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該說說我父親和我叔叔的時候了。
這兩位歲數僅差一歲多，性格迥異，命運也大不相同的兄弟，是我爺爺一生的牽掛。他們一個在“文革”中生死不明，一個在臺灣做了高官。
我的父親生於民國十三年（即1924年）陰曆三月（具體日子我爺爺記不清了，反正是桃花乍開、杏花落敗的時候）。我的叔叔生於民國十四年（即1925年）陰曆五月（具體日子我爺爺也記不清了，反正是剛剛過了端午）。兄弟倆就差了十四個月。
當時我爺爺還挺害怕，喲，生得這麼密，這不成了生豬崽了嗎？不料想這擔心竟成了多餘。無論是我奶奶，還是我後來的那位三奶奶，都沒有讓我爺爺的擔心變成現實。儘管我的三奶奶為我爺爺生下了一個長得非常俊秀的女兒，可惜的是，我的這位小姑死於日軍掃蕩，死的時候才4歲，不然的話，我也會有一位姑姑了。
我父親“文革”中被鬥，生死不明，令我爺爺惆悵無限。而我叔叔呢？家裡人一直認為他早死了。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從臺灣軍界退休後，才給我爺爺寄來了他的幾張照片和一張全家福，從相片上依稀可見我爺爺的模樣，有一張是他身著少將戎裝，在桃園機場視察國民黨空軍部隊的照片，這張照片大些，更能辨出我爺爺的模樣。
山上的杆子們及附近的老百姓都尊稱我父親為“大少爺”，尊稱我叔叔為“二少爺”。他們的大號王世蔭和王續蔭卻無人叫起
人們公認的是“大少爺調皮”，“二少爺老實”。
我爺爺說，我父親從小就調皮，不安分。小時吃奶的時候，不知道換氣，只知道一口氣地吃，憋極了就哇哇大哭，我爺爺不明就裡，就熊我奶奶。當時山上沒有別的女人，更沒有懂得侍弄小孩的女人，所以也是乾著急。一到了陰雨天，我父親還煩躁不安呢，不願在屋裡待著，偏要我奶奶舉著雨傘抱著，站在屋門口，聽雨打雨傘的聲音才不哭。而我叔叔就不，只要吃飽了，就不哭不鬧光睡覺，睡醒了也不鬧，只知道看著屋頂傻笑，除非是尿了床才知道哼嘰兩聲。我爺爺說我叔叔最省心，我奶奶可以放心地乾點家務活，只要屋裡放只貓就行，放只貓是為了防老鼠。有一回，貓被我父親抱出去玩了，幾隻老鼠就圍著我叔叔吱吱地亂轉。虧了我奶奶正好回屋拿東西，才趕走了老鼠，不然，我叔叔的耳朵和鼻子未必就是完整的。如果只有半個鼻子或半個耳朵，他就不可能在抗戰後期參加國民黨山東遊擊總隊的沂蒙保安團（團長就是王達禮），更不可能在多少年後升任國軍少將。
在我父親五六歲的時候，我奶奶已經看不住他了。他一有空便滿山的亂跑。後邊還要跟著我叔叔——他的“小護兵”，高興的時候興許還封他個“副寨主”的稱號。“寨主”當然是他的。兄弟倆滿山地跑，我奶奶就顛著雙小腳在後邊追，邊追邊喊，但這都沒有用。
為了管束這對小冤家，我爺爺特讓杆子裡的“字匠”（即文書一類的人物）“半車書”來當他兄弟倆的啟蒙老師。“半車書”是這位老字匠的外號。當年50多歲，原是位清末的舉人，自稱“學富五車”，人很正經，正經得有點酸腐。故杆子裡的眾弟兄便開他的玩笑，稱他為“半車書”。那四車半呢？讓他老爹吃喝嫖賭糟蹋光了。他是在窮困潦倒之際上的山，我爺爺看他挺可憐，便收他做了“字匠”。杆子裡的“字匠”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他負責隊伍裡全部的文書工作，如造花名冊、籍貫表，起草公告、帖子與官軍的聯絡文書、獎罰文書等等。尤其對那些大字不識半個的文盲匪首來講，“字匠”往往是半個軍師。
我父親及我叔叔倒還聰明，尤其是我父親，腦瓜最好使，教他的字與文章，很快就能記、背。什麼三字經、百家姓統統不在話下。我叔叔往往要慢半拍，但在我父親的提示、幫助下，也能很快跟上。
我父親有時提些問題，總搞得半車書答不上來。他問道：“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為什麼是姓趙的在前邊，而不是別的姓在前邊？”
半車書支吾半天，只好作如下回答：“先人所傳，不得而知……”
我父親便接著說：“我想給他改過來，改成王錢孫李，周吳鄭趙；或是別的什麼，反正王字姓要打頭。你沒聽說王字乃大王、國王、寨主之類的意思嗎？”
“我也要這麼改，我哥是正王，我是副王。”我叔叔也跟著幫腔。
“不得胡來，休得無禮。”半車書揚揚手中的戒尺，那是我爺爺親自授予他的，可隨時用予懲戒，並且要真打。
也只有在這時，我父親兄弟倆才會安分一會。
但過不了半天，我父親又會提些刁鑽的問題：“李白是個大朝巴（老家方言，即傻子的意思），幹嗎用鐵棒磨針，鐵棒那麼粗，什麼時候才磨好，用個洋釘不就是了。”
半車書作耐心解釋：“此乃一種比喻，喻人做事只要有恆心有毅力，就會成功的。”
我父親並不認可：“用洋釘磨成針就夠累人的，這比喻也就行了。用鐵棒比喻還不把人比死？”
過了些日子，半車書找到了我爺爺，恭恭敬敬地說：“大掌櫃的，老朽這般學識怕是教不了兩位少爺了。如今，城裡新學正盛，何不妨將他們送至山下。也好多納濟新潮，開闊眼界呀。”
我爺爺便說：“我何嘗不想讓他倆早日下山？只是你嫂子老是不捨得嘛，不過，先生既然講了，就容我再思量一番。”
不久，我父親又闖了一次禍，終於促使我爺爺下定了最後的決心。這次禍是一槍打出來的。
這天，趁著半車書不注意，小兄弟倆又跑了出來。哥哥說，咱去抓山雞。弟弟說，還有山雞蛋。於是，小兄弟倆一陣小跑，便無了蹤影。但他翻來找去，也沒遇上什麼山雞，卻碰上了巡哨的一槍準和他的幾個弟兄。
老實說，這些杆子們都挺喜歡這小兄弟倆，一槍準上來就使了個下馬威。
“好呀，二位少爺，又是逃學堂了吧。”
當哥哥的說：“才不是哩，我倆……”
當弟弟的說：“我們是要抓山雞的。”
“抓到沒有呀……”幾個杆子一齊逗他們。
哥哥撓撓頭皮說：“嘿嘿，沒抓到。”
弟弟跟上一句：“可我們上次抓到了，是隻小山雞……”
說來也巧，就在這時，不遠處出現了一群雞。正在一隻大公雞的帶領下咕咕覓食。當哥哥的一下有了主意，他摸了摸一槍準的槍托。
“大叔，都說你是一槍準，可俺沒見過，你要真有本事，就給我一槍打它一隻……”
“我要是打準怎麼辦？”多少日子沒打槍，一槍準手也癢癢。
哥哥說：“你要是打準了，我讓俺娘給你燉了下酒。”
弟弟不樂意了：“那我怎麼辦？”
哥哥有點嫌他沒出息：“兩個雞爪子都給你。”
在大夥的鬨笑聲中，一槍準一槍打翻了一隻雞。說來也巧，是隻正在下蛋的母雞。當天後晌，雞的主人，崮下村的一位老太婆就找上山來了。一槍準聽說了，直冒冷汗，就等著脫褲子了。脫褲子幹啥？挨軍棍唄！因為“山規”有規定：不抓不殺母畜（母豬、母羊、母狗、母牛、母馬、母驢，當然也含母雞），違背者，至少20軍棍。
我爺爺當眾把人集合起來審案子，小兄弟倆嚇得直哆嗦，我爺爺索性讓人把我奶奶鎖進了號子房。
我爺爺怒氣未消：“一槍準，你也是個老杆子了，可知打死母雞該當何罪？”
一槍準嘟囔了一句：“是大少爺讓打的。”
我爺爺更火了：“他讓你吃屎，你吃嗎？”
不料一槍準一下提高了嗓門：“吃！讓吃就吃。”
一句話，把大夥都逗笑了。旁邊的老太太得知是小孩子闖的禍，就連連說情。我爺爺這才決定：20軍棍一分為二，一槍準15棍，我那可憐的父親5棍；賠老大娘銀元兩塊（那時候兩塊銀元就可買一畝地），死雞當然也讓人家拿走了。我叔叔則為了最終沒能吃上雞爪子而哭泣了半天。
耿直的一槍準憑著一槍一隻雞的功夫，在幾年後的穆陵關遭遇戰中，一槍幹掉了日軍的小隊長橫二。可惜的是他死於1952年3月的“鎮反”（我爺爺的保信遲到了半天——是何原因，後邊會談）。
小兄弟倆也因這次闖禍，被徹底放到了山下——正是這次進城，使他們走進了一個全新的生活，接觸到了新文化、新知識，為他們日後各自選擇的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而且，小兄弟倆的下山還成就了我爺爺與我三奶奶的美好姻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