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先生髮表《究元決疑論》，後又收入“東方文庫”，單行本印行。
先生講他寫這篇文章的緣由及其主要內容與影響說：“得黃遠庸先生自上海來信，同時讀到其懺悔錄，隨後聽到他在美被刺訊息。興感於黃先生之慘死，而作此論。文章的中心內容是批評古今中外的各家學說，唯獨推崇佛學。論中發揮印度出世思想，指（出）人生惟一的路在皈依佛法。此論原稿寄章行嚴（士釗）先生，為蔣竹莊（維喬）先生所得，交《東方》雜誌於同年五、六、七期連載刊出。”
先生講：“《究元決疑論》是我二十四歲時作的一篇文章。我自二十歲後，思想折入佛家一路，專心佛典者四五年。同時復常從友人張申府假得幾種西文哲學書讀之。至此篇發表，可以算是四五年來思想上的一小結果。當時自己固甚滿意。至今好些朋友關係還是從這篇文字發生出來的。即我到北京大學擔任講席，也是因範靜生先生的介紹而以此文為贄去訪蔡元培先生，蔡先生看了此文就商同陳仲甫（獨秀）先生以印度哲學一課相屬。——當時因在司法部任祕書未能承應，而轉推許季上先生代課；至翌年許先生病辭，乃繼其任。”［《漱溟卅前文錄》、《人物》1986年第1期。］
先生說：“我之得以親近林先生（宰平），卻還由他先有交納之意。他正亦是為看了《究元決疑論》，乃囑託餘越園（紹宗）致意於我，而後約會見面的。林先生長於我十四歲，其人品之可欽敬，其學識之可佩服，為我一生所僅見。”［《略記當年師友會合之緣》。］
一九一七年（丁巳民國六年）
二十五歲。
五月中旬，安徽督軍張勳擁清遜帝復辟。……張耀曾先生隨政府改組而下野。先生亦去職南遊，經蘇州、杭州而湖南，居同族群元兄家三月。時值在衡山的北洋軍閥舊部王汝賢等率部潰走長沙，大掠而北，沿途軍紀極壞。
十月，先生由湖南迴北京，潰兵此時亦正北撤，一路所見，觸目驚心。
先生回京後有感於南北軍閥戰禍之烈，寫出《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一文，呼籲社會各界有心人出來組織國民息兵會，共同阻止內戰，培植民主勢力，並自費印了數千冊，分送與人。先生到北大任教後，還拿了若千冊放在教員休息室，供人翻閱或自取。當時亦在北大任教的舊派學者辜鴻銘教授翻閱後，自言自語地說：“有心人哉!”［《人物》1986年第1期。］先生說“我在北大任課未久，胡適之先生亦是初從美國回來到北大。這篇文章很得胡適之先生的”同情與注意。事隔數年，他還提起來說，當日見了那篇文章，即在日記上記了一句話：“梁先生這個人將來定會要革命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十月間，先生返回北京，恰逢許先生（季上——先生頭年向蔡先生推推薦）大病，處暑假開學後一直缺課。蔡先生促先生到校接替，於是先生正式到北大任課。先生講：“就這樣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我在北大前後共七年，這七年之間，我從蔡先生和諸同事、同學所獲益處，直接間接，有形無形，說之不盡。論年齡，蔡先生長我近三十歲，我至多隻能算個學生，其他同事也大都比我年長。所以我說北京大學培養了我，絕非是謙詞。更應該指出的是，論我個人資歷，一沒有上過大學，二沒有留過洋，論專長不過是對某些學科經過自學、鑽研才一知半解，至多也只能說是一技之長吧。蔡先生引我到北大，並且一住就是七年，這表明蔡先生相容幷包之量，也說明蔡先生在用人上稱得上是不拘一格的。只要符合他的辦學宗旨，哪怕只有一技之長，他也容納、引進，並給以施展之地。蔡先生以前清翰林而為民國元老，新舊資望備於一身，當時的新舊派學者無不對他深表敬重。”［《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先生講：“民國六年，蔡孑民先生約我到大學去講印度哲學。我的意思不到大學則已，如果要到大學作學術方面的事情，就不能隨便作個教師便了；一定要對於釋迦、孔子兩家的學術，至少負一個講明的責任。所以我第一日到大學，就問蔡先生他們對於孔子持什麼態度。蔡先生沉吟的答道：我們也不反對孔子。我說：我不僅是不反對而已，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後來晤陳仲甫先生，我也是如此說。”［《東西文化及其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