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為一外交之轉機，亦為我國內統一之轉機，如天下不亡吾中國，則此次外交或不致失敗乎？
對國際聯盟及九國公約諸鑑字國干預之期望，也使蔣介石舉棋不定。他在“九一八事變”後第3日，在南京接見國聯公共衛生處長拉西門即已提及：“君須知日軍既佔瀋陽城，必不肯隨便退出。餘知日人對我東北之心理，寧使其東京或日本三島全毀，決不願自動退出東北也。望君牢記餘言，切勿輕易視之。”(1931年9月21日)，此觀察可謂一針見血，以後全部證實。但是國聯盟約有調查制裁諸條款，中國是弱國，本身無力收回東三省。又不能不對國際正義有所希冀。所以，才兩日後蔣介石聞國聯議決，中日兩國停止軍事行動，雙方軍隊退回原防，又不禁將當時感想記在日記中。
此段日記已明白道出如因國際干涉，而使中國死而復生，其機緣正非人謀實為天授。
以後國際調查團來華，日人在東北成立“滿洲國”，美國提倡對日經濟制裁因英國作梗而罷。中國人懷抱著無數次之希望，每次又眼見希望在國際政治之現實場合中幻滅。迄至1933年2月24日國際聯盟召開特別大會，決議東北宗主權仍屬中國，但地方自治，日人在境內擴充其鐵道特權。投贊成票者四十二國，反對者唯有日本，棄權者唯有暹羅(今日泰國)。而日本代表團竟在投票後，由松岡洋石率領離開會場，表示日本退盟。況且東北三省紛爭未已，日本一面退出國際聯盟，一面又進攻熱河。此舉已非軍人逞凶。在動員來犯之前，外相內田康哉在貴族院發表外交方針，闡明熱河系滿洲國領土之一部分，所以熱河問題全系滿洲國內部之問題。從戰役之資料看來，奪取熱河之軍事行動經過日皇批准。
此次對日作戰，其關係不在戰鬥之勝負，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長，與夫國家人格之存亡也。餘固深知我國民固有之勇氣與決心早已喪失殆盡，徒憑一時之興奮，不具長期之堅持，非唯於國無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慮，無可恃也。而餘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與人格，以及革命精神與主義而已。是故餘志已決，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於絕境，迫我民族至無獨立生存之餘地，則成敗利鈍自不暇顧，只有挺然奮起，與之決一死戰，恃我一己之犧牲，以表示我國家之人格，以發揚民族之精神。
而蔣介石則堅持唯安內始能攘外，並且他自恃唯有他一己才能達成此任務。“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他一再強調他個人所起的決定性之影響，有“萬人皆醉我獨醒”之氣概。
日記的這段文字不能在戰前公佈。嚴格說來，他這時候(至少在1931年)對於和日本作戰沒有必勝的把握，相反的，以他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促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可是逼不得已又只有一戰。其應戰之目的已不在求勝，而只在保全國格。這也和他以文天祥、史可法為典範的態度接近。如果我們不計較當日情勢，單獨的閱讀此段文字，很難不對作者生反感。他把整個中國國民說得全無是處，只有他蔣介石一人氣概萬千。可是另一方面，想到“九一八事變”之後，北方大學生南下請願，毆打外交部長，報紙雜誌充滿著慷慨激昂的文字，動輒稱東夷島寇不足計較。汪精衛因張學良之不抵抗，憤而辭職。及至抗戰軍興，遇到困苦艱難之際，汪精衛首先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