。”
在這個時候，蔣介石寫給汪兆銘一封信，提到這其間的一些情況如下：
“……自弟由汕回省以來，即提議北伐，而吾兄當時極贊成之，並準備北伐款項，以示決心。不料經顧問季山嘉反對此議，而兄即改變態度。……此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
“季山嘉提議：派兵由海道運往北方，此為兒戲欺人之談，實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計，弟即知其無北伐之誠意。……弟謂彼用意，於吾總理北伐畢生之志完全相反。……
“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黨務、政治、軍事限於被動地位，弟無時不抱悲觀。軍事且無絲毫自動之餘地，革命前途，幾至瀕於絕境。故與兄提議：必先與確實交涉，不可使中國限於被動地位，以違反我總理聯合蘇俄之本旨，與蘇俄扶助中國革命獨立之成約。然此不可專為蘇俄同志責，兄亦不能辭其責任也。
“季山嘉勸弟往北方練兵之計，其虛實誠偽，已彰明較著。――蓋弟在粵一日，而季山嘉個人之計劃總難實現，故其不得不設法使弟離粵，以失去軍中之重心，減少吾黨之勢力。……”
附蔣介石施訓節錄
……我們大家進這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句答解是來學革命的，是為革命才到這個學校裡來的。但是我們要怎樣才可以使革命成功，才能完成我們總理革命的責任呢?沒有旁的，第一期同學開學的時候，總理教訓我們有一句話，說是如要革命成功，就要犧牲，犧牲就是革命成功頂要緊的一個方法。所以我們大家進到這個學校，就要具有犧牲的精神，因為能犧牲才能革命，要革命才不違背到本校來的宗旨。這一點，大家要先明白瞭解，然後才可講到別的學問，才可講到一切的革命工作。……我們總理所創的三民主義，是以民生為歷史的中心，所以三民主義的基礎，就是民生主義。民生主義與**，實現的方法實在是不同的，不過革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相同的蔣介石修改前的原稿是：“民生主義最後的一步是**，不過實現的方法有些不同罷了。”。現在有些人不明白革命的意義，不曉得革命的基礎在什麼地方，或者相信三民主義，而排斥**；或者相信**，而懷疑三民主義，這些統是自相矛盾的。……從前第一二三各期學生，每每有這樣的懷疑，弄到自家反對自家的主義，自家拆散自家的戰線，反被帝國主義的走狗來挑撥利用，尚不覺悟，這真是冤枉極了。我望自今以後，大家不再有這種現象，如果我們還有這種事體發生，就無異叫我們自己不要革命，叫我們本黨自殺，還怎樣對得起以前本校已死的同志，怎樣對得起我們已死的總理，怎樣對得起已死的廖黨代表。本校長對於三民主意〔義〕的觀念，就只如此，望大家要認識清楚。……本校第一是注重紀律，大家都要拿鐵的紀律來互相監督；第二是無論學生、士兵，都要養成他獨立的人格和自治的精神。比方開校務會議或者開黨員大會的時候，大家有什麼意思，都可以儘量發表，就是本校長今天所講的話，如果認為有不對的地方，也可以當面質問。不過大家決議之後，無論誰都要照著這個決議去做，不能違反的。我們要曉得，黨員都要以平等的精神相待，並不是誰可以欺凌誰的，我們所以要養成學生都有獨立的人格和自治的精神，因為要不使他做人家的機械或傀儡，給人家來利用，這就是本校的教育方針。大家進了學校，就要照著這個方針去做，將來就可以造成一班真正的革命黨員。我今天還有一點感想，就是第一期學生開學的時候，總理親來訓誡我們；現在總理死了，再沒有總理來訓誡我們了。可是我們總理精神還在我們黨裡，亦就是在我們大家同志的身上。我們總理死了，我們大家同志還沒有死，我們的黨還沒有死，所以我們總理也沒有死。只要以後我們大家一切的意志言論行動，都以黨紀為依歸，戒除浪漫的生活，不講個人的自由平等，那麼就和我們總理親自在我們面前訓誡我們一樣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進了學校之後，除遵守軍紀風紀之外，還要遵守黨紀，我要拿這三個紀律來嚴束自己，嚴束同志，並且還要嚴束上官，這樣才可以做成一個好學生、好黨員與總理真正的信徒。今天開學的第一天，我希望各位人人學總理，人人繼續總理的事業，實行三民主義，並且要希望各位學生的思想魄力、氣度膽量，都要學到我們總理一個樣子。這樣，個個學生都是我們的總理了，革命豈有不成之理。……
上午，聞種種不堪入耳之謠言，此心卻自泰然，未嘗一抱悲觀，自謂“吾以至誠待人，終久當能諒解。”
下午，行第二師師長布達式，講訓二次，攝影后，循黃花岡回寓。
近日反蔣傳單不一，疑我、謗我、忌我、誣我、排我、害我者，漸次顯明。遇此拂逆之來，精神雖受打劫(擊)而心志益加堅強。唯自恨缺乏政治能力，又乏組織長才，前以政治組織信人太過，故未加註意，亦毫不涉範。今後若欲脫人羈絆，免受束縛，則非事事詳思熟慮不可，勉乎哉。”〔此句原為“遇此拂逆精神打劫，而心志益堅矣。唯自恨缺乏政治知識，又少組織能力，前以政治組織，偏信同事，不加研究，今乃知欲免為人傀儡，則非事事精斷不可。”〕
蔣介石所說的廣州出現了“反蔣傳單”，其實，當時並沒有什麼有組織的倒蔣運動，但這些傳單和謠言不是來自左派和**，而是以孫文主義學會為中心的右派分子製造和散發的。目的在於挑撥蔣介石同汪精衛、**以及蘇聯顧問的關係。這是因為廖案發生後，右派在廣東受到嚴重打擊，右派頭面人物被迫紛紛離開廣州了，這時右派就採取、也只好藉助於謠言來分化瓦解廣東革命政權。右派散佈的謠言大量的還是破壞國共合作、**反蘇聯顧問的。其中反蔣的謠言，右派是想利用蔣介石多疑的性格，設圈套挑撥蔣**反汪，達到為我所用的目的。其實蔣介石並不是如右派所想象的那樣好利用，容易被別人牽著鼻子走的人。蔣介石說過：“我從來的意志，沒有一個人能夠動搖的，決不能聽人家包圍來改變我的主張的”，“應該怎樣主張，就怎樣實行，沒有聽從旁人的主張來隨時變更的，或者受人包圍，另外做旁人的一個留聲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