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向伏牛山、嵩縣(河南省)一帶我軍襲擊，並窺伺皖省府所在地之立煌，不斷侵犯。 即其有力匪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此其不僅為擾亂我軍與盟軍接應之計劃，而另一目的，乃牽制我黃河以南各軍不能向華北前進。故此時我軍必須準備有力部隊向華北挺進，以直接打破共軍向南之各種企圖也。
1945年，反法西斯戰爭在全世界已經勝利在望。在中國戰場上，日本帝國主義正在作垂死的掙扎，為了打擊侵略者，**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1944年區域性反攻取得很大勝利的基礎上，進一步給日偽軍以沉重打擊，牽制敵人兵力，積極配合正面戰場戰鬥，深入敵後，擴大解放區，解放那裡的同胞，這乃是深得民心、功在國家的正義之舉。何罪之有？
據1945年5月13日《解放區收復城市概況》一文載，在解放區戰場，到此日止，從敵人手中完全解放的縣城66座。華中區：阜寧、武康、德青、嘉山、泗陽；晉察冀區：阜平、肅寧、靈邱；晉冀豫區：平順、涉縣、武鄉、黎城、榆社、林縣、沁水、陵川、沁源、陽城、晉縣、左權、和順；冀魯豫區：壽張、陽穀、邱縣、清豐、朝城、莘縣、內黃、濮縣、濮陽、大名、南樂、南宮、新河；山東區：海陽、棲霞、利津、沂水、樂陵、文登、榮成、臨邑、莒縣、蒙陰；晉綏區：興縣、臨縣、河曲、保德、偏關、岢嵐、方山、嵐縣、五寨；河南：澠池等。
如果再加上“日記”所說的“伏牛山、嵩縣”這大片土地和近億的同胞從敵人鐵蹄下解救出來，不是一大幸事嗎？
日記中所言“襲擊”，這倒也需要考察一番。
其實自1939年4月山東國民黨軍秦厚榮部製造的“博山慘案”以來，國民黨頑軍對八路軍、新四路，以及抗日根據地人民，一天也沒有停止過“襲擊”。遠的如“皖南事變”姑且不說，就從1944年算起：
1月28日，閻錫山的61軍及雜牌武裝共1萬餘人，侵佔太嶽解放區之浮山西南塔兒山地區。
8月11日，閻錫山的61軍又勾結日軍，進攻八路軍。
1945年3月27日，國民黨第三戰區令頑“蘇皖挺進軍”由天目山、孝豐地區進攻新四軍蘇浙根據地，新四軍被迫自衛，經兩次反頑作戰，殲頑3400餘人，並佔領了天目山，解放了孝豐、臨安。
同年5月23日，第三戰區52、79等10個師(有稱為14個師)6萬人的兵力(內包括美國訓練裝備之精銳部隊)，在浙西以上官雲相為指揮官、李覺為前敵總指揮，兵分左中右三路，向新四軍蘇浙軍區進犯。為顧全大局，新四軍於****退出新登，8日撤出臨安與全部天目山地區。但蔣軍得寸進尺，深入解放區達百里。
就在蔣氏日記的第二天，6月10日，國民黨頑軍傅作義部騎兵1萬餘人，由河套、伊克昭盟向綏西、綏南解放區大舉進犯。
事實勝於雄辯。誰人都知道，“賊喊捉賊”是蔣氏貫用之把戲。
至於日記所提“其有力匪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云云，蓋指江北南下新四軍第一師部隊。該部隊司令員粟裕、政委譚震林、副司令員葉飛。此部並非“侵入”而是奉**中央之命，為對日寇發動區域性反攻，收復失地而南下的。同時南下的還有八路軍359旅組成的5000人的“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遊擊支隊”(簡稱“南下支隊”)。王震任司令員、王首道任政委，王恩茂任副政委。
“南下”如果要說有什麼“企圖”的話，就是打擊日偽軍，反擊頑固派，擴大解放區，解放那裡的苦難同胞。僅此而已。
對**透過敵寇陣地，竄擾我豫西、浙、湘各戰區，乃證明其受敵寇指使，以牽制我軍反攻之事實，應隨時發表。
在日寇先後發動“河南戰役”和“湖南戰役”，豫、鄂、湘、粵、黔、桂等有千里之地和一百多座城市相繼陷落，六千萬同胞淪於日寇鐵蹄之下的時候，**中央基於對戰爭形勢的分析和中國革命鬥爭的實際需要，做出蘊藻浜了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這就是：在鞏固和發展華北、華中等抗日根據地的同時，抽調部分主力向南發展，有力配合國民黨軍作戰實行國共合作，向日偽全面反攻。
這怎麼能叫“竄擾”，“透過敵寇陣地”不正是消滅“敵寇”嗎!難道不穿插、分割、包圍就能殺傷敵寇不成？
事實證明：1945年的上半年，中國**所領導的人民軍隊，在華北、華中、華東、華南敵後廣大區域內，對日偽發動強大攻勢，摧毀日偽據點，解放了許多縣城和集市，基本上把敵人逼近到鐵路沿線和一些主要公路沿線。從而大大縮小了敵佔區，為轉入全面反攻創造了有利條件。
敵國會臨時會議授其內閣總理以天皇特權，是為其投降之準備乎？然已難矣!
5月1日希特勒自殺，8日德國投降，不啻一顆顆重磅炮彈在日本內閣炸響，於是出現投降與繼續抓緊作戰之爭。主戰派岡村寧次要率領“中國派遣軍”12個軍，百餘萬人，準備確保中國偽滿，放棄日本本土，全力進攻重慶、西安，消滅中國抗日根據地。但日本大本營不同意岡村計劃，並指令岡村的總參謀長松井予以制止。然而岡村竟不聽大本營的命令，徑直命令園部和一郎的第六方面軍執行進攻四川計劃，發動了湘西會戰。
結果此役日軍以慘敗而告終。6月16日，中**隊王耀武率領的第四方面軍擊潰敵第二十軍之第六方面軍，殲敵近50000人。
與此同時，日本新內閣也在急於考慮對蘇對策。
5月11至14日連續三天，首相鈴木貫太郎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的成員會議，結果認為與蘇還有商量的餘地，因此決定兩項方針：
“一、防止蘇聯對日參戰；二、爭取蘇聯的善意中立”。
隨即，外相東鄉茂德請曾任首相的廣田弘毅和蘇駐日大使馬立克接洽。
6月3日、4日兩天，廣田和馬立克在箱根會談，日方提出希望尋求維護日蘇平等關係的方法，試探有無簽訂條約等的可能性；但馬立克大使則以廣田的提議有欠具體內容而延不置答，後即託病不見。
6月11日，日本國會通過了為準備“本土決戰”而訂立的“戰時緊急措施法”，授予內閣以天皇專斷之特權。
蔣介石估計，權柄易手，是提前開脫天皇罪孽，為投降做出蘊藻浜準備。但蔣認為“已難矣”!
近日忙迫，本託(陳)佈雷伐擬，以其病，至今未動筆，故不如自擬為快也。
蔣介石的文章、講演稿平時大多都是找人代筆，一般都由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捉刀。這次，陳患了重病，無奈，只好自擬抗戰勝利之廣播稿。
“唯有虔誠感謝上帝賜給我的偉大恩典和智慧。
8月10日下午7時50分，設在重慶的盟軍總部，收聽到日本東京發出的英語國際廣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佈無條件投降。這次廣播是日本外相東鄉茂德未透過日本軍事當局的檢查，代表日本政府播發的。
這時陪都重慶的大街小巷，立即貼滿了“日本投降了!”的巨幅標語，“抗戰勝利了!”的訊息迅速傳遍全國。重慶《新華日報》也以《山城沉浸在狂歡之中》為題，描寫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千千萬萬的市民湧上街頭，一片海濤似的歡呼聲，連珠炮似的鞭炮聲，此起彼伏的鼓掌聲，震撼山城的熱烈景象。
著名詩人柳亞子在這一天，聽到日寇要求無條件投降的訊息後，懷著極度興奮而又無限感慨的心情寫下一首詩：
八月十日夜電傳倭寇乞降，十二日補賦一首。
“殷雷爆竹沸渝城殷雷：雷聲。《詩?召南?殷其雷》米注：“殷，雷聲也。”渝城：重慶的別稱。，長夜居然曙色明。
負重農工嗟力竭負重：承擔著沉重負擔。，貪天奸幸侈功成貪天：“貪天之功”的省文。。
橫流舉世吾湔懼，義戰能持國尚榮。
翹首東南新捷報，江淮子弟盼收京。”
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決定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廣播《停戰詔書》的形式，正式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中、美、英、蘇四國政府也同時接受日本正式無條件投降。
同日上午10時，即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前一小時，蔣介石親自來到重慶中央廣播電臺，以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發表了《抗戰勝利對全國人民及全世界人士廣播演說》。且聽蔣氏怎麼說：
“我們的抗戰，在今天獲得了勝利。正義戰勝強權，在這裡得到了最後的證明……
“我要告訴全世界的人們和我國的同胞，相信這個戰爭是世界上文明國家所參加的最後一次戰爭。我們所受的**和恥辱，非筆墨和語言所能罄述。但是，如果這個戰爭能夠成為人類歷史上的最後戰爭，那麼對於**和恥辱的代價的大小和收穫的遲早，是無須加以比較的……
“我相信今後地無分東西，人不論膚色，所有的人們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樣親密地攜手合作。這個戰爭的結束，必然會使人類發揚互諒互敬的精神，樹立相互信賴的關係……”
蔣介石在這篇廣播演說中強調指出：
“中國同胞仍須知，‘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以到今天一貫地祗識黷武的日本軍閥為敵，而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
“我們更加不能以對敵人的無辜人民加以汙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的被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和罪惡。我們必須切記，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侮辱來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將成為冤冤相報，永無終止。絕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演說中所強調的部分，充滿了“不念舊惡”、“與人為善”、“以德報怨”的恕道。這種恕道成為蔣處理日本投降和有關事情的基本精神，而忽略了對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和戰犯嚴懲的一面。
對外敵或對手，總是手軟，“與人為善”；而對本國人民或持不同政見者，則“嚴懲不貸”，是自清朝以來當權者極為突出的劣根性。這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統治階級以天下為私物的一大政治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