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講：“我曾有一個時期致力過佛學，一九二○年後轉到儒家。於初轉入儒家，給我啟發最大使我得門而入的，是明儒王心齋先生，他最稱頌自然，我便是由此而對儒家的意思有所理會。開始理會甚粗淺，但無粗淺則不能入門。後來再與西洋思想印證，覺得最能發揮盡致使我深感興趣的，是生命派哲學，其主要代表者為柏格森。記得當時購讀柏氏著作，讀時甚慢；嘗有願心，願有從容時間盡讀柏氏書，是人生一大樂事。柏氏說理最痛快、透徹、聰明。美國詹母士、杜威與柏氏，雖非同一學派，但皆曾得力於生命觀念，受生物學影響，而後成其所學。凡真學問家，必皆有其根本觀念，有其到處運用之方法，或到處運用的眼光；否則便不足以稱為學問家，特記誦之學耳。再則，對於我用思想作學問之有幫助者，厥為讀醫書（我讀醫書與讀佛書同樣無師承）。醫書所啟發於我者仍為生命。我對醫學所明白的，就是明白了生命。中國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學和醫學三者，是我思想所從來之根柢。”［《朝話》“中西學術之不同”。］
[ 書客網 ShuKe.Com ]是年，發表《無性談》於《東方》雜誌。先生自注說：“此篇但拈無性之一義，非論定物如之有無。物如之言Thingsinitself苞體與象，頃但遮象，不欲撥體。蓋問題所牽，將及於觀念論與實質論，將及於可知與不可知，將及於科學哲學宗教之區界。冗中溝思為難，不敢涉及。他日當為不可思議論，暨宗教與科學兩篇詳之。惜所見西籍太少，不能博徵諸家，大張吾義，頗思努力讀書，再動筆耳。”［《漱溟卅前文錄》。］
是年，為《司法例規》代寫了《司法例規序》一文，還寫了《中華學友會宣言》一文。
一九一八年（戊午民國七年）
二十六歲。
在北大哲學系，繼續講授印度哲學。
先生到北大，正是“五四”運動前夕，國人接受西洋近代思潮（代表資產階級的）似較以前為深入，而現代思潮（代表無產階級的）則適於此時發端，整個學術界風氣是極其菲薄東方固有學術的。［《略記當年師友會合之緣》。］
先生講研究東西文化之經過說：“那時我很苦於沒有人將東西文化並提著說，也沒有人著眼到此地。以為如果有人說，就可以引起人研究。在我研究的時候，很有朋友勸我，說這個問題範圍太廣，無從著手。”“但我對於此問題特別有要求，不肯放鬆。”
十月四日，先生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一個啟事，說：“顧吾校自蔡先生並主講諸先生皆深味乎歐化，而無味乎東方文化，由是倡為東方學者，尚未有聞。漱溟切志出世，不欲為學問之研究，留一二年為研究東方學者發其端。”
東方學是指中國的孔學和印度的佛學，主要是孔學。先生當時認為孔子出生於中國，佛雖出自印度，然其學亦在中國。北大是中國僅有的最高國立大學，“世之求東方學不於中國而誰求?不於吾校求而誰求?”這一廣告是徵求研究東方學術的學者。之後，先生在北大的哲學研究所開了一個孔子哲學研究會，先生將自己的意見“略微講了一個梗概”。不久，因梁老先生辭世，丁父艱而中途擱置。
農曆十月十日，是父巨川先生六十歲生日。前三日（初七日）清晨，竟自沉於北京之淨業湖（積水潭）。先生說：“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滅，而不惜以身殉之。捐生前夕，所遺敬告世人書，其要語云：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國性蓋指固有風教。”［《中國文化要義》。］
這年，《新青年》雜誌六卷一號上，發表了陳仲甫（獨秀）和陶孟和評論梁老先生（巨川）自殺之事的文章各一篇，先生閱後即撰寫《答陳仲甫先生書》，亦發表在《新青年》上，就自殺是不是個人行為，是不是道德，有沒有罪等問題展開討論。先生在文中還較為詳細地記述了老父親前後二十年的變化以及為什麼會自殺等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