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觀電燈泡製造廠及發電廠。其中工人俱樂部、學課及手工音樂補習室，各有專科教師，尤以社會科學為最主要，其餘各販賣合作社、圖書館、閱報室、膳廳、戲館，無不應有盡有，而以職工會及少年**部主其政。關於工廠之歷史、工人之狀況及廠中資本之盈虧，皆製表揭示辦公處，藉供眾覽焉。
從蔣介石的這篇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對蘇維埃的工廠及這裡生產、生活著的工人是羨慕的、讚賞的：工廠有工人俱樂部、學課及手工音樂補習室、販賣合作社、圖書館、閱報室、膳廳、戲館，“無不應有盡有”!其欣喜之情溢於言表。而對工人以職工會及少年**部主其政、廠中資本盈虧製表揭示公開，更是聞所未聞，令人耳目一新。
參觀西鄉太太兒等處農村，由蘇維埃員導往。先入其村蘇維埃，如吾鄉之鄉自治會，而制度不同。再觀其小學校及消費合作社，校中成績皆日用生活品，如衣食住什具之類。乃至第二村後，導觀其鄉蘇維埃，規模較大，立法、司法、行政三權皆由此濫觴，鄉警察隸屬於此，觀畢回京已七時餘矣。途次覺甚寒冷。
在俄日司其國語，喜弄琵瑟與琴，看馬克斯學說上半部，頗欲厭去，至下半部，則生玄悟而不忍釋卷矣。
在蘇聯，蔣介石特意對村蘇維埃作了考察。他得到的結論是“村蘇維埃，如吾鄉之鄉自治會，而制度不同”，“鄉蘇維埃，規模較大，立法、司法、行政之權皆由此濫觴，鄉警察隸屬於此”。蔣介石於1956年12月所撰的《蘇俄在中國》說：“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對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對同樣的事物，不同的立場便有不同的看法，一點也不錯。
遊莫斯科舊皇宮，規制壯巨集，與在彼得堡者相埒，而藻飾則遠不如矣。參觀中央執行委員會，入其會員席，聽衛生總長報告。
莫斯科的皇宮即古建築群克里姆林宮，始建於14~17世紀。十月革命前是俄國沙皇的宮殿。克里姆林宮的宮殿建築中，用多稜的白石砌成的多稜宮最具特色，內設俄皇寶座。大克里姆林宮是克里姆林宮的主體宮殿，為2層樓建築，計有700個廳堂。革命區，克里姆林宮一直是蘇聯黨政機關所在地，故此蔣介石參觀舊皇宮之後，順便參觀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併入其會員席，聽取了衛生總長的報告。
下午往車站迓邵元衝，與同歸賓館，商議處置代表團方法(時諸代表意見齟齬)。
蘇俄各地皆有少年**支部，集中青年力量以充實改造基礎，是其第一優良政策。
邵元衝(1888―1936)字翼如，浙江紹興人。1906年參加中國同盟會。1911年留學日本，認識孫中山。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任《民國新聞》主編。1914年參加中華革命黨。1915年12月在上海参與肇和艦反袁起義。1917年任孫中山大元帥府機要祕書，代行祕書長事。1919年後，赴美國學習，並奉命視察海外黨務。1923年11月4日始率赴俄考察團抵達莫斯科。
蔣介石所言“時諸代表意見齟齬”，他是這樣說的：“我們訪俄代表團4人之中，3人都是國民黨員，只有張太雷一人是共產分子。訪問團一到俄國，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誘到他一邊，與我們對立起來。於是，代表團各種計劃、考察工作、對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見和主張，都不能一致。”〔蔣介石《蘇俄在中國》(1953年12月)〕
事實上，在訪蘇期間，蘇聯**人曾多次勸說蔣介石加入國際**，但蔣介石則以必須俟向孫中山請示為理由予以拒絕。蔣認為勸誘加入**，就是分化國民黨的一種手段，而且代表團內部已經被**人所滲透。
1921年6月，張太雷與楊厚德一起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會後留在蘇聯籌備和召集遠東各民族代表大會。1923年初，張太雷奉**中央召調，回到中國。此時，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開始高漲起來。在中國**的面前，出現了**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中央決定，張太雷也要作為代表參加國民黨執委會。加入國民黨這一行動本身，同時也要求中國**進一步鞏固自己的組織。因此，**中央決定，要加強黨組織，張太雷是該組織的領導成員。他不僅在工人中做組織發展工作，而且遵照黨的路線做國民黨的工作。這一路線在兩黨間已得到共識，在國民黨中發展**員與**員加入國民黨是等同的，並非什麼“誘”，更無“分化”可言。
往莫斯科蘇維埃，參加革命紀念，聽加密烈夫、蒲哈靈等談說。又見海軍革命發難二官長及一手水，登臺表述其勳勞光榮，心頗感動。會散即回賓館。
參加莫斯科蘇維埃革命紀念會，所見所聞“心頗感動”，足見場面之熱烈、演說之動人。
為蘇維埃共和國革命六週年紀念，履紅色場觀閱兵式，軍隊加入者約有兩萬人。
前日聞本軍失利，總理東駕涉危，深以違侍左右為悔。
對於“本軍失利，總理東駕涉危”一節，蔣介石“深以違侍左右為悔”。這的確是難以挽回的事實。
此時的廣州異常不穩定，軍閥隊伍擁塞羊城，坐吃山空，政府背了越來越多的債務。更有甚者，廣東附近的河流上還有海盜騷擾，未經許可或未納資金，任何人都休想透過。孫中山治理的廣東處於內外交困之中，癱瘓、**和恐懼侵蝕這座城市。從1923年8月，形勢進一步惡化，一些對孫中山及支援他的軍閥極其厭倦的廣州人，慫恿陳炯明的軍隊收復該城。9月，孫中山設在廣九鐵路附近的軍事司令部被摧毀；10月，當鮑羅廷抵達那裡時，孫中山正面臨著又一次攤牌。11月初，這一時刻來臨了。
鮑羅廷在11月12日寫給加拉罕的報告中說，廣州正經歷著一場浩劫；該城的陷落和孫中山政府的倒臺隨時都可能發生。
下午，偕邵元衝、沈定一、王登雲重遊不寂之園。晚訪白臘洛夫。
又去遊覽名勝，而且獨獨不偕張太雷，豈不“分化”狀?
又與邵元衝、王登雲遊不寂之園。是園地勢高坦，樹林整鬱，其風景當推莫斯科第一。
遊興不已，流連忘返。
這次，將被張太雷“誘”過去的沈定一開除。
往見蘇維埃議長加利寧，一誠篤農民也。問渠國外大勢，不知所答，其勞農專政國之代議士哉。
蔣介石對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加里寧的評價實屬偏見!什麼“誠篤農民也”、“勞農專政國之代議士哉”，不一而足，尖酸苛薄，實為不恭。
米哈伊爾?伊萬諾維奇?加里寧，蘇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政治活動家。
1919年3月30日，根據列寧的提議和黨中央委員會的推薦，加里寧當選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接替去世的斯維爾德洛夫。列寧是這樣介紹他的：“這是一位從事黨的工作將近20年的同志；……彼得格勒工人已經深信他是具有接近廣大勞動群眾的本領的，當他們缺乏黨的教育時，當宣傳員和鼓動員不能以同志式的態度靈活地接近他們時，加里寧同志成功地解決了這一任務。”此後，他在蘇維埃國家的領導崗位上，勤勤懇懇工作了27年，始終保持同工農群眾的密切聯絡。事無鉅細，他都親自過問，從不要祕書代他起草檔案，被稱為“全蘇的老總管”。
遊不寂之園，此第四次也。
是日，接電聞悉粵局極危，因之嘗夢身護帥駕，夜驚起曰：“中帥無恙耶，吾何以曩時必欲負氣遠行也，是亦不可以已乎。”
遊山玩水，再三再四，景不迷人人自迷!
關於廣州的局勢，從美國著名作家丹尼爾?雅各布斯所著《鮑羅廷――斯大林派到中國的人》中的一段文字，可見一斑：
孫中山的失敗和出亡迫在眉睫，無牽無掛的鮑羅廷開始發揮旁人未能發揮的領導作用了。11月12日，在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孫的顧問班子――召開的會議上，許多中央執行委員看到垮臺近在眼前，竟然問道他們是否應該被召來開會。難道他們不該待在前線，而是應該準備逃跑?鑑於失敗主義情緒蔓延，鮑羅廷鼓勵他們繼續進行抵抗。他向委員們保證：並非大勢已去，人們把陳炯明軍隊估計得過高了，依靠革命精神，他們依然能夠壓倒敵人。中央執行委員們被鮑羅廷說服了，他們驅車前往各自的街區，鼓勵當地的將軍們堅守陣地，幫助組織防衛。
蔣氏如後悔“負氣遠行”，大可立即返國，以助孫中山一臂之力也，何必魂牽夢繞，悔話連篇?
上午，與趙世賢等談事。下午，宴會，討論莫斯科本黨進行辦法。對大眾演述中國國民黨主張及代表團來俄使命，至此方得一般諒解。
趙世賢即趙世炎(1908―1930)四川酉陽人。1922年6月與周恩來等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任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同年成立中國**旅歐總支部，任總支部書記兼法國支部書記。1923年去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蔣介石與其談事，恰為此時。
抓住時機對大眾演述中國國民黨主張及代表團來俄使命，是恰當的聰明之舉。這樣，也就不辱孫中山予以的重任了。
與托爾斯基書。
晚，列席莫京蘇維埃大會，旁聽一年來之政治報告，工業已恢復至戰前百分之六十，賃金比去年增加一倍，築就工人房舍，能容一萬餘人。三萬失職工人，政府月各給銀八圓，是其重要部分也。
致托洛斯基書大意：此次負國民黨使命，代表孫先生來此，要求貴政府於本黨所主張西北計劃，力予贊助。華人懷疑俄國侵略蒙古一點，務望注意避免，並即辭行。(托爾斯基即托洛斯基)
會教育總長魯那哈斯基，其言教育方針。一、統一教育制；二、應辦專門學校；三、接近實際生活；四、注意勞工學校；五、廢除宗教；六、男女同學；七、學生管理校務。常年教育經費，中央與地方合計為百分之十四，統計為一萬四千萬元，尚不足預算三分之一也。晚，訪越飛君。
蘇聯的教育方針對中國教育影響很大，國民政府的教育改革，基本是按這個路子走的。
遊不寂之園，仍與邵元衝、王登雲同行，此第五次也。躑躅良久，就此與園悵別。
五次遊寂園，尚不盡興。“與園悵別”之語，道出無限的留戀之情。
見托洛茨基，其人慷爽活潑，為言革命黨之要素，忍耐與活動二者不可缺一。深感個性消極，尤宜致力乎此。晚，見齊採令(林)辭行。
蔣介石在蘇聯會見的人物，以人性來衡量，特別留有記憶的，是在當時任軍事人民委員的“紅軍之父”托洛茨基。
“我在莫斯科期間，與托洛茨基相談最多，而且我認為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為爽直。我在離開莫斯科以前，最後與託氏告別的一次談話時，他與我討論亞洲各國革命問題，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與土耳其。……最後，再談到援助我們中國國民革命的問題。托洛茨基託我回國要口頭報告我們國父的一點，就是他們蘇俄自1920年對波蘭戰爭結束以後，列寧對於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對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應在道義與物質上予以儘量援助，但不復使用其正式軍隊直接參戰，以避免其在各國革命期間再對蘇俄引起民族有關的問題。”
“所以他又鄭重地說：‘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與經濟等需要，都當盡力所能，積極援助’。”
當最後和托洛茨基見面時，他曾這樣地對蔣介石說：“革命黨之要素，忍耐與活動二者，不可缺一。以此為臨別贈言。”
托洛茨基於翌年喪失其地位，被放逐國外，從而展開對於第三國際和蘇聯的批判運動，終於走向後來被暗殺致死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