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日下午觀審完畢，我們馬上致函顧總司令，認為疑竇甚多，請不要定案。十六日又去一函，請將當眾宣讀過，經兩犯畫過押的審訊記錄，抄給我們一份；而官方竟不肯抄給。十九日我會到顧總司令，我問他：十五那天，頗以審訊完畢，但當時不見宣判，這幾天來還不見宣判，是不是還要再審呢?顧面有難色，對答不出，只低聲說：“我做不得主。”後來遲到二十五日乃行宣判。像這種地方（當下不敢以記錄抄給人，延遲多日而後宣判），他們若無情弊，便亦不會這樣。
[ 書客網 ShuKe.Com ]（六）湯、李兩犯供認行凶不諱之後，便有人對我們講：這兩個人儘管將來判處死刑，亦不會死的，到行刑時，自然另有替死鬼，如同上次“一二·一”案辦法一樣。我們在上海招待新聞記者，亦曾預言且必然如此。果然，二十九日上海《大公報》昆明專電有“二十六日槍決聞案凶犯時，沿途所經，戒備嚴密，三小時不許行人透過”等語，其不敢與人以共見，是明白的了。
（七）從政府不肯同意我們參加調查工作，不肯給各方面參加審判的機會，乃至行刑時不肯與人以共見，而必要一手包辦到底，其心虛膽怯，處處可見，還待多說什麼話呢?
五、調查本案後的論斷
當我們奉命調查，從南京出發時，我們深感到此行沒把握。所以對盟友而談，對本同盟主席張表方先生寫信，都先聲明瞭此意。乃至經過重慶，會見一些朋友後，此感還益深。所以對新聞記者談話，都表示我們去是不得不去，難望有何成就（見渝、滬各報）。可是我們一到昆明，和盟內朋友初一度的長談，我心裡便有了把握，不再發愁，幾日後，我便覺得可以交卷。所以原計劃十二三日就走，已託請張祕書訂飛機票。後來，因十三日顧總司令邀宴，十五日觀審，才延期的。
前後為何這般不同?我們當初自覺沒把握，是對下列三問題怕調查不出來：
（一）凶犯到底是誰?
（二）主使人到底是誰?
（三）他們內幕經過怎樣的謀劃佈置?
原是呵，我們一個外來人有什麼法子得到這些底細呢?何況政府已顯然不予調查的便利，而某些可能有助於我們調查的雲南本地朋友，或則離昆，或則不願回昆。沒辦法的情形已成，自不免悲觀了。後來，忽然心裡有了把握，就是恍然大悟，這三個問題原是不必要的。我們有充分材料證明是國民黨特務機關乾的，已儘夠了。用不著追究其為某人行凶，某人主使——這是無關重要的。將責任歸到個人身上，反而放輕了國民黨的責任，或其特務機關的責任。那恰是錯誤了的觀念呀!
以下我們就既得材料，試作論斷，並闡明此意。
第一，凶手是誰的問題。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就是“雲南警備總司令部”這個機關。從去年十月三日滇局劇變後，一切散兵遊勇早經多次緝捕，殆已絕跡。而私人的武器短槍等，亦早施行過檢查登記等手續，當時被收者不少；其未經沒收者，都登記過，為官廳所許可合法保有的了。再就是吉普車輛，亦全在官方統制之中。試問歹徒活動，凶器來源，既這樣不易，而兩案發生時，出動的人員槍枝車輛卻那樣多，還向誰身上推呢?讀者再看“李聞案發生的背景”，“李聞兩先生被刺前後的情形”，“政府對於本案的處理”三大段所羅列的那些材料，還不夠充分證明“凶手是警備總部”這句話麼?至於當日動手，是不是湯時亮、李文山一干人，那是無關巨集旨的。聞案可能就是湯時亮、李文山；李案可能就是李成業。但據另一祕密報告給我們，說刺聞先生是佩“一四六”符號的郭某，我們亦不否認其可能，不論是哪一個，我們總認定是出於雲南警備總司令部的。這在警備部，今天不是已自供認不諱了嗎?
第二，是誰主使的問題。我們肯定地說，這還是“雲南警備總司令部”這個機關，分別來說，動手的自是他們的中下級人員；主使的總是他們上級人物。可能是某一個人；但亦可能是那個“特種會報”（詳前文）席上共同決定的。全部事實材料，充分告訴我們是動員了好多人乾的（包括事先偵察，事後掩飾等工作），安得無主使?而主使的中心則在警備部；儘管他自己還沒有供認，但客觀事實不已證明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