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都下後即攻廣昌，廣昌下後，即攻寧都、興國，贛匪不足平矣。
關於第三次反“圍剿”，**寫著：“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圍剿的戰役，我們都從容不迫的對付敵人。唯獨第三次戰役，因為敵人經過第二次戰役那麼慘敗之後，新的進攻來得那麼快(1931年5月29日我們結束第二次反圍剿的作戰，7月1日蔣介石就開始了他們的第三次圍剿)，紅軍倉促地繞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勞。”
他又提及這次“圍剿”蔣自任總司令。“進剿軍30萬人，主力軍是蔣嫡系之陳誠、羅卓英、趙觀濤、衛立煌、蔣鼎文五個師，每師九團，共約10萬人。”“進剿戰略是**，大不同於第二次圍剿之步步為營，企圖壓迫紅軍於贛江而消滅之。”
7月初攻勢展開時，國民黨軍隊之重點在左翼。蔣介石於7月6日至南城，8日至南豐，逗留到12日。他在日記裡寫下：“康都下後即攻廣昌，廣昌下後，即攻寧都、興國，贛匪不足平矣。”這時候他表示著充分的樂觀與自信。果然不久在14日寧都又繼續黎川與廣昌為國民黨軍隊佔領。他們繼續向興國進逼。迤北的部隊又佔領黃陂、沙溪、龍岡、東固。至8月4日進入興國時，好像**軍隊根據地都已廓清。這時候看來的一個可能性，則是對方可能渡贛江而北取吉安。所以蔣又於7月27日親往吉安，逗留一日。
以和日掩護外交，以交通掩護軍事，以實業掩護經濟，以教育掩護國防，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要道乎。
原來蔣之精神訓練在內容上確有虛浮而不相銜接的地方。有如宗教與哲理甚難今日講說，明日付諸實施。過度的依賴心學的理想主義與意力也難持久。即算蔣介石能用紀律約束自己，他貼身的部下也不見得能如是。所以他主持的精神訓練造成了一種對他人身崇拜之氣氛，而用以作為一般人之倫理道德標準則為效甚微。因為如此，他的標語與口號不免被傳統的官僚主義之作風籠罩。承認它們為現實，有等於繼續**時代真理自上而下的習慣。一到戰後，不少的人索性以為他的節目全屬本末顛倒，無一是處，而他所標榜的道德也可以用作口實，對他反脣相譏了。
然則這樣的發展並不是1930年間的情況。在抗戰展開之前五年內，蔣介石引用德國顧問，將陸軍之典範令修訂公佈；任用俞大維使步兵兵器標準化；設立軍用化學工廠，使最基本之軍械彈藥自足；空軍擴充至飛機600架(雖則實際能對日作戰的只220架)。南京政府又積極在各省督導修建公路，粵漢及浙贛兩鐵路也在這時期完成。1935年紅軍開始“長征”之後，中央軍亦因“追剿”，將力量推廣至雲南、四川、貴州三省，茲後此地區即與陝西同為抗戰後期之大後方。這種種措施構成了對日戰爭最低度之準備。此外幣制改革，法幣用紙，白銀國有；公佈兵役法，開始徵兵，才使全面抗戰可能。而蔣又令宋子文、孔祥熙、蔣廷黻諸人遊說美、英、蘇各國，以爭取外交主動。大概愈近1937年7月7日，以上準備愈為明顯，蔣介石之聲望愈為提高。1935年蔣曾親赴太原及泰山，面邀閻錫山、馮玉祥來南京。當年8月胡適曾說及：“蔣先生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一個事實，因為更沒有別人能和他競爭這領袖的地位。”1936年粵桂稱兵不成之後，李宗仁來廣州，蔣先往拜見。西安事變時，周恩來主張不對蔣人身危害，因再無他人可作國家之領導人。當然，另一原因為避免內戰發生。
蔣介石把他所自述的這段期間所謂“埋頭苦幹”，簡縮地寫成日記。
剿匪之難，甚於大戰，蓋彼利用地形之熟識與脅從之民眾，避實擊虛，為所欲為，而官兵則來往追逐，疲於奔命。餘細思之，如欲剿滅**，絕非一朝一夕之間所能成功，唯有集中兵力，構築據點，開闢道路，使匪無所藏匿，不得竊發，而我之官兵，則行動自如，如是乃可制其死命也。
**對第三次“圍剿”總結道：“紅軍苦戰後未休息也未補充(三萬人左右)，又繞道千里，從第二次圍剿時進至的廣昌東北以至福建境內，回到贛南根據地西部之興國集中，時敵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況下，我們決定的第一個方針，是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向東向敵之後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人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置於無用之地，定此為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為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為避其主力，打甚虛弱。但我軍向富田開進之際，被敵發覺。陳誠、羅卓英兩師趕至。我不得不改變計劃，回到興國西北的高興圩，此時僅剩此一個圩場及其附近地區幾十個方里允許我方集中。集中一天後，乃決計向東面興國縣東部之蓮塘、永豐縣南部之良村、寧都縣北部之黃陂方向突進。第一天乘夜通過了蔣鼎文師和蔣、蔡、韓軍間40華里空隙地帶，轉到蓮塘。第二天(8月6日)和上官雲相軍(上官指揮他自己的一個師及郝夢齡師)前哨接觸。第三天打上官師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夢齡師為第二仗。爾後以三天行程到黃陂打毛炳文師為第三仗。三戰皆勝，繳槍逾萬。此時所有向西向南之敵軍主力皆卷旗向東，集中視線於黃陂，猛力並進找我作戰，取密集的大包圍姿勢接近了我軍。我軍乃於蔣、蔡、韓軍之間一個20華里間隙的大山中偷越過去，由東面西到西面之興國縣境內集中。及至敵發覺西向時，我已休息了半個月，敵則飢疲沮喪，無能為力，下決心退卻了。”
蔣介石沒有完全否定**這段記述。他在蓮塘之役後寫下了今日之日記。
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而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餘唯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拼以一身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
1931年夏秋之交的中國呈現著這樣一種局勢：
一是寧粵對峙：兩個國民黨中央、兩個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兩個軍事委員會摩拳擦掌；蔣介石坐鎮南昌“剿共”，全神貫注，“一心以為鴻鵠將至”。7月23日，蔣在南昌發表《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其中有這樣的話：“不先消滅**，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
二是東北空虛：張學良將東北軍主力調入關內(時東北共有五個旅的兵力)；少帥於1931年5月去南京出席三屆四中全會之後，“便臥病在平”。
中華大國內傷嚴重，邊疆不固。此外，外敵乃“乘虛而入”。
中國現代史上難忘的“九一八”，就這麼發生了。
“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二更剛過，煩囂的瀋陽市內街已趨於平靜。忽然，北門外柳條溝附近的南滿鐵路線上，發出了短暫的爆炸聲。出事地點離3年前炸死張作霖的場地只有幾公里，看來幹這類行當的人已經很有經驗了。其實炸彈威力很小，它只毀壞了3根枕木，並使得鐵軌稍稍彎曲，20分鐘以後，一列時速80公里的列車呼嘯而過，車行並沒有受到多大障礙，便是證明。
但不可小看了這一聲爆炸，它是侵略者發動戰爭的訊號彈，是人類歷史上一場空前規模廝殺的開端。
爆炸是關東軍高階參謀板垣徵四郎大佐和主任參謀石原莞爾中佐等設計的。
可他們卻誣稱爆炸是中**隊乾的。隨即，日軍突然炮擊北大營(營內駐屯著王以哲的第七旅)。緊接著，日軍多路進攻瀋陽城。第二天清晨，瀋陽市內中國各機關的大門上，都被貼上--“日本軍佔領”的字條。
上午11時，對所發生的一切瞭如指掌的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中將(於1945年11月自殺)率領幕僚人員及增援步兵聯隊由旅順抵瀋陽，同時，駐朝鮮的日軍，由其司令官林銑十郎釋出命令，越過鴨綠江開進我東北。
第二天清早，太陽旗遍插這座關東名城。
日寇野心既一爆發，必難再收，東亞從此將無寧日矣。
天災頻仍，匪禍糾纏，國家元氣衰敝已極，雖欲強起禦侮，其如力不足何!
蔣介石在“九一八”前後是否有過什麼“絕對不抵抗”的指示、命令，我們不得而知；但他不願抵抗，沒有下令堅持抵抗，卻是事實。即使是按陳布雷日記所云“嚴令東北當局，節節抵抗”，充其量也不過是叫張學良不要撤退得太匆忙了，應該一面後退，一面抵抗，也就是節節撤退、節節抵抗。
張學良“判斷錯誤”，是應負“不抵抗”責任的；但蔣是國家元首、三軍統帥，難道無權改變張的命令嗎？東北淪陷的責任，張不能辭其咎，蔣更不能辭其咎。
日人侵略實行，世界之第二次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能見及此乎？
以蔣為首的南京政權，處理“九一八”的善後方針，一是“忍耐”和“依賴國聯”。希望“各國人士能見及此”。當然，如果國聯靠不住，“最後之行動”則是“自衛”，但都是“忍耐至於相當程度”之後。
“完全撤退到南滿鐵路附屬地以內”的撤兵決議；蔣也曾為此高興過一陣子。但日本認為：“非經全體一致同意，不能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拒不執行，國聯亦不了了之。
國聯，在歷史上存在了20來年，它沒有保護過弱國。強國視之為玩具，弱國視之為菩薩。利用這個講壇，爭取國際道義的支援，無可非議，認為它可以除暴安良，則緣木求魚。
二是壓制抗日愛國運動。
3年前濟南慘案的亡魂未祭，3年後關東軍刀斧又來，生靈塗炭，山河破碎，中國人怒不可遏，首先站起來的是青年學生。“九一八”剛爆發，大學生們就組成了抗日救國團體，許多城市舉行遊行示威，從9月到12月，各地到京請願的學生多達五六萬人。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外交部、鼓樓、新街口、中山陵園，是他們必經的場所，外交部長王正廷捱打，9月30日辭職。
上海80萬工人發表《告世界工人書》。
由商界發起，全國掀起了“抵制日貨”運動。
對此，蔣早在9月22日就發表講話，明確表示不贊成!他說：
“國家存亡，關係重大，此時務須勸告民眾--嚴守秩序，順從政府，尊重紀律，勿作軌外之妄動。”
運動如火如荼般在發展，“勸告”不住了，便指斥是“受**的煽動”，派出大批軍警鎮壓，打傷和逮捕了許多青年人。
誠然，這個運動有自發的成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也有**在從中領導。要求救國何罪!指責妥協何罪!這不就是在實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