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逝世週年紀念，上午九時，往中央黨部行禮，致哀敬，並發表感言。
追念總理不已，檢遺札裱手卷，並請譚延?作跋。
午後四時，季山嘉就談，極陳北伐之不利，力闢其謬妄。
蘇聯總顧問並未被辭職，蔣介石與他之間的矛盾依然很激化。問題的焦點還是“北伐”。
附跋：
〔先總理孫先生手札二十三通，皆與吾介石同志者。第一、二兩通，乃十二年先生居上海時書，第三至二十二，凡二十通，前六通十三年廣州大本營書；後十六通，則督師韶州時書；第二十三通亦十一年書，我軍方下福州也。先生偉大之人格，高遠之識解，謀慮周詳，斷制果毅，胥可於此二十三書中窺見之。至其期望介石之深，與待之之厚，諄諄如家人父子，尤令人三複感激，不能自已。介石謹裝成卷，朝夕諷誦，當無異於耳提面命，其自立以副先生之所言也必矣。延?從先生日淺，而此書中事，則皆耳熟能詳。展卷敬觀，追維疇昔，侍坐款語，如在目前，不禁涕泗之橫集矣。荀息有言，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雖甚駑下，請事斯語，以從介石之後，其可乎。15年4月，延?謹記。〕
上午，在中央軍校補行總理逝世週年紀念。
下午，送沈應時出殯。
曰：“頃聆季新言，有諷餘離粵意。其受讒已深，無法自解，可奈何?”
14日，對於蔣介石辭職一事既未認可，又不慰留的汪精衛，竟暗示蔣介石離開廣東。
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中牽強附會，推卸責任道：
“此時，我方知道如我不離粵，不測的事件就要發生，但我辭職而未獲準，如果自動離粵，又陷入棄職潛逃的罪名。……”
晚，對官佐學生講總理遺訓。
近來所受苦痛，至不能說，不忍說，且非夢想所能及者，是何異佛入地獄耶。
17日晚上，蔣介石在軍校對官佐學生演講，其中說道：“要知我們革命，既以國家和人類為前提，便沒有感情可言，也沒有餘地可留了，這樣才能成希望革命成功。所以若有哪一個同志、官長或黨代表，要做破壞革命和違反革命的事，不論下級對上級、上級對下級，都要嚴厲監督”從蔣的這些話中，可以看出他對兩天之後所發生的中山艦事件採取的嚴厲措施是早有準備的。他是在造輿論!
另外，廣州發生的製造謠言，與其說右派想以此來促使蔣反汪**，還不如說是蔣介石正好利用了右派所製造的反蔣空氣(即所謂“倒蔣運動”)達到了他向**開刀的目的。蔣介石不但沒受到右派製造謠言的左右，他還嫌右派製造的謠言不夠勁，他自己又製造出有人兩次要暗殺他的駭人聽聞的謠言。一起暗殺是：有一隻可疑的汽艇靠上了蔣介石往返黃埔與廣州市乘坐的專船，汽艇上的人問蔣校長在船上否?幸好蔣那次沒乘坐自己的專艦。第二起就發生在三月份的“中山艦事件”前不久，情形是：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的辦公室裡，來了一位形跡可疑的不速之客，在辦公室的樓下問蔣校長在辦公室否?等蔣介石得到通報，要接見來人時，該人卻又不辭而別了。
發生以上這樣兩起事情，是很可能的，但是蔣介石舉不出這兩起事件中有行刺的跡象，所以說是蔣介石自己在配合右派分子製造謠言，為自己發動反汪**事件找藉口，推脫罪責。事變發生後，右派分子額手稱慶，過了若干年之後，西山會議派分子鄒魯還津津樂道，說這是他們利用了蔣介石的多疑性格，設下了圈套，挑撥了汪蔣的關係，為搞垮國共合作奠定了基礎。
附蔣介石對官佐學生講演節錄
我想和大家講的話很多，可惜沒有閒暇，不能隨時儘量供獻，今天把我的人生觀要點特別提出來，和大家講一講。總理平生教訓我們的話，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句句話都很重要，尤其是對於我們革命黨員，更覺得十分重要。總理說革命黨人做事是極端的，不是站在中間的；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可知做事不在極端，就在中間，不能積極，就是消極，便不配做革命黨員了。所以富於革命性的人，不管他做什麼事，必定是極端的，積極的。要做一個革命黨員，除了必須這二個極端和積極的條件以外，還有一個附帶的要件，就是思想要純正簡單。比方做一件事，應當怎樣做，便怎樣做去，只要尋到革命的道理上做去，就好了，切不要過於疑慮。總理說要純正簡單，就是這個意思，因為思想一複雜，便不能做事，即使做下去，亦不能徹底，這是可斷言的。大家既然入了本校，立志革命，就要遵守總理遺訓，做事就要極端、積極和簡單。……要知我們革命，既以國家和人類為前提，便沒有感情可言，也就沒有餘地可留了，這樣才能希望革命成功。所以若有哪一個同志官長或黨代表，要做破壞革命和違反革命的事，不論下級對上級，上級對下級，都要嚴厲監督。但一面以紀律規範他人，同時亦要以紀律規範自己。……本校長唯有以總理之精神為精神，以總理之意志為意志，望各同志亦以此意志為意志，則精神沒有不團結，意志沒有不統一，革命亦沒有不成功的。
下午四時，在中央學校開會，力主北伐。
**作亂。傍晚，海軍代理局長李之龍，矯令中山艦駛泊黃埔。
蔣介石權位欲極為強烈，含而不露，善玩弄手段。先是辭職，後又給汪精衛、季山嘉以顏色，接著借“反蔣”傳單大作文章，自編自導有人要加害於他，於是乎，一場“好戲”開場了，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或稱“三二○事件”。這恐怕便是試圖展翅高飛的初次實踐罷!
關於這一事件，論者頗多，但卻早成定論，並非“千古謎案”。
1926年3月18日，蔣介石指使他的一個親信――海軍學校副校長、孫文主義學會成員歐陽格，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名義，打電話給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長李之龍(中**員)，令他將中山艦調黃埔港候用。(中山艦，即1923年孫中山廣州蒙難時所駐守的那艘“永豐艦”，孫中山逝世後，為紀念他，而改名為“中山艦”。)於是，該艦從廣州開來，停泊在軍校前面，卸下炮衣，鍋爐生火，枕戈待旦，聽候使用。
與此同時，北京發生一慘案：
就在中山艦事件的前幾天(1926年3月12日)，發生了所謂大沽事件，日本軍艦和馮玉祥的國民軍開火。這是由於日本軍艦引導著奉軍船艦意圖突破國民軍佈下水雷所封鎖的大沽港口，因而導發之事件。於是，日本和列強國乃以此為藉口，強硬提出要求停止在北京、天津一帶內戰的最後通牒，壓迫北京政府屈服。
對於此一“屈辱外交”感到激憤的北京學生和民眾，乃於3月18日在**前舉行抗議大會。未料，段祺瑞竟下令向遊行請願的隊伍開槍，肇成了死亡47人(一說57人)、負傷200多人的所謂“三一八慘案”。因此，在民間，“打倒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聲浪為之沸騰。
上午，往晤汪兆銘，回寓會客，痛恨**挑撥離間與其買空賣空之卑劣行動，其欲陷害本黨、篡奪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於此當機立斷，何以救黨，何以自救，乃決心犧牲個人，不顧一切，誓報黨國。竟夕與各幹部密議，至四時，詣經理處，下定變各令。曰：“權利可以糞土，責任豈可放棄乎；生命可以犧牲，主義豈可敝屣乎。此時再不決心，尚待何時，此時若不殉黨，何顏立世。今日事只有直前奮鬥，以期毋恭所生，不負初衷。”(此段文字，原為：“……回寓會客，恨**陷害，決赴汕避禍。午後五時行之半途，猛思‘我何為示人以弱’?仍返東山，誓犧牲個人一切，以救黨國。竟夕與各幹部密議，至四時，詣經理處，下定變各令。)
這日記是蔣介石公開反對中國**，決意與**勢不兩立的誓言，自供狀。他之所以案發次日“往晤汪兆銘”，其一，試探動靜；其二，敲山震虎。
說得好聽：“權利可以糞土，責任豈可放棄乎”，不為權力之爭，豈有如此鄙劣之手段?!
明明是他蔣介石，命人口頭命令中**人李之龍將“中山艦”開往黃埔，而李開去後，蔣又否認曾向他下命令之事，說李欲綁架他。於是說**有野心必須限制中**人的許可權，誣陷汪精衛也參與此事。
上午準備回汕休養。而乃對方設法陷害，必欲使我無地容身，思之怒髮衝冠。下午五時行之半途。自忖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實，氣骨安在?故決回東山，犧牲個人一切以報黨國也。否則國魂消盡矣。終夜議事，四時詣經理處，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以其欲擺佈陷害我也。
20日天色將曙，蔣介石即以廣州衛戍司令部之名義，釋出戒嚴令：將李之龍等人逮捕，嚴加訊究；出動部隊，解除廣州市區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扣壓軍隊中包括周恩來在內的擔任黨代表的多數中**員；包圍蘇聯顧問寓所和汪精衛住宅，監視其行動。
為何出現此等局面?其說不一。
蔣介石在《關於處置中山艦事件之自請處分書》(1926年3月)中說：
“本月18日酉正，忽有海軍局所轄中山兵艦駛抵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官學校改名)，向教育長鄧演達聲稱：‘系奉校長命令，調遣該艦，特來守候’等語。其時，本校長(蔣介石)因公在省，得到此項報告，深以為異，因事前並無調遣該艦之命令，中間亦無傳達之誤。而該艦露械升火，經一晝夜，停泊校前，至19日晚之深夜開回省城，無故升火達旦。中正防其擾亂政府之舉，為黨國計，不得不施行迅速之處置，一面另派海軍學校前副校長毆陽格暫行代理艦上事宜，並將該代理局長李之龍扣留嚴訊，一面派出軍隊於廣州附近，緊急戒嚴，以防不測。”
周恩來於1943年回憶此事，說：李之龍當時是中山艦的艦長。他抓住了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走私，報告汪精衛。陳肇英是蔣介石手下的人，自然向蔣介石報告。於是蔣介石在右派的支援下，乘機發動了“三二○事變”，造謠說中山艦要炮轟黃埔學校，**要趕走蔣介石。他逮捕李之龍，下令黃埔戒嚴，監視各師黨代表，包圍蘇聯領事館，監視蘇聯顧問，解除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把我也軟禁了一天。蔣介石與右派勾結，打擊汪精衛，向**進攻，向革命示威。
李之龍於1927年4月，著文講述了關於陳肇英其人：
陳肇英，浙江乍浦人……以同鄉之關係，逢迎蔣介石，得為虎門要塞司令，憑其地位與勢力，專門做扒錢的勾當……之龍用海軍政治部主任的名義報告總政治部主任陳公博、總黨代表汪精衛及蔣介石。結果，軍事委員會將陳肇英撤職查辦。蔣介石得到陳肇英走私的訊息，置若未聞，任陳肇英住在黃埔軍官學校附近之長洲要塞司令部，進行其反革命之陰謀活動，以圖報復李之龍。
汪精衛事後批評此事，說：
蔣同志做2月20日之事，是獨斷獨行，未嘗謀之於我們的。就事後蔣同志給我的手書及蔣同志所做出來的事情來看，可以歸納到以下兩點：第一，蔣同志並沒有拋棄聯俄聯共政策，尤其沒有拋棄聯俄政策的意思。第二，同志以為國民革命是本黨的使命，應由本黨主持，對於蘇俄顧問及**人之勢力增長，不可不加以制裁，以免大權旁落。以上兩點，是蔣同志當時的根本思想。因為有了這樣的根本思想，所以聽得關於中山艦之一方面報告，便一觸即發。後來雖然這一方面的報告，是不實的，但藉此裁抑蘇俄顧問及**人之勢力增長，也未為非策，所以就這樣的幹下去了。
今日來評論三家之言，可以看出事件的發端：周恩來說是“打擊汪精衛，向**進攻”，一語中的；汪精衛說蔣之用心“以免大權旁落”與周語大致相同；蔣說目的在於“防其擾亂政府”，純屬妖言惑眾，無稽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