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無壯備，遽爾絕交，此大危事也。
1932年年初，蔣介石仍無職位期間，聽說南京外交部長陳友仁主張對日絕交，他寫下自己的看法。
餘決心遷移政府，與日本長期作戰，將來結果不良，必歸罪於餘一人。然而兩害相權，當取其輕，政府倘不遷移，隨時受威脅，將來必作城下之盟。
日寇蓄意在上海發動侵略戰爭，是為了轉移中國人民和國際輿論對其在東北的侵略行徑。日本這時正在東北陰謀建立“滿洲國”，企圖將整個東北變成日本的殖民地。1月18日，日本五個和尚在上海馬玉山路向中國工人義勇軍挑釁，打傷了日本和尚天崎啟升（後死在醫院），日本又**公使重光葵的公館，然後嫁禍中國民眾。1月24日，日本向上海大量增兵，已有航空母艦“能登呂”號等十艘軍艦開進黃浦江。27日，日寇向上海市長吳鐵城提出最後通牒，限28日下午六時答覆日方提出的“道歉”、“懲凶”、“賠償”、“取締抗日運動”、“解散抗日團體”五項無理要求。蔣介石的親信吳鐵城，本著蔣介石“忍辱負重”的指示原則，立即派警察查封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這樣，蔣介石還“對於上海緊迫情勢放心不下”，又命令參謀總長朱培德和軍政部長何應欽，立即派憲兵第六團從南京趕赴上海。“因為此時駐防上海的是第十九路軍”，蔣介石不敢擔保十九路軍不抗日，“調派憲兵部隊到達上海的目的，則是配置在中日兩軍戰鬥部隊的中間地帶，起緩衝作用以防範不測事態。”1月28日，蔣、汪召開臨時中央政治會議。全國都以為中央定會對上海嚴重局勢作出對策。不料中政會竟一句不談如何抗日，卻作出了與抗日毫無關係的三項決定：一、懲戒陳友仁。因為陳在上海的談話批評了蔣介石。二、決定恢復新聞檢查。這是蔣介石上臺後加強法西斯統治的表現。三、改組南京政府。十九路軍將士和上海人民在浴血抗擊日寇，這時蔣、汪合流的南京政府做些什麼呢？1月30日，還沒有公開復職的蔣介石通電全國將士，“慷慨激昂”地說：“……今身雖在野，猶願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然後話鋒急轉：“勿作虛浮之豪氣，犧牲之精神。”怎樣保持犧牲呢？中央決定遷都洛陽，逃之夭夭！
財政不充實，何以為國？何以禦侮？當力圖之。
對日外交，全國矚目。孫科與外交部長陳友仁，為取得人民的支援，抵制蔣介石政府的干預，主張對日“積極抵抗”，收復東北失地。馮玉祥很贊成，他同陳銘樞為支援孫科政府解決財政，揚言要對上海金融界採取強硬措施。但是，孫科政府一面鼓動“死守錦州”，一面又主張“和平絕交”。此時日寇正積極準備進攻上海，日艦在寧、滬間的長江水面示威。孫科政府對日本毫不戒備，企圖既能與日本相安於寧、滬，又能博得“主張抗日”的美名。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曾計劃把駐寧、滬的十九路軍調到江西“剿共”，以便使日本能領悟到他們“和平絕交”的誠意。孫科政府口稱“抗日”、“絕交”，並無抗日行動的具體做法，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
孫科支撐不住局面，於1月9日跑到上海，籲請汪精衛及蔣介石、胡漢民入京主持一切。馮玉祥、陳銘樞也四處奔走、發電，懇請三巨頭返京。一時請蔣復職，蔣、汪、胡合作的呼聲大作。
剿除長江流域之**，整理政治，為餘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時，亦必先肅清贛匪以後，乃得犧牲個人以解決東北--此餘深思熟慮經千百回而決定之方針也，國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計焉!
1932年5月21日，蔣親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李濟深副之)。在組織進攻之前，即4月18日，蔣在牯嶺召開了豫鄂皖贛湘五省“剿匪會議”，何應欽、何成浚、陳誠、熊式輝也趕來參加。蔣採用曾國藩“用兵不如用民”攻打太平軍的經驗，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進剿”方針，同時推行王安石的保甲制度，軍民共組“農村合作社”，民兵5000人組成“民團”，五縣共同制定防衛計劃。政治軍事總動員，試圖將“**”一舉“剿滅”之。
6月，蔣先集中主力進攻鄂豫皖徐向前和湘鄂西賀龍這兩支紅軍。在大別山、洪湖，周旋了半年有餘，蔣取得了勝利。結果是：前一支紅軍轉移於川北、陝南，後一支轉移於湘鄂川黔邊界。
此時(1932年冬)，日軍正向熱河進犯，東北又緊張了，但蔣槍口仍對內不對外。
倭寇攻熱，必不能免，恐不出三個月之內，甚或進佔河北，捧溥儀入關；或另覓漢奸作為傀儡，以偽造華北之獨立，使我中華分塊離立，不得統一，而統屬於倭寇卵翼之下。其狂枉之慾，且得隴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國必不罷休也……
熱河事件因一個所謂任“關東軍囑託”的石本權四郎，在由錦州至朝陽間的火車上被中國義勇軍拉走而產生，事在1932年7月。迄1932年下半年，日軍不斷的準備進攻。蔣介石在江西籌劃對紅軍的第四次“圍剿”。當日最大困難，即是無從判斷對方之目標與最後企圖。從過去之經驗，小事可以化為大事；下級造成之既成事實，可以據為方針與國策。至年底蔣已回南京，他即在日記上寫出上面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