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戴傳賢書，矢志為黨犧牲。
蔣介石復戴傳賢書已佚。
附戴傳賢來書
弟匆匆便去，未能事先告兄，歸滬後屢欲有所言，而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舉筆者屢，方舉旋又放下，不若與他人書時之易為，蓋親愛之至者，益難為言也。
抵滬後本欲即回湖，因此間尚有事待理，行李書籍又未寄來，故暫處以待，數日後乃歸耳。國事當時代轉換之秋，舊秩序已破裂，新秩序未建成，人自為意，必不可免，蓋社會心理在革命期中之必然態狀，無足憂亦無足懼。
吾人但有正確之見解與寧靜之態度以對之，斯得矣。若正確之見解不能得，則寧靜之態度更何從具，先生所謂行之非艱知之維艱是也。
不學無識而又懶惰性成如弟者，當此危局，自顧憂慚，頹然思退以自牧，亦事理之當然，非有他也。吾兄以飽經憂患之身，具堅貞不拔之氣，沉毅豪俠，殆聚程不識李廣為一人，豈不甚可敬佩。唯所慮者，社會之改造非僅賴個性之統馭所能成功，改造者之偉大，唯於其所持理想原理之偉大與性格之仁厚、感化力之強弱中見之，而他之莊嚴皆副德，猶之佛之三十二莊嚴相，實非莊嚴之謂耳。
兵凶戰危，載舟以此，覆舟亦以此，操之之難，恐倍於他業；若只賴個性以為統馭，臨之以模範矜式，恐非持之之道，蓋在時代之社會心理上，其為暗示者小而其為感化者薄也。弟為此說，詞晦而理昧，不足以盡意，然吾兄且志之，三年後當有顯明之例示吾人耳。二十年奔走四方，刺激既多，心理早呈變態，不僅敏過而已，是以自持甚疏，而論人論事往往有當。
兄常謂弟之盛言厲色，易使人難堪，此誠有之，今稍稍自損，欲求有合，唯三十既往，行且近無聞之年，求學已難所入，唯情性之改革，豈易為哉?且彼此之友誼，且四千日，既有所知，不敢不告，且恐弟不言，則終無第二人能言，亦無第二人敢言。在兄左右之賴以出入者，於此等處則不唯不敢，且更不知，是弟之言之，蓋不得已也。嗟乎，十年以來，舊友雕喪，餘者幾何?寂寞之感當有同情。對此狂人，必加宥恕耳。(7月5日晨5點鐘)
對軍校第一期學生講明黨員對於三民主義不能再有懷疑與批評的態度。
附蔣介石對第一期學生講明黨員對於三民主義的態度節錄
方才黨代表對你們所講的話，是很重要的話，你們要切實記著。無政府主義，說得好聽些，是一種很高尚的理想；說得不好聽些，就是浪漫主義、退化主義。但是本黨很老的同志，如李石曾、吳稚暉、張溥泉諸先生，論他們的操守道德，差不多都是可以作本黨的模範的先進。他們從革命以來，沒有爭過一些權，也沒有奪過一些利，永遠是一個純粹的革命黨，可是他們也是相信無政府主義，就是我自己也經過這一個思想的階段，後來和同志們詳細討論，經過種種研究和經驗所得的，再按著中國的情勢以及現在的潮流，下實際體察的功夫，才知無政府主義不猶不能救中國，實在是禍害中國、滅亡民族的主義，才知道想救中國，非本黨總理的三民主義不可。我們並不是妄自菲薄，我們的聰明實在是及不上總理，總理的理想實在比我們高出一等。現在我們中國，處在這種極危險的環境裡，國內只有種種壞人、官僚軍閥，勾結外國帝國主義來謀害中國，試問有誰能想出一個主義來救中國?除了本黨總理的三民主義之外，還有第二個的主義可以救中國嗎?若是沒有這個三民主義，我們中國的危險究竟怎樣解除，我們的國家究竟怎樣建設，我們就是拼命地去革命，究竟從哪裡下手，這樣想來，幾乎要發神經病。像我這樣的人，或者因為發了神經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如果到了這種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們中國不是更加危險了嗎?現在有這個三民主義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略，我們革命黨，還可以慰藉我們自己革命的心理，馬上按著去實行。……前幾天有一個學生要求退學，按本校的章程，本來是不準學生退學的，只有本校開除學生的。他要求退學，我叫他來，問他要退學的理由，他說他是因為思想變更，所以要求退學。我問他變更的什麼思想，他說他近來相信無政府主義了。我又問他相信無政府主義，是從什麼時候起的，在進本校以後，還是在進本校以前呢，他說是在進學校以後。若是他相信無政府主義在未進本校以前，那只是我們教育感化力不大，這個責任還輕些，既然是進本校以後，這就是本校教育者應該負這個教育不良的完全責任了。本校是三民主義的學校，為什麼能使一個學生信仰無政府主義呢?因此我又問他，你相信無政府主義是什麼原因，他說是外邊的朋友寄給他無政府主義的書報，他看了那種書報，就相信無政府主義了。我對他說，你當初來入本校，當然是對於三民主義經過你自己的考慮相信之後，才來入黨入校的。既然進了本校，你的主義就不應該變更，就不應該對於三民主義再有懷疑，這是本校明白宣佈過的事。現在你自己的思想宣戰，以至於行為矛盾，照本黨與本校的紀律說起來，是說不過去的。但是我想留他這種學生也無益，因此我與黨代表商議，得了黨代表許可，就準了他的告退。……當時他所回答的話，語無倫次，神經病發得很利〔厲〕害，因此我當時把衛兵長叫來，暫時把他拘禁在禁閉室裡，因為看他那種神經病的樣子，實在不能放他出去，恐怕他一出去，就去尋死闖禍也不一定。……本校是為實施三民主義而創辦的，除了按照三民主義的思想去實行外，沒有別的事，也不許有別的主義侵犯到這個學校裡來。以後我們黨員對於三民主義絕對要服從，不準有一毫懷疑，而且不許有批評三民主義的態度，如果有懷疑三民主義或變更三民主義的人，就是叛黨，那都是我們的敵人……
晚，召集軍校各職教員學生暨特別區黨部各組組長臨時會議，並講明辦事應痛除舊習，及組長的責任。
附蔣介石講話節錄
現在校裡有些事情要和大家說明，所以今晚召集各職教員以及本校黨部各組組長到來開會，但今晚並不是組長會議，是學校臨時會議。我們學校裡自從黨部成立以後，全體人員都沒有精神，和從前大不相同了。……中國人向來有種最不好的習慣，就是疲玩敷衍、不負責任，無論什麼事情到來，都不肯振作精神去處理解決，民族性如此，所以往往被外族侵略進來。如果人民精神不疲玩，就是外族侵入，還有挽救的方法，精神疲玩了，就完全沒有勇氣抵抗了。中國自宋朝以來，沒有隔一二百年不受外族侵略的，這就是中國人精神疲玩的結果。此外中國人還有一種不好的習慣，就是推諉延宕，而且自己固不願意去做，卻也不願意人家去做，這更是現在中國人的劣性。……此次國民黨大會以後，本校黨部所選出的組長，他們應該負指導黨員完全的責任，每一小組不過黨員七八個人，他都不能照管得來，將來的大事更不消說了。原來黨部推出組長的意思，是想他做黨員的模範，他應該照組長的責務實行，才對於革命事業上有點裨益，不然，要推出組長做什麼。至於本校的教職員，本來很有負責任的，但同時也有許多不負責的，遇著什麼事，也有推諉不肯振作精神來做的。所以我說疲玩與推諉，是我們中國人最普遍的毛病。我們學校裡辦事的精神，比起別的團體或學校，本要算是特（突）出的，但是還沒有完全照著本黨的計劃與意思去做。比方各隊隊長，自從黨部成立以後，便不大負責任。我曾說過，自黨部成立以後，管理學生的責任，五分之四要交給學生自己，官長便誤會我的意思，以為沒有權管理學生了。至於組長，又推說黨裡對於組長的責任還沒有明白的規定出來，無從照辦，因此弄到學校無人負責，這還成一個什麼學校。……我們革命黨，不但辦事不要拘泥陳腐的習慣，就是戰術戰略上說，如高和羅夫將軍所說的，他們俄國革命軍戰術，完全不照德國、法國的原則，而他們就像拿破崙的戰術一樣，學他一種特別的戰術原則，這句話真是不錯的。我們革命軍這十幾年來不能得到勝利，就是拘泥各國戰術原則的結果，這是我對於高和羅夫將軍最佩服的地方。我們中國人辦事，每每注重虛文，比方一個團體，章程定得很好，但事實上都不能照辦，〔所以我每見著這種定章程規則的事，就要頭昏腦漲了。〕我希望大家能照著一個主張去做，不必一定要等章程定好。從古以來，不論中國、外國，無論法律如何規定得好，沒有人能運用，還是不行的，有了真心辦事的人，就是沒有法律，也可以辦得好的。……一個人辦事，只要問得自己的良心過，就可以辦，不要怕人罵我怨我，如果我們怕罵怕怨，便推諉疲玩，那麼做組長的，便是同學的罪人，而且是事業上的敵人了。我們學校裡，到了晚上，官長本應到學生自修室和寢室去巡查的，但近幾天我總不曾見過官長出來巡查，或者有少數出來巡查的，我沒有看見，也未可知，不過總沒有如從前巡查的那般熱心。組長也是一樣的不負責，對於同學的行動思想如何，毫不關心，本來組長是幫助長官指導同學的，官長固然不能因為有了組長，便不負責。但是既有組長，一定要組長負責，和官長一齊辦事，才能辦得好，不然，還要組長和官長做什麼用呢?……還有一件事，就是前次有個學生。他說因為思想改變，相信了無政府主義，請求退學。我們現在發現一個證據，他並不是真正思想改變，他是因為在外面謀著了一個差使，怕這裡不准他退學，所以就借無政府主義為詞。由此可知，做組長的不認真監察同學的行為思想，是極不好的了。以後凡是與本黨違反的書報，非經本校許可的，一概不準閱看，這種事，要組長負完全責任。辦革命的事，非用嚴厲手段不可。……所以從今以後，不管他有沒有章程，都要照著我所說的辦法，剛毅果決，認真做去，學校裡才有希望，主義才能成功，若果不能，本校長固然有罪，大家也不能辭咎，因為一個學校的壞，不是一個人可以壞得了的；一個學校的好，也不是一個人可以好得起來，總要大家同心協力，始終一致，貫徹本黨的主張，不愧為本黨黨員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