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
我從幼小時候就隱約地看見兩個“？”。但我到了三十歲上方才明確地看見它們。現在我把看見的情況寫些出來。
第一個“？”叫做“空間”。我孩提時跟著我的父母住在故鄉石門灣的一間老屋裡，以為老屋是一個獨立的天地。老屋的壁的外面是什麼東西，我全不想起。有一天，鄰家的孩子從壁縫間塞進一根雞毛來，我嚇了一跳；同時，悟到了屋的構造，知道屋的外面還有屋，空間的觀念漸漸明白了。我稍長，店裡的夥計抱了我步行到離家二十里的石門城①裡的姑母家去，我在路上看見屋宇毗連，想象這些屋與屋之間都有壁，壁間都可塞過雞毛。經過了很長的桑地和田野之後，進城來又是毗連的屋宇，地方似乎是沒有窮盡的。從前我把老屋的壁當作天地的盡頭，現在知道不然。我指著城外問大人們：“再過去還有地方嗎？”大人們回答我說：“有嘉興、蘇州、上海；有高山，有大海，還有外國。你大起來都可去玩。”一個粗大的“？”隱約地出現在我的眼前。回家以後，早晨醒來，躺在**馳想：床的裡面是帳，除去了帳是壁，除去了壁是鄰家的屋，除去了鄰家的屋又是屋，除完了屋是空地，空地完了又是城市的屋，或者是山是海，除去了山，渡過了海，一定還有地方……空間到什麼地方為止呢？我把這疑問質問大姐。大姐回答我說：“到天邊上為止。”她說天像一隻極大的碗覆在地面上。天邊上是地的盡頭，這話我當時還聽得懂；但天邊的外面又是什麼地方呢？大姐說：“不可知了。”很大的“？”又出現在我的眼前，但須臾就隱去。我且吃我的糖果，玩我的遊戲吧。
我進了小學校，先生教給我地球的知識。從前的疑問到這時候豁地解決了。原來地是一個球。那麼，我躺在**一直向裡床方面馳想過去，結果是繞了地球一匝而仍舊回到我的床前。這是何等新奇而痛快的解決！我回家來欣然地把這新聞告訴大姐。大姐說：“球的外面是什麼呢？”我說：“是空。”“空到什麼地方為止呢？”我茫然了。我再到學校去問先生，先生說：“不可知了。”很大的“？”又出現在我的眼前，但也不久就隱去。我且讀我的英文，做我的算術吧。
我進師範學校，先生教我天文。我懷著熱烈的興味而聽講，希望對於小學時代的疑問，再得一個新奇而痛快的解決。但終於失望。先生說：“天文書上所說的只是人力所能發現的星球。”又說：“宇宙是無窮大的。”無窮大的狀態，我不能想像。我仍是常常馳想，這回我不再躺在**向橫方馳想，而是仰首向天上馳想，向這蒼蒼者中一直上去，有沒有止境？有的麼，其處的狀態如何？沒有的麼，使我不能想像。我眼前的“？”比前愈加粗大，愈加迫近，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屢屢為了它而失眠。我心中憤慨地想：我身所處的空間的狀態都不明白，我不能安心做人！世人對於這個切身而重大的問題，為什麼都不說起？以後我遇見人，就向他們提出這疑問。他們或者說不可知，或一笑置之，而談別的世事了。我憤慨地反抗：“朋友，這個問題比你所談的世事重大得多，切身得多！你為什麼不理？”聽到這話的人都笑了。他們的笑聲中似乎在說：“你有神經病了。”我不好再問，只得讓那粗大的“？”照舊掛在我的眼前。
第二個“？”叫做“時間”。我孩提時關於時間只有晝夜的觀念。月、季、年、世等觀念是沒有的。我只知道天一明一暗，人一起一睡，叫做一天。我的生活全部沉浸在“時間”的急流中，跟了它流下去，沒有抬起頭來望望這急流的前後的光景的能力。有一次新年裡，大人們問我幾歲，我說六歲。母親教我：“你還說六歲？今年你是七歲了，已經過了年了。”我記得這樣的事以前似曾有過一次。母親教我說六歲時也是這樣教的。但相隔久遠，記憶模糊不清了。我方才知道這樣時間的間隔叫做一年，人活過一年增加一歲。那時我正在父親的私塾裡讀完《千字文》，有一晚，我到我們的染坊店裡去玩，看見賬桌上放著一冊賬簿，簿面上寫著“菜字元集”這四字。我問管賬先生，這是什麼意思？他回答我說：“這是用你所讀的《千字文》上的字來記年代的。這店是你們祖父手裡開張的。開張的那一年所用的第一冊賬簿，叫做‘天字元集’，第二年的叫做‘地字元集’，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每年用一個字。用到今年正是‘菜重芥姜’的‘菜’字。”因為這事與我所讀的書有關連，我聽了很有興味。他笑著摸摸他的白鬍須，繼續說道：“明年‘重’字，後年‘芥’字，我們一直開下去，開到‘焉哉乎也’的‘也’字，大家發財！”我口快地接著說：“那時你已經死了！我也死了！”他用手掩住我的口道：“話勿得！話勿得！大家長生不老！大家發財！”我被他弄得莫名其妙，不敢再說下去了。但從這時候起，我不復全身沉浸在“時間”的急流中跟它漂流。我開始在這急流中抬起頭來，回顧後面，眺望前面，想看看“時間”這東西的狀態。我想，我們這店即使依照《千字文》開了一千年，但“天”字以前和“也”字以後，一定還有年代。那麼，時間從何時開始，何時了結呢？又是一個粗大的“？”隱約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問父親：“祖父的父親是誰？”父親道：“曾祖？”“曾祖的父親是誰？”“高祖。”“高祖的父親是誰？”父親看見我有些像孟嘗君，笑著撫我的頭，說：“你要知道他做什麼？人都有父親，不過年代太遠的祖宗，我們不能一一知道他的人了。”我不敢再問，但在心中思維“人都有父親”這句話，覺得與空間的“無窮大”同樣不可想象。很大的“？”又出現在我的眼前。
我入小學校，歷史先生教我盤古氏開天闢地的事。我心中想：天地沒有開闢的時候狀態如何？盤古氏的父親是誰？他的父親的父親的父親……又是誰？同學中沒有一個提出這樣的疑問，我也不敢質問先生。我入師範學校，才知道盤古氏開天闢地是一種靠不住的神話。又知道西洋有達爾文的“進化論”，人類的遠祖就是做戲法的人所畜的猴子。而且猴子還有它的遠祖。從我們向過去逐步追溯上去，可一直追溯到生物的起源，地球的誕生，太陽的誕生，宇宙的誕生。再從我們向未來推想下去，可一直推想到人類的末日，生物的絕種，地球的毀壞，太陽的冷卻，宇宙的寂滅。但宇宙誕生以前，和寂滅以後，“時間”這東西難道沒有了嗎？“沒有時間”的狀態，比“無窮大”的狀態愈加使我不能想像。而時間的性狀實比空間的性狀愈加難於認識。我在自己的呼吸中窺探時間的流動痕跡，一個個的呼吸魚貫的翻進“過去”的深淵中，無論如何不可挽留。我害怕起來，屏住了呼吸，但自鳴鐘仍在“的格，的格”地告訴我時間的經過。一個個的“的格”魚貫地翻進過去的深淵中，仍是無論如何不可挽留的。時間究竟怎樣開始？將怎樣告終？我眼前的“？”比前愈加粗大，愈加迫近了。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屢屢為它失眠。我心中憤慨地想：我的生命是跟了時間走的。“時間”的狀態都不明白，我不能安心做人！世人對於這個切身而重大的問題，為什麼都不說起？以後我遇見人，就向他們提出這個問題。他們或者說不可知，或者一笑置之，而談別的世事了。我憤慨地反抗：“朋友！我這個問題比你所談的世事重大得多，切身得多！你為什麼不理？”聽到這話的人都笑了。他們的笑聲中似乎在說：“你有神經病了！”我不再問，只能讓那粗大的“？”照舊掛在我的眼前，直到它引導我入佛教的時候。
註釋：
①石門城，原名崇德縣，一度改為石門縣。1958年併入桐鄉縣，改名崇福鎮。
舊話
我想講些關於升學的話，但我離開學生時代已將十五年，不做教師也已—二年，這個題目似乎對我很疏遠，教我講不出切實的話來。不得已，只好回想二十年前自己入學的舊話來談談。但這是過去的時代的事，恐怕無補於讀者諸君的實用，只好當作故事讀讀罷了。
我在十七歲的暑假時畢業於石灣的崇德縣立第三高等小學。我在學時一味用功，勤修課程表上所有的一切功課，但除了賺得一百分以外，我更無別的企圖與慾望。故雖然以第一名的成績在那小學畢了業，但我完全是一個小孩，關於家務，世務，以及自己的前途，完全不聞不問。我家中只有母親和諸姐弟。我在九歲上喪了父親之後，母親是我的兼父職的保護者。我家有數十畝田，一所小染坊店，和二三間房屋。平年的收入，僅敷生活用途；一遇荒年，我的母親便非自己監理店務而力求節省不可。母親是不識字的，不能看書看報。故家務店務雖善處理，但對於時務無法深知。且當時正是清朝末年與民國光復的時候，時務的變化來得劇烈，母親的持家操心甚勞。例如科舉的廢止，學校的興行，服裝的改革，辮髮的剪除等事，在座守家庭而不看書報的母親看來，猶如不測的風雲。我的父親是考鄉試而中舉人的。父親的書籍，考籃，知卷，報單，以及衣冠等，母親都鄭重地保藏著，將來科舉或許再興，可給我參考或應用。這不是我母親一人的希望，其時鄉里的人都嫌學校不好，而希望皇帝再坐龍庭而科舉再興。“洪憲即位”，他們的希望幾乎達到了；後來雖未達到，但他們的希望總是不斷。有的親友依舊請先生在家裡教授“四書”“五經”，或把兒女送入私塾。他們都是在社會上活動而有聲譽的人。母親聽了他們的論見，自然認為可靠。因此母親關於我的求學問題，曾費不少的煩慮。雖然送我入學校，但這於前途究竟是否有利，終是懷疑。母親常痛父親的早死，又恨自己是一不識字的女身，每每講起這問題，常對我們說：“盲子摸在稻田裡了！”但我一味埋頭用功，不知其他。我當時似乎以為人總是沒有父親而只有母親的，而母親總是“盲子摸在稻田裡”的。
因此我在小學畢業之後，母親的煩慮更深了。鄰居的沈蕙蓀先生，是我的小學校的校長，又是我們的親戚，又是地方上有德望的長者。母親就把我的前途的問題去請教他。他為我母親說明現在的學制，學生將來的出路，還有種種的忠告。母親就決定送我到杭州去投考中等學校。恰好沈先生也送他的兒子——我的同班畢業的同學沈元君——到杭州去投考，母親便託他把我帶去。這實在是最幸運的機會。因為當時我家沒有人能送我到杭州，即使有人送去，也不懂投考學校的門路。我還記得炎熱的夏天的早晨，母親一早起來給我端整了行裝，吃了糕和粽子，送我到沈家，跟了沈家父子搭快班船到長安去乘火車。糕和粽子，暗示“高中”的意思。聽說從前父親去考鄉試的時候，祖母總是給他吃這兩種點心的。
母親決定命我投考杭州第一師範。這是母親參考沈先生的說明，經過了仔細的考慮而決定的。母親的意思：一則當時鄉里學校勃興，教師缺乏，師範畢業可以充當教師；二則我家沒有父兄，我將來不能離家，當教師則可在家鄉覓職，不必出外；三則師範取費低廉，畢業後又可不再升學，我家堪能擔負。母親曾把這種道理叮嚀地關照我。但我的心沉浸在RoyalReader〔皇家讀物〕和代數中，哪能體會這道理而諒解母親的苦心呢？我到了杭州，看見各種學校林立，都比我的小學偉大得多；看見書坊和圖書館裡書如山積，都比我所見過的高深得多。我的知識欲展開翅膀而欲翱翔了。我已忘卻母親的話，自己的境遇，和其他一切的條件了。我的唯一的掛念，是恐怕這回的入學試驗不能透過，落第回家。我在赴杭投考的同鄉人中，聞知有同時投考數校的辦法。我覺得這辦法較為穩當，大可取法。我便不問師範，中學，和商業等學校的教育的宗旨及將來的造就，但喜其投考日期不相沖突，便同時向這三校報名。沈先生在逆旅中把三校的性質教示我，使我知道取捨，母親曾有更切實的叮囑，她說商業學校畢業後必向外頭的銀行公司等供職，我家沒有父兄，你不好出外，中學畢業後須升高等學校和大學，我家沒有本錢，你不好升學。但這種話在我猶如耳邊風。況且這是三五年以後的事，在我更覺得渺茫。我的唯一的企求，是目前投考的不落第。自從到了杭州以後，我的心猶似暮春的柳絮，隨了機緣與風向而亂走，全不抱定自己的主見。這曾使母親消受屢次的煩憂。
我投考了三個學校，結果統被錄取。中學校錄取第八，師範學校錄取第三，商業學校錄取第一。我在投考的時候，但看學校的形式，覺得師範學校規模最大，似乎最能滿足我的知識欲。我便進了師範學校。這是與母親的意見偶然相合，並非我能體諒母親的苦心，顧念自己的境遇，或抱著服務小學教育的決心而進這學校的。故入學以後，我因不慣於寄宿舍的團體生活，又不滿足於學校的課程——例如英文從ABCD教起，算學從四則教起等——懊悔當初不入中學校。這曾使我自己消受長期的懊惱，而對於這學校始終抱著仇視的態度。
我抱了求知識的目的而入養成小學教員的師範學校，我的懊惱是應該有的。幸而預科以後，學校中的知識學科也多加深起來，我只要能得知識欲的滿足，就像小孩得糖而安靜了，我又如在小學時一樣埋頭用功，勤修一切的功課，學期試驗成績也屢次列在第一名。放假回家，報告母親，母親也很歡喜，每次假期終了而赴校的時候，母親總給我吃了糕和粽子而動身。但是糕和粽子的效力，後來終於失卻。三年級以後，我成績一落千丈，畢業時的平均成績已排在第二十名了。其原因是這樣：
三年級以後，課程漸漸注重教育與教授法。這些是我所不願學習的。當時我正夢想將來或從我所欽佩的博學的國文先生而研究古文，或進理科大學而研究理化，或入教會學校而研究外國文。教育與教授法等，我認為是阻礙我前途的進步的。但我終於受著這學校的支配，我自恨不能生翅而奮飛。這時候我又感受長期的煩惱。課程中除了減少知識學科，增加教育與教授法而外，又來一種新奇的變化。我們的圖畫科改由向來教音樂而常常請假的李叔同先生教授了。李先生的教法在我覺得甚為新奇：我們本來依照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鉛筆畫帖》及《水彩畫帖》而臨摹，李先生卻教我們不必用書，上課時只要走一個空手的人來。教室中也沒有四隻腳的桌子，而只有三隻腳的畫架。畫架前面供著石膏制的頭像。我們空手坐在畫架前面，先生便差級長把一種有紋路的紙分給每人一張，又每人一條細炭，四個圖釘(我們的學用品都是學校發給的，不是自備的)。最後先生從講桌下拿出一盆子饅頭來，使我們大為驚異，心疑上圖畫課大家得吃饅頭的。後來果然把饅頭分給各人，但不教我們吃，乃教我們當作橡皮用的。於是先生推開黑板(我們的黑板是兩塊套合的，可以推上拉下。李先生總在授課之前先把一切應說的要點在黑板上寫好，用其他一塊黑板遮住。用時推開)，教我用木炭描寫石膏模型的畫法。我對於這種新奇的畫圖，覺得很有興味。以前我閒時注視眼前的物件，例如天上的雲，牆上的苔痕，桌上的器物，別人的臉孔等，我的心會跟了這種線條和濃淡之度而活動，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情趣。我常覺得一切形狀中，其線條與明暗都有很複雜的組織和條理。仔細注視而研究起來，頗有興趣；不過這件事太微小而無關緊要，除了那種情趣以外，對於人們別無何種的效用。我想來世間一定沒有專究這種事件的學問。但當時我用木炭描寫石膏模型，聽了先生的指導之後，恍然悟到這就是我平日間看眼前物件時所常作的玩意!先生指著模型說：“你看，眉毛和眼睛是連在一塊的，並不分明；鼻頭須當作削成三角形，這一面最明，這一面最暗，這一面適中：頭與臉孔的輪廓不是圓形，是不規則的多角形，須用直線描寫，不過其角不甚顯著。”這都是我平日間看人面時所曾經注意到的事。原來世間也有研究這些事的學問!我私下的玩意，不期也有公開而經先生教導的一日!我覺得這是與英文數理滋味不同的一種興味，我漸漸疏遠其他的功課，而把頭埋進木炭畫中。我的畫逐漸進步，環顧教室中的同學所描的，自覺他們都不及我。有一晚，我為了別的事體去見李先生，告退之後，先生特別呼我轉來，鄭重地對我說：“你的畫進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學生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快速的進步！”李先生當時兼授南京高等師範及我們的浙江第一師範兩校的圖畫，他又是我們所最敬佩的先生的一人。我聽到他這兩句話，猶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陣急烈的東風，要大變方向而突進了。
我從此拋棄一切學科，而埋頭於西洋畫。我寫信給我的阿姐，說明我近來新的研究與興味，託她向母親要求買油畫用具的錢。顏料十多瓶要二十餘元，畫布五尺要十餘元，畫箱畫架等又要十來元。這使得母親疑慮而又奇怪。她想，做師範生為什麼要學這種畫？沈家的兒子與我同學同班，何以他不要學習？顏料我們染坊店裡自有，何必另買？布價怎會比緞子還貴？……我終於無法為母親說明西洋畫的價值和我學畫的主意。母親表面信任我，讓我恣意研究；但我知道她心中常為我的前途擔憂。
我在第一師範畢業之後，果然得到了兩失的結果：在一方面，我最後兩年中時常託故請假赴西湖寫生；我幾乎完全沒有學過關於教育的學科，完全沒有到附屬小學實習，因此師範生的能力我甚缺乏，不配做小學教師。在另一方面，西洋畫是專門的藝術，我的兩年中的非正式的練習，至多不過跨進洋畫的門檻，遑論升堂入室？以前的知識欲的夢，到了畢業時候而覺醒。母親的白髮漸漸加多。我已在畢業之年受了妻室。這時候我方才看見自己的家境，想到自己的職業。有一個表兄介紹我在本縣做小學迴圈指導員，有三十塊錢一月。母親勸我就職；但我不願。一則我不甘心拋棄我的洋畫，二則我其實不懂小學的辦法，沒有指導的能力。我就到上海來求生活。關於以後的事，已經記述在《出廠中學校以後》①的文中了。總之，我在青年時代不顧義理，任情而動，而以母親的煩憂償付其代價，直到母親死前四五年而付清。現在回想，懊恨無極!但除了空口說話以外，有什麼方法可以挽回過去的事實呢？
故我的入師範學校是偶然的，我的學畫也是偶然的，我的達到現在的生涯也是偶然的。我倘不入師範，不致遇見李叔同先生，不致學畫，也不致遇見夏丏尊先生，不致學文。我在校時不會作文。我的作文全是出校後從夏先生學習的。夏先生常常指示我讀什麼書，或拿含有好文章的書給我看，在我最感受用。他看了我的文章，有時皺著眉頭叫道：“這文章有毛病呢！”“這文章不是這樣做的!”有時微笑點頭而說道：“文章好呀……”我的文章完全是在他這種話下練習起來。現在我對於文章比對於繪畫等更有興味(在葉聖陶童話集《讀後感》中我曾說明其理由)。現在我的生活，可說是文章的生活。這也是偶然而來的。
注：①即《我的苦學經驗》。
顏面
我小時候從李叔同先生學習彈琴，每彈錯了一處，李先生回頭向我一看。我對於這一看比什麼都害怕。當時也不自知其理由，只覺得有一種不可當力，使我難於消受。現在回想起來，方知他這一看的顏面表情中歷歷表出著對於音樂藝術的尊敬，對於教育使命的嚴重，和對於我的疏忽的懲戒，實在比校長先生的一番訓話更可使我感動。古人有故意誤拂琴絃，以求周郎的一顧的；我當時實在怕見李先生的一顧，總是預先練得很熟，然後到他面前去還琴。
但是現在，李先生那種嚴肅的慈祥的臉色已不易再見，卻在世間看飽了各種各樣的奇異的臉色。——當作雕刻或紙臉具看時，倒也很有興味。
在人們談話議論的座中，與其聽他們的言辭的意義，不如看他們的顏面的變化，興味好得多，且在實際上，也可以更深切地瞭解各人的心理。因為感情的複雜深刻的部分，往往為理義的言說所不能表出，而在“造形的”(plastic）臉色上歷歷地披露著。不但如此，盡有口上說“是”而臉上明明表出“非”的怪事。聰明的對手也能不聽其言辭而但窺其臉色，正確地會得其心理。然而我並不想做這種聰明的對手，我最歡喜當作雕刻或紙臉具看人的臉孔。
看慣了臉，以為臉當然如此。但仔細凝視，就覺得顏面是很奇怪的一種形象。同是兩眼，兩眉，一口，一鼻排列在一個面中，而有萬人各不相同的形式。同一顏面中，又有喜，怒，哀，樂，嫉妒，同情，冷淡，陰險，倉皇，忸怩……等千萬種表情。凡詞典內所有的一切感情的形容詞，在顏面上都可表演，正如自然界一切種類的線具足於**中一樣。推究其差別的原因，不外乎這數寸寬廣的浮雕板中的形狀與色彩的變化而已。
就五官而論，耳朵在表情上全然無用。記得某文學家說，耳朵的形狀最表出人類的獸相。我從前曾經取一大張紙，在其中央剪出一洞，套在一個朋友的耳朵上，而單獨地觀看耳朵的姿態，久之不認識其為耳朵，而越覺得可怕。這大概是為了耳朵一向躲在鬢邊，素不登顏面表情的舞臺的緣故。只有日本文學家芥川龍之介對於中國女子的耳朵表示敬意，說玲瓏而潔白像貝殼。然耳朵無論如何美好，也不過像鬢邊的玉蘭花一類的裝飾物而已，與表情全無關係。實際，耳朵位在臉的邊上，只能當作這浮雕板的兩個環子，不入浮雕範圍之內。
在浮雕的版圖內，鼻可說是顏面中的北辰，固定在中央。眉，眼，口，均以它為中心而活動，而作出各種表情。眉位在上方，形態簡單；然與眼有表裡的關係，處於眼的伴奏者的地位。演奏“顏面表情”的主要旋律的，是眼與口。二者的性質又不相同：照顧愷之的意見，“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之中”，故其畫人常數年不點睛，說“點睛便欲飛去”，則眼是最富於表情的。然而口也不差：肖像畫的似否，口的關係居多；試用粉筆在黑板上任意畫一顏面，而僅變更其口的形狀，大小，厚薄，彎度，方向，地位，可得各種完全不同的表情。故我以為眼與口在顏面表情上同樣重要，眼是“色的”；口是“形的”。眼不能移動位置，但有青眼白眼等種種眼色；口雖沒有色，但形狀與位置的變動在五官中最為劇烈。倘把顏面看作一個家庭，則口是男性的，眼是女性的，兩者常常協力而作出這家庭生活中的諸相。
然更進一步，我就要想到顏面構造的本質的問題。神造人的時候，顏面的創作是根據某種定理的，抑任意造出的？即顏面中的五官的形狀與位置的排法是必然的，抑偶然的？從生理上說來，也許是合於實用的原則的，例如眉生在眼上，可以保護眼；鼻生在口上，可以幫助味覺。但從造型上說來，不必一定，苟有別種便於實用的排列法，我們也可同樣地承認其為顏面，而看出其中的表情。各種動物的顏面，便得按照別種實用的原則而變更其形狀與位置的。我們在動物的顏面中，一樣可以看出表情，不過其臉上的筋肉不動，遠不及人面的表情的豐富而已。試仔細辨察狗的顏面，可知各狗的相貌也各不相同。我們平常往往以“狗”的一個概念抹殺各狗的差別，難得有人尊重狗的個性，而費心辨察它們的相貌。這猶之我小時候初到上海，第一次看見西洋人，覺得面孔個個一樣，紅頭巡捕尤其如此。——我的母親每年來上海一二次，看見西洋人總說“這個人又來了”。——實則西洋人與印度人看我們，恐怕也是這樣。這全是黃白異種的緣故，我們看日本人或朝鮮人就沒有這種感覺。這異種的範圍推廣起來，及於禽獸的時候，即可辨識禽獸的相貌。所以照我想來，人的顏面的形狀與位置不一定要照現在的排法，不過偶然排成這樣而已。倘變換一種排法，同樣地有表情。只因我們久已看慣了現在狀態的顏面，故對於這種顏面的表情，辨識力特別豐富又精細而已。
至於眼睛有特殊訓練的藝術家，尤其是畫家，就能推廣其對於顏面表情的辨識力，而在自然界一切生物無生物中看出種種的表情。“擬人化”(personification)的看法即由此而生。在桃花中看出笑顏，在蓮花中看出粉臉，又如德國理想派畫家B?cklin〔勃克林〕，其描寫波濤，曾畫一魔王追撲一弱女，以象徵大波的吞沒小浪，這可謂擬人化的極致了。就是非畫家的普通人，倘能應用其對於顏面的看法於一切自然界，也可看到物象表情。有一個小孩子曾經發見開蓋的洋琴〔鋼琴〕（piano）的相貌好像露出一口整齊而潔白的牙齒的某先生，Waterman①的墨水瓶姿態像鄰家的肥胖的婦人。我嘆佩這孩子的造型的**。孩子比大人，概念弱而直觀強，故所見更多擬人的印象，容易看見物象的真相。藝術家就是學習孩子們這種看法的。藝術家要在自然中看出生命，要在一草一木中發現自己，故必推廣其同情心，普及於一切自然，有情化一切自然。
這樣說來，不但顏面有表情而已；無名的形狀，無意義的排列，在明者的眼中都有表情，與顏面表情一樣地明顯而複雜。中國的書法便是其一例。西洋現代的立體派等新興美術又是其一例吧？
註釋：
①華特門，一種墨水的牌子名（原系人名）。
甘美的回味
有一次我偶得閒暇，溫習從前所學過的彈琴課。一位朋友拍拍我的肩膀說道：“你們會音樂的真是幸福，寂寞起來彈一曲琴，多麼舒服！唉，我的生活太枯燥了。我兒時也想學些音樂，調劑調劑呢。”
我不能首肯於這位朋友的話，想向他抗議。但終於沒有對他說什麼。因為伴著拍肩膀而來的話，態度十分肯定而語氣十分強重，似乎會跟了他的手的舉動而拍進我的身體中，使我無力推辭或反對。倘使我不承認他的話而欲向他抗議，似乎須得還他一種比拍肩膀更重要一些的手段——例如跳將起來打他幾個巴掌——而說話，才配得上抗議。但這又何必呢。用了拍肩膀的手段而說話的人，大都是自信力極強的人，他的話是他一人的法律，我實無須向他辯解。我不過在心中暗想他的話的意思，而獨在這裡記錄自己的感想而已。
這朋友說我“寂寞起來彈一曲琴多麼舒服”，實在是冤枉了我！因為我回想自己的學習音樂的經過，只感到艱辛與嚴肅，卻從未因了學習音樂而感到舒服。
記得十六七年前我在杭州第一師範讀書的時候，最怕的功課是“還琴”。我們雖是一所普通的初級師範學校，但音樂一科特別注重，全校有數十架學生練習用的五組風琴，和還琴用的一架大風琴，唱歌用的一架大鋼琴。李叔同先生每星期教授我們彈琴一次。先生先把新課彈一遍給我們看。略略指導了彈法的要點，就令我們各自回去練習。一星期後我們須得練習純熟而來彈給先生看，這就叫做“還琴”。但這不是由教務處排定在課程表內的音樂功課，而是先生給我們規定的課外修業。故還琴的時間，總在下午二十分至一時之間，即午膳後至第一課之間的四十分鐘內，或下午六時二十分至七時之內，即夜飯後至晚間自修課之間的四十分鐘內。我們自己練習琴的時間則各人各便，大都在下午課餘，教師請假的時間，或晚上。總之，這彈琴全是課外修業。但這課外修業實際比較一切正課都艱辛而嚴肅。這並非我個人特殊感覺，我們的同學們講起還琴都害怕。我每逢輪到還琴的一天，飯總是不吃飽的。我在十分鐘內了結吃飯與盥洗二事，立刻挾了彈琴講義，先到練琴室內去，抱了一下佛腳，然後心中帶了一塊沉重的大石頭而走進還琴教室去。我們的先生——他似乎是不吃飯的——早已靜悄悄地等候在那裡。大風琴上的譜表與音栓都已安排妥帖，顯出一排雪白的鍵板，猶似一件怪物張著闊大的口，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而蹲踞著，在那裡等候我們的來到。
先生見我進來，立刻給我翻出我今天所應還的一課來，他對於我們各人彈琴的程序非常熟悉，看見一人就記得他彈到什麼地方。我坐在大風琴邊，悄悄地抽了一口大氣，然後開始彈奏了，先生不逼近我，也不正面督視我的手指，而斜立在離開我數步的桌旁。他似乎知道我心中的狀況，深恐逼近我督視時，易使我心中慌亂而手足失措，所以特地離開一些。但我確知他的眼睛是不絕地在斜注我的手上的。因為不但遇到我按錯一個鍵板的時候他知道，就是鍵板全不按錯而用錯了一根手指時，他的頭便急速地迴轉，向我一看，這一看錶示通不過。先生指點樂譜，令我從某處重新彈起。小錯從樂句開始處重彈，大錯則須從樂曲開始處重彈。有時重彈幸而通過了，但有時越是重彈，心中越是慌亂而錯誤越多。這還琴便不能透過。先生用和平而嚴肅的語調低聲向我說，“下次再還”，於是我只得起身離琴，仍舊帶了心中這塊沉重的大石頭而走出還琴教室，再去加上刻苦練習的功夫。
我們的先生的教授音樂是這樣地嚴肅的。但他對於這樣嚴肅的教師生活，似乎還不滿足，後來就做了和尚而度更嚴肅的生活了。同時我也就畢業離校，入社會謀生，不再練習彈琴。但彈琴一事，在我心中永遠留著一個嚴肅的印象，從此我不敢輕易地玩弄樂器了。畢業後兩年，我一朝脫卻了謀生的職務，而來到了東京的市中。東京的音樂空氣使我對從前的艱辛嚴肅的彈琴練習發生一種甘美的回味。我費四十五塊錢買了一口提琴，再費三塊錢向某音樂研究會買了一張入學證，便開始學習提琴了。記得那正是盛夏的時候。我每天下午一時來到這音樂研究會的練習室中，對著了一面鏡子練習提琴，一直練到五點半鐘而歸寓。其間每練習五十分鐘，休息十分鐘。這十分間非到隔壁的冰店裡喝一杯檸檬刨冰，不能繼續下一小時的練習。一星期之後，我左手上四個手指的尖端的皮都破爛了。起初各指尖上長出一個白泡，後來泡皮破裂，露出肉和水來。這些破爛的指尖按到細而緊張的鋼絲制的E弦上，感到針刺般的痛楚，猶如一種肉刑！但提琴先生笑著對我說，“這是學習提琴所必經的難關。你現在必須努力繼續練習，手指任它破爛，後來自會結成一層老皮，難關便通過了。”他伸出自己的左手來給我摸，“你看，我指尖上的皮多麼老！起初也曾像你一般破爛過；但是難關早已通過了。倘使現在怕痛而停止練習，以前的工夫便都枉費，而你從此休想學習提琴了。”我信奉這提琴先生的忠告，依舊每日規定四個半鐘頭而刻苦練習，按時還琴。後來指尖上果然結皮，而練習亦漸入艱深之境。以前從李先生學習彈琴時所感到的一種艱辛嚴肅的況味，這時候我又實際地嚐到了。但滋味和從前有些不同：因為從前監督我刻苦地練習風琴的，是對於李先生的信仰心；現在監督我刻苦地練習提琴的，不是對於那個提琴先生的信仰心，而是我的自勵心。那個提琴先生的教課，是這音樂研究會的會長用了金錢而論鐘點買來的。我們也是用金錢間接買他的教課的。他規定三點鐘到會，五點鐘退去，在這兩小時的限度內儘量地教授我們提琴的技術，原可說是一種公平的交易。而且像我這遠來的外國人，也得憑仗了每月三塊錢的學費的力，而從這提琴先生受得平等的教授與忠告，更是可感謝的事。然而他對我的雄辯的忠告，在我覺得遠不及低聲的“下次再還”四個字的有效。我的刻苦地練習提琴，還是出於我自己的勉勵心的，先生的教授與忠告不過供給知識與參考而已。我在這音樂研究所中繼續練習了提琴四個多月，即便回國。我在那裡熟習了三冊提琴教則本和幾曲lightoperamelodies〔輕歌劇旋律〕。和我同室而同時開始練習提琴的，有一個出鬍鬚的醫生和一個法政學校的學生。但他們並不每天到會，因此進步都很遲，我練完第三冊教則本時，他們都還只練完第一冊。他們每嫌先生的教授短簡而不詳，不能使他們充分理解，常常來問我彈奏的方法。我盡我所知的告訴他們。我回國以後，這些同學和先生都成了夢中的人物。後來我的提琴練習廢止了。但我時時念及那位醫生和法政學生，不知他們的提琴練習後來進境如何。現在回想起來，他們當時進步雖慢，但炎夏的練習室中的苦況，到底比我少消受一些。他們每星期不過到練習室三四次，每次不過一二小時。而且在練習室中揮扇比拉琴更勤。我呢，猶似在那年的炎夏中和提琴作了一場劇烈的奮鬥，而終於退守。那個醫生和法政學生現在已由漸漸的進步而成為日本的violinist〔小提琴家〕也未可知；但我的提琴上已堆積灰塵，我的手指已漸僵硬，所贏得的只是對於提琴練習的一個艱辛嚴肅的印象。
我因有上述的經驗，故說起音樂演奏，總覺得是一種非常嚴肅的行為。我須得用了“如臨大敵”的態度而彈琴，用了“如見大賓”的態度而聽人演奏。彈過聽過之後，只感到興奮的疲倦，絕未因此而感到舒服。所以那個朋友拍著我的肩膀而說的話，在我覺得冤枉，不能首肯。難道是我的學習法不正，或我所習的樂曲不良嗎？但我是依據了世界通用的教則本，服從了先生的教導，而忠實地實行的。難道世間另有一種娛樂的音樂教則本與娛樂的音樂先生嗎？這疑團在我心中久不能釋。有一天我在某學校的同樂會的席上恍然地悟到了。
同樂會就是由一部分同學和教師在臺上扮各種遊藝，給其餘的同學和教師欣賞。遊藝中有各種各樣的演，唱，和奏。總之全是令人發笑的花頭。座上不絕地發出鬨笑的聲音。我回看後面的聽眾，但見許多血盆似的笑口。我似覺身在“大世界”“新世界”①一類的遊戲場中了。我覺得這同樂會的確是“樂”！在座的人可以全不費一點心力而只管張著嘴巴嬉笑。聽他們的唱奏，也可以全不費一點心力而但覺鼓膜上的快感。這與我所學習的音樂大異，這真可說是舒服的音樂。聽這種音樂，不必用“如見大賓”的態度，而只須當作喝酒。我在座聽了一會音樂，好似喝了一頓酒，覺得陶醉而舒服。
於是我悟到了，那個朋友所讚歎而盼望學習的音樂，一定就是這種喝酒一般的音樂。他是把音樂看作喝酒一類的樂事的。他的話中的“音樂”及“彈琴”等字倘使改作“喝酒”，例如說，“你們會喝酒的人真是幸福，寂寞起來喝一杯酒多麼舒服！”那我便首肯了。
那種酒上口雖好，但過後頗感惡腥，似乎要嘔吐的樣子。我自從那回嘗過之後，不想再喝了。我覺得這種舒服的滋味，遠不及艱辛嚴肅的回味的甘美。
註釋：
①“大世界”和“新世界”是當時上海兩個遊樂場的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