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他們怎樣謀劃佈置的內幕經過問題。我們答覆說，現在調查到的各種事實（詳見前），不就是他們的謀劃佈置嗎?這亦許還不完全，尤其缺乏“內幕經過”。但我們本來不是幕內人，怎能得知呢?只有待他幕內人獻出來（有人曾來接洽，惜無力購得），並肯出面作證才行。然這並非必須的；從現得的外面可見的事實，在法庭上判罪已無不足。
再從前邊“政府對本案的處理”種種來說，以及其對於李案的拖賴不破案來看，國民黨何止百口無以自解，他們直悍然不求自解了。國民黨依然擔當起來，何必再問其他?
我們今天所要作的，絕不在槍斃幾個大小特務，為李、聞二先生抵命；乃在證實國民黨特務機關在政治上的罪惡，而取消特務機關。我們要求移京組織特別法庭審判，亦無非要在“雲南警備司令部特務營第三連連排長”之上，進一步揭穿是國民黨特務機關乾的，要他們明白承認而已。現在罪證既有這許多，而國民黨卻還於避嫌的事（共同調查公開審判之類）不肯作；於嫌疑所在（種種見前），竟蹈之不惜，赴之不辭。那就是他們已自暗地承認了。明白承認固好，暗地承認還不是一樣?
假如國民黨說他沒有暗地承認，我們便追問他為什麼過去有那些不避嫌疑的事?同時請他趕快作幾件洗脫嫌疑的事。第一，便是限期破李案並緝獲聞案逃犯徐佔坤；第二，便是組織特別法庭，為公開之審判。我敢說，當他要洗脫嫌疑時，就是他明白承認時。明承認、暗承認，兩面總難逃一面。
我們既認定課國民黨及其特務機關的責任，所以便不在個人身上瑣細地認真。調查報告內，人名間或隱而不露，一事亦可備兩說，就是基於上述理由而寫的。希望讀者注意。
在我們開頭一章“赴昆明調查之經過”內，提及我們調查工作一面很困難，一面亦很容易。所以容易的最大理由，現在可以明白。即在這案情，原非一二私人的事，而是大局政治的事。對方，大而言之，是一個黨；小而言之，是一個機關。其動作儘管掩掩藏藏，無奈事情既非一日，規模尤不會小；前後積累，左右匯合，則形跡自顯，其勢無可逃責。比較要調查一件個人私事，容易的多。只要你認清題目，不復在個人身上呆笨追求，而能眼光四射，照看全域性，就行了。（完）
附錄：（內容略）
一、李案發生時在場所見
二、兩案內幕知情人說
甲、聞案部分
乙、李案部分
漱溟按：此附錄兩件，是我們報告書所根據的材料之舉例。前者，為李案發生時在場之某君自述其所見。原文在昆明發表過。後者，為知道內幕之某君暗中寫示給我們的。我們收到的祕密投函甚多，其人多不露面，其材料亦不盡可信。唯此件經考察比較後，有許多點印證下來不錯。並且此君和前一位先生均願於必要時出面作證，所以選錄於此，以見我們根據之一般。
1946年8月
附錄十四薩空了著《香港淪陷日記》（摘錄）
〔編者按〕
《香港淪陷日記》是薩空了同志撰寫的，其中部分內容，記述了先生在香港淪陷前後的活動與工作情況，頗有意趣，擇錄一些內容附志年譜。是從1941年12月中旬起摘錄的。
“12日……到黃泥涌道去訪梁漱溟先生，因為昨日曾經約定他改宿在這個朋友的地方，以防萬一。我到那裡，梁先生已然走了。……再至贊善裡，找到了梁先生，他是由跑馬地一清早便回了贊善裡，我告訴了他我和雲川兄昨夜關於報社問題的決定。……報社同人都來述說繼續維持出版之不易，因為《光明報》的印刷所……是由民生印務公司承印。……戰時發生……工人對著當前的萬端困難，自然工作情緒極壞……我便找來該公司的負責人和工頭。該公司每月應收的承印費共只港幣500元，我允許當日即借港幣200元給公司，叫他們先發一部分薪金給工人，藉安他們的心，工頭也表示只要有錢，工人一定可以努力幹。印刷問題解決，又和頌華兄與編輯部其他同人研究了堅持下去的步驟。關於梁先生，因為目標太大，怕萬一香港淪陷，問題嚴重，決請社中同人黃瓚兄，送他到黃的族人家裡去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