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與之一戰，對內對外，皆不能解決也。
當蔣介石在南方時，張學良曾計劃不僅保衛熱河，而且要向義州、黑山、通遼、洮南之線出擊。直到蔣介石北行前夕，還望反攻凌原、平泉與承德。等到蔣介石抵達河北卻得到一個“攘外必先安內”的答覆。說什麼不是不打，而是看怎麼打，打了是否解決問題，云云。
此時情形，固使餘心難堪，而此後之事又不能直說，更感遺憾。然處此公私得失成敗關頭，非斷然決策不可。利害相權，唯有重公輕私，無愧於心而已。
蔣介石本人於3月6日由南昌飛漢口，因氣候不佳，改乘火車北行，於8日抵達石家莊。事前已電囑軍政部長何應欽由南京徑往北平。至此熱河省會承德業已失守，全國輿論大譁，眾稱應由張學良負責，南京中央主張查辦。蔣於9日至保安，與張達成諒解，準張辭職，由何應欽代。
於寇患及匪禍二者，對前一項，加強防禦；對後一項，應準備速剿也。
蔣介石在保定只逗留十多天，3月26日又回南京，可以向國人交差了。因為喜峰口禦敵，壯懷激烈，是一件振奮人心的事，可以鬆口氣了。
喜峰口抗戰只是從叢林中射來的一箭，不是鏈條中的一環。
“加強防禦”云云，其實只是空話一句。就在蔣回南京的那天，日軍因在古北口、喜峰口碰了釘子，便從山海關發起進攻。4月1日，關內軍事重鎮石門塞陷落，4日夜，日又佔秦皇島背後要地海陽鎮，5月，日機轟炸灤東各縣，冀東局勢緊張。
此時以穩定抗日戰線，加強北方防禦，為目前之急務。至於江西剿匪，則只有付諸湘粵各軍。
蔣介石抵達河北的第二天，即3月9日，戰線已退至長城線上。至五月底戰事結束，長城戰事前後經十星期。是役國民黨軍隊綜合東北軍、西北軍及中央軍，西自古北口，東迄灤河以東，約200公里之人為屏障上鏖戰，閻錫山部傅作義等則擔任察哈爾東部之警戒，無疑的已為四年後全國抗戰之先聲。此亦自15世紀明季徐達築“邊牆”，16世紀戚繼光建垌樓以來，首次利用引工事為國防線(清兵曾拆牆而入，未遇明軍抗抵)。蔣介石於3月16日區分指揮系統，於24日在北平召開軍事會議後，即於25日南返。因汪精衛已復職，蔣尚須向國防委員會提出報告，而江西之第四次“圍剿”又已慘敗也。
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中國有益，於心無愧而已。
4月11日，冷口失守，由山海關西犯之日軍隨即取昌黎。國民黨軍隊又於喜峰口及北古口相繼撤退後，至5月下旬，日軍已佔領撫寧、盧龍、灤縣、唐山、薊縣、密雲，正威脅寧河。正東之敵距北平才50公里。
蔣介石央請義兄黃郛前往收拾殘局。黃已隱居莫干山6年，因與蔣有“共嘗艱苦”之誓約，勉為其難，以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的名義北上，與日人成立日後稱“塘沽協定”的方案。仍經蔣介石透過汪精衛、孫科、羅文幹、王世傑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揭曉：日軍後撤因在關內作戰未經日本天皇批准，軍部受到日皇責問。可是事雖如此，日軍在關內活動數星期。而見塘沽協定之後，日本分裂華北運動始終未有停止。
交涉期間，黃郛致蔣介石電報4通，最能表現當時實況。且看原件：
(1933年5月22日)抵平五日，危疑震撼不可言喻。自美國申請書發表後，日方態度驟變，既往工作，盡付流水。趙敬時案，又適逢其會發出。昨晚敬之兄(何應欽)召集軍事會議，已決定在白河線作最後抵抗。但平津若動搖，則前在滬所商定之600萬，事實上又成空話。財政如無新途徑，以資接濟，而維軍心，則全部華北情形，將不知紛亂至何程度，應請中央預為注意。郛等進止，尤須請示。北平既入戰區範圍，政整會自無工作餘地，現雖尚未成立，擬至必要時即隨軍事機關轉達，或即南旋面陳經過。如何盼復。
(5月23日)時局至昨日極險，軍心不固，士氣不振，內幕尤不堪問。日方決定本晨拂曉大舉進攻。故一時不得已，預備軍政兩機關移駐平漢線。兄思平津一失，中央政局亦必動搖；財政無辦法，糧餉之源絕。平漢、平綏、北寧、津浦各線之交通樞紐，盡落敵手，國土變色，地方糜爛，潰軍且將波及豫魯。種種不堪設想之後患，均意中事。且昨日已接汪精衛電略稱：“只要不涉及承認偽國、割讓四省問題，一切條件均可商訂。”並稱：“決不使兄獨任其難，弟必挺身而出，共同負責”等語。故於臨出發移駐之前，思之最後之努力。於昨午夜十二時赴一私友處，不露聲色，與中山代辦、永津陸軍武官、藤原海軍武官，徹夜討論，天明始歸。商定結果已與敬(何應欽字敬之)季(黃紹?字季寬)兩兄聯名另電詳達。事機迫切，間不容髮。未及事前電商，至為惶遽。好在交涉僅以停戰為範圍，條文上加意審慎，當不致受大指摘。然而兄(黃郛本人)淚內流，兄膽如裂，想吾弟亦必能想象也。特聞盼復。
(同日與何黃聯名電)關於最近前線軍事部署，昨電已詳。唯各部隊兼月作戰，將士傷亡甚多，疲敝之餘，戰意已不堅決。就昨晚情形觀測，方成不戰自退之勢。經職等再三籌計，若竟任其自行崩潰，華北局面將至不可收拾。當即召集重要將領，多方激勵，眾人意志稍轉堅定。同時日本中山代辦及永津武官與郛約定晤談，結果由日方提出如下之四項條件：(1)中**隊撤退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以南以西，今後不準一切之挑戰行為。(2)日本軍亦不越上述之線追擊。(3)何委員長應欽派正式任命之停戰全權員往密雲，對日本軍高階指揮官表示停戰之意志。(4)以上正式約定後，關東局司令官指定之日本軍代表與中國方面軍事全權代表，定某日某時於北寧線上某地點作關於停戰成文之協定。比由職等就此條件詳密商議，僉以此時前線情形如彼，而日人復以多金資助徐燮元、孫傳芳、白堅武等失意軍閥，有組織華北聯治政府之議。孰權利害輕重，與其放充平津，使傀儡得資以組織偽政府，陷華北於萬劫不復，何若協商停戰，保全華北，徐圖休養生息，以固黨國之根基，較為利多害少。眾意既歸一致，於是遵照汪院長迭電指示之意旨，由應欽答覆日代辦，對其四項條件完全接受，並擬於今日派上校參謀徐燕謀為停戰代表，偕同日本武官前赴密雲表示停戰之意。嗣後進行協議情形，自當一秉鈞旨，隨時密呈核示。職等為黨國為地方人民著想，唯有犧牲個人，以求顧全大局，是非譭譽，所不計也。肅電奉聞，伏乞鑑核。
(5月27日)有申電奉悉。停戰協定，豈兄所願？因21晚開軍事會議聽各將領所表示，知危機已間不容髮。22日晨日使館又由津增兵兩連，而前線各路急報頻來，城內反動團體躍躍欲試，津埠暴動相應而起，一時人心恐慌，秩序大亂，其時環境之險惡，較之當年在濟南退城時之程度，有過之無不及。在平同人見大勢已去，認弟(蔣介石)所稱“最後關頭”已至，決定一面收城，一面將軍政最高人員暫移駐長辛店。唯猶慮離平以後，華北局面必至不堪設想，故遲遲未發。延至晚間10時得汪院長來電略稱：“欲謀停戰，須向對方問明條件。其可答應與否，弟(汪精衛)以為除簽字承認偽國、割讓四省之條約外，其他條件皆可答應。且弟決不聽兄(黃郛)獨任其難，弟必挺身負責。乞速與敬之、季寬、嶽軍(張群)諸兄切實進行”等語。得電時，敬之兄正與徐軍長庭瑤研究城防，嶽弟未在側，乃與季寬兄密商。時已深夜11旱，不容有躊躇之餘地。遂決然偕李擇一君電約中山代辦、永津武官至某私人宅會談，直至次晨培訓時始散。徹夜周旋，心酸膽裂。勉強緩和，重留北平。今後談判進行，自當遵囑認定以停戰條件為範圍。偽國承認問題，雙方均非瘋狂，深信決不至涉及。蓋區域性軍事長官所派代表，其資格並不足以代表國家，何得議此有關領土完整之政治問題？所當注意者，條款文句之間，彼等或用偷關漏稅之狡猾手段，插入滿洲國境線等之字句，為將來交涉東北問題之伏筆，此則當時時防範耳!總之，弟既強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給我以同等信用。兄山居六載，雖不敢謂已達悲智雙修之域，然自信悲願決不至賣國，智慧決不至誤國。深盼彼此把握住既定之方針，勿為外來蠱惑之詞所矇蔽，更勿為南來不穩之訊息所動搖(當時廣州倒蔣情緒並未完全放棄，至年底即有福州之人民政府)。蓋國際援助一層，以兄平素所具之國際當識判斷，敢斷其不過一片空言；讓百步言之，其實際之援助為時必甚迂緩，遠水不救近火，為量必甚微薄，杯水無補車薪者也。至南部情形，彼等早已決策，所謂“你東我西”，無論如何無可避免，唯有用種種方法以圖應付。至尊電所謂“應下最高無上之決心，以求得國人之諒解”一語，則兄尤不能不辯。兩年以來，國事敗壞至此，其原因全在對內專欲求得國人之諒解，對外誤信能得國際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無上之決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時早已下定，無待今日。兄至今尚未就職，弟如要兄依舊留平協贊時局者，希望今後彼此負責的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內擾外壓，感慨萬端，神經刺亂，急不擇言，唯吾弟其諒之，並盼電覆。
塘沽協定經過蔣汪同意後，1933年5月31日於塘沽簽訂，內容與5月23日黃、何、黃聯名電所敘相同。唯國民黨軍隊撤退線南端加列渤海邊上的蘆臺，日軍有權用飛機偵察保證撤退確如條款執行，日軍則撤退至長城線，當中緩衝地帶以警察維持治安。
塘沽協定自是使全面抗戰延緩4年。蔣所謂“我屈”見諸事態，“國伸”則未有痕跡。日方仍繼續壓迫。黃郛辦完此事南返，次年其上海住宅被人投擲炸彈，又接一恐嚇信。但受到蔣介石激勸之後，仍繼續北上交涉，直到1935年年初。黃郛於1936年12月死去，未及見臨抗戰之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