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當全國的55萬“右派”不是在原籍被監督改造，就是在勞改農場幹著超強的體力勞動，且吃不飽、睡不好時，卻有兩個“右派”在沂蒙山區的一個小村子度過了他們輕鬆而愉快的生活。
首先，村裡的老百姓給這兩位“右派”早早地摘了右派帽子。這裡邊還有個小故事呢。
儘管村裡人按習慣一口一個“季右派”，一口一個“路右派”地叫，並不含有任何歧視成分，反而認為是一種尊稱。但是，季風和路琴聽了還是很彆扭的。
路琴不是文化館的人嗎？她生**唱，就經常唱一首當時十分流行的前蘇聯歌曲：“同志，這寶貴的稱呼，你一旦失去，就像生命已經結束……”唱的時候總是情緒憂鬱，淚眼欲滴。
這一現象，被她的房東，即穆蛋的侄媳婦劉英知道了。劉英是村裡識字班的主任，心直口快，性格潑辣，便問路琴為什麼一唱到同志就哭。路琴對她說了“同志”二字的重要性。那時剛解放，人的思想十分單純，彼此之間最喜歡稱同志。那時有“一聲同志吃遍全國”的做法（尤其是實行供給制的時候）。
路琴最後表示最好不叫他們“右派”，而改稱同志。
劉英一聽，一拍大腿：“俺的娘呀，我以為什麼大不了的事，原來是為‘同志’，這好辦，路同志，我這就給俺叔說去。”
劉英馬上找到支書穆蛋，穆蛋聽了，也是一句：這好辦。
第二天，在社員大會上，穆蛋鄭重宣佈：“從今天起，對‘季右派’和‘路右派’，就不要再稱右派了，因為他們的工作有變動，擔任什麼職務，上級還沒明確，所以，大夥就稱他們為季同志、路同志吧。”
那時的老百姓老實，讓幹麼幹麼，說喊麼喊麼。一天之間，“季右派”和“路右派”就變成了季同志和路同志。
不僅如此，穆蛋還作出一番決定：以後凡是念報紙念檔案，只要有“地富反壞右”字樣的，一律跳過那個“右”字！凡是有“勞動改造”字樣的，一律跳過“改造”兩個字！誰說漏了嘴扣誰的工分。
就這樣，在沂蒙山區的一個小村子裡，當地的老百姓率先給下到村裡的兩個“右派”摘了帽。這兩人應是全國“右派”中摘帽最早的兩位。多年後，這一趣事在當地被傳為美談。年近70歲的穆蛋老人談起此事眉飛色舞，喜不自禁。
......
對了，還有他們的工作。這當然是應了輕閒的標準的。季風被分配當了記工員，原來的記工員是個瘸子，心眼很好（崮下村幾乎沒有心眼不好的），就整天讓季風跟在他的腚後，一顛一拐地去記工。他走得慢，季風也不能走快。
我奶奶就開玩笑說：“大兄弟，你悠著點，可別跟著變瘸了。”那瘸子就拼命追趕我奶奶：“好你個三嫂，今天我非看了你的瓜……”這個時候，也許是村裡最熱鬧的時候，一個是小腳，一個是瘸子，會攪得村裡、地頭一陣雞飛狗跳。
利用這些閒空季風讀了不少書，研究了不少問題。他的認真勁和學究氣一如當年。他和我爺爺偷偷議論一些話題。
前蘇聯的工業化程序本身就是錯誤的，有點拔苗助長，一開始是幾乎殺盡了農村中的地主、富農，並把他們的財富全部沒收，接著又搞集體農莊，強迫廣大農民參加，又直接損害了廣大農民的利益，損傷了他們的積極性。
現在中國的農業，又在走前蘇聯的路子。而中國的農業更落後，強迫農民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階社，是對中國農民的更大傷害。尤其是實行糧食的統購統銷以來，更是傷害了農民的利益，導致城鄉差別逐步拉大。農民中已經有人吃不飽肚子了！梁先生（指梁漱溟）在政協會上的發言是中肯的，他說，現在城裡人的生活是九重天，而農村人的生活是九重地，城鄉差別太大，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只會越搞越糟。
當然，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一年後的1958年，一場更大規模的狂熱——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會接踵而來。
每每談完，兩人還忘不了開上一句玩笑。
我爺爺說：“你可什麼也沒說，我什麼也沒聽見！”
季風就會煞有介事地說：“我說什麼了嗎？我什麼也沒說啊。”
於是，兩人一陣釋懷大笑。
路琴的工作也很清閒，是幹飼養員。不過不是喂牛餵馬的飼養員，也不是餵豬的飼養員。喂牛餵馬太辛苦，因為夜裡要起來添料，餵豬太髒，臭氣哄哄，老遠都能薰死人。那麼她是喂什麼呢？哈哈，喂兔子！
那時，什麼都學前蘇聯，連喂兔子也是，上邊從前蘇聯引進了一大批長毛兔，說是兔肉可吃，兔毛可賣，就讓上上下下都喂起了前蘇聯長毛兔。
不知是水土不服，還是因為沂蒙山區比西伯利亞熱，這前蘇聯的長毛兔到了咱這兒就不是長毛兔了，而是變成了短毛兔，而且個頭也長不大，遠不像照片上的那麼大。
這樣的話，剪下的兔毛本來就不多，剪下來還得統一賣給鄉里的供銷社，這麼一倒騰，喂兔子根本就賺不幾個錢。但錢不多也是錢，對於已經辦了高階社的村裡來講，這就不錯了。
喂兔子的組長由劉英兼著，組員共五六個大姑娘和小媳婦。俗話說三女一臺戲，這五六個女的湊在一起，就幾乎成了兩臺戲。加上劉英的大嗓門，那就更熱鬧了。一高興的時候，還淨拉*呱，說的全是*上事……誰誰的男人腳丫子特臭，誰誰的男人完了事倒頭就睡，誰誰的男人每晚上都能來一陣，誰誰的男人連騎馬布子都洗。處在這樣的環境裡，誰的煩事都會少一些。
至於季風，在我爺爺那裡幾乎是“白吃白住”。但對外仍說是交14塊錢，這裡面除了兩人當年的友誼外，還因季風家的人口太多，花費大，而我爺爺的“十七級”，幾乎有近百元的收入，他同我奶奶無論如何花，也是用不了這筆錢的。
......
季風還是過去的老樣子，帶副眼鏡，白天記工，晚上看書。他的生活自持力極差，因而常常鬧些洋相。有時，他趕到半夜餓了，就用手幹抓*頭的奶粉吃，我奶奶就責怪他，*頭就有暖水瓶，你不能起來用水衝一衝啊。他就說，懶，不想動。
村裡人知道了這事，就跟他開玩笑：“季同志，幹吃奶粉好吃嗎？”
季風就會認真地回答：“不好吃，粘牙……”
以後，我奶奶就提前用煎餅卷好菜，再煮好兩個雞蛋放在鍋裡餾著，等到他看書看餓了時再吃也不涼。
季風還出過一次洋相，他看到蝦米炒辣椒雞蛋挺好吃，就自告奮勇去三龍潭去用拖網拖蝦米。到了晚上，我爺爺切好了辣椒，打好了雞蛋，等蝦下鍋呢，他卻空著手晃晃地回來了。
“你打的蝦呢？”我爺爺問。那時蝦多，三歲的孩子都能用拖網拖上兩大碗。
季風把拖網一摔老遠：“全讓我倒了！”
“你怎麼倒了呢？”我爺爺犯傻了。
“全是些青灰色的蝦，沒有咱們吃的紅蝦……”
“你說什麼？”我奶奶聽出了點門道。
“沒有咱吃的紅蝦……”這位老夫子又耐心地解釋了一遍。原來，他認為原先吃的紅蝦應是天生的。
我爺爺差點沒讓他笑斷了腸子：“哎呀呀，我的大學士，哪有天生的紅蝦？那是煮熟以後才變紅的，凡是蝦，一旦煮熟後，都要變紅。”
“啊，原來如此……”
這個笑話到現在還在沂蒙全縣流傳。1983年，季風爺爺應邀去我縣傳授大棚菜技術，我爺爺還當眾開他的這個玩笑。回來的時候，縣委縣政府還專門給了他半桶（用水盛著，幾天內可以保證不死）三龍潭裡撈上來的蝦米。但據季風爺爺說，不知什麼原因，已沒有了當年的香氣。
路琴當時最掛念的就是自己那半歲的兒子，但她很快就實現了回濟南看孩子的願望。支書穆蛋說到做到了。當時配給村裡的一臺前蘇聯產的雙輪雙犁的幾個零件壞了，只有去濟南才能買到。於是村裡就派了大隊會計和一個幫工，再加上路琴去了濟南。路琴的職責是“幫忙提東西”。那時候火車還沒有快車，全是站站都停的慢車。從益都站到濟南，要顛六七個小時，但路琴的心情是高興的，用歸心似箭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1958年的春節，村裡去濟南買年貨，又讓路琴“提了一次東西”。但這一次去出了事。不久，村裡接到濟南某街道居委會的“來函調查”，問路琴一個“右派”分子，怎麼老回家……穆蛋收到調查函問我爺爺怎麼回信，我爺爺說，你就這麼寫：這是我們改造右派分子的一個手段，想看看她一路上有什麼反動表現。
信寫完，穆蛋又問，三爺爺該蓋方章呢，還是蓋圓章？那時，村裡的章是方章（即高階社的行政章），村支部是圓章，我爺爺說，兩個都蓋就是嘛，蓋個章能累死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