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昨夜炮戰甚烈。早起即赴報社，知道為了炮戰緊張，印刷所工人在夜中他逃躲避，影響了工作……今天的報只出了一個臨時刊。……梁先生上午也由他暫避的地方出來到報社，大家的心都懷著……也許明天可能恢復正常狀態。……午前11時臨時刊完全發出，我離開報社到B銀行找到長江兄和他商酌應付民生印務公司的問題……長江兄認為局勢可能直轉急下，報社最後的處理已須著手，我認為也對，便匆匆分手，回到報社，把重要的檔案以至訂戶名冊，完全銷燬，同時通知梁先生，請他仍回昨日暫避的地方去。……從上午我的種種安排，希望恢復常態，到了下午陡然改為不出版，在感情上，實在有點不甘心。……”
“15日，……今天去看梁先生，目的也在商量復刊的事。……到灣仔下車，見到了梁先生，商談之後，他也贊同復刊，叫我去進行……”
“22日，早8時即和雲川同赴灣仔訪梁先生，為了大炮轟炸的凶，我們決定走半山房屋掩蔽較多的街道……可是就在這時，敵人的大炮又以這一段為目標打來。和雲川急走下山，……這時在我們的前後左右，似乎很中了些炮彈。找到梁先生一同到騎樓上坐了談話，我們報告了這幾天奔走的情形和今後工作的計劃。雲川和他說了羅旭和希望和他見面，並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去一次華人行。就在我們談話時敵人的炮愈打愈凶，同時還有飛機投彈，我認為敵人已在香港東部登陸，灣仔可能在很近的幾天內成為巷戰的地段，堅勸梁先生搬到榮華臺大家一起去住（薩家人住此，系俞頌華家）。
“話未談完，一陣**，有人敲門討水，據說就是四樓，為一炮彈擊穿，有人輕傷，急想有水吃，所以來討。……不料就在這時，一個炸彈落在了距我們不過20丈的十字街口，它帶來的風的壓力叫我們的耳鼓都疼的不得了。那一剎那間的震動使全層樓的人都恐慌萬狀，梁先生依然神色不動，這是他的素養使然，可是這也是叫他的學生、朋友最為他擔心的理由。雲川、黃瓚叫我無論如何再勸他搬，他答應了明早先到香港酒店和我們見面去看羅旭和，然後再一同到我們住的地方來!……”
“23日，今早本與梁先生約在香港酒店見面，9時黃瓚來說他已到了酒店，我和雲川連忙出來，走到堅道，卻遇見他迎面而來。據說在酒店中他遇見過了範長江，他告訴他戰事訊息很不好，英軍被日軍壓迫後退……我們遂一同再回榮華臺。經過一度商洽，我們決定作香港陷落的準備，一方請炳海去設法另找一個新的隱匿地方安頓梁先生，一方由我和雲川出來買點吃的東西並再到香港酒店探聽訊息。……訊息這樣壞，對《聯合報》的事當然無從談起。……”
“24日……12時重回香港酒店，遇到了張今鐸，他又去找來邱茉莉……關於香港的戰局我們一致感到應當有增援的辦法，才能談到守的住。於是我們遂共同商討出來三項辦法：（一）香港進攻日軍，沒有大量空軍掩護，應當用空軍予以打擊……應請中國先派空軍來援。（二）中國軍隊已進至淡水，如能有人冒險由香港深夜偷出，到淡水與中國當局接洽，先用小船（趁）乘深夜偷渡幾千人來港增援，或在九龍登陸，亦可立解香港之圍。（三）中國軍人如翁兆垣、張貞、方振武皆在香港，如能立即在港募集中國義勇軍，交他們指揮，作為補充防線及使英、加拿大軍部分的獲得休息之用，亦必大有補於戰局。辦法決定，我們又商定把它具體用中文寫出並譯成英文，如梁先生同意，明天就請他與羅旭和見面，並將這意見交他轉達香港政府當局。
“……戰後港督指派羅旭和專辦華人事務……5時回到榮華臺把一切告訴了梁先生，雲川便起草那個書面建議，當晚草成。……”
“25日，早起，將雲川所擬建議譯成英文。……梁先生即利用上午時間約周鯨文來香港酒店閒談，並以建議給他看。……
“下午2時邱茉莉來，同梁先生去華人行，羅旭和適在……他對梁先生講了許多景仰的話，對那建議，他以為向港政府他可以去談，但對陣策，最好梁先生也去談一次。他並贊同梁先生徑電蔣委員長請求速援香港，這個電報，他可代發。但到最後他卻嘆息著說：‘從開戰以來，我們真是浪費了許多時間，現在這一切作的太晚了，太晚了!’……一同再回香港酒店，得到前線被擊潰，港督已下令停戰的訊息。……下午3時許，我們一同回榮華臺，炳海經過兩天的奔走，已在般含道下××臺找到了一個新隱匿地方，計劃著，香港陷落，梁先生、雲川和我三個人便搬到那邊去住。因為榮華臺他的家，我們寄住，經過這麼多天，已成公開的祕密，決不能再住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