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只舉幾個小例以見一般：我們所住的商務酒店就佈滿了特工人員。我們出門訪人必然作隨從，我們在家會客必然作記錄。有一天我就在商務酒店吃早點，恰巧遇著孫福熙君。他原曾為中國旅行社編輯旅行雜誌，而商務酒店原是中國旅行社開辦的，所以他長期住在裡面。餐廳中偶然相值，歡然道故，說幾句話，原是極尋常的事。事後孫君告訴我說，特務馬上就盤詰他：你與梁某什麼關係?你和他談什麼話?孫君趕緊表明彼此無多關係，“不過從前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候，梁先生是先生，我是學生而已。”——試問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有何人敢來親近我們呢?
在進行調查時，軍政機關既不予以便利，卻反而有意陷我們於困難之中。是如此了，何以又說調查起來亦很容易呢?這有兩層：第一層，就是俗常說“一手難以掩盡天下耳目”的話了。廣大的社會究竟不乏有心人。所以自動來供給我們材料，作種種幫助者還是不少。第一是地方人士，第二是許多青年學生。還有更重要的第三與第四，那便是我們盟內同志和美國領事館的朋友。兩大暗殺案，民盟原是“屍主”，我們自己人哪有不留心的呢?尤其像被當作目標而幸未遭難的楚圖南先生，被搜查而未及捕進牢中的趙渢先生，和其他諸同人，自身遭遇就是很好的材料。美國朋友雖是局外人，但他們極同情我們的；同時在職務上他們對他國家要作情報。除了現在昆明的羅領事、麥領事而外，美大使館還特別電調前駐昆明很久的斯領事，從北平專來調查本案。我們到昆明時，斯氏雖離去，羅、麥兩位卻請我們兩度到他館中便飯長談，彼此交換調查材料。——試問在這種情形之下，豈是任何一方所能遮掩得了的嗎?還有第二層理由留待後面“調查本案後的論斷”中去說。以下只將我們招待新聞記者，訪問當局，旁聽審判，以及我們與當局函件往復等事，敘一敘。
我們原意先訪問當局，後招待記者，以示慎重；但結果還是先招待了記者。那天到場的記者相當多（多過我們所發請帖二倍），談話相當長，秩序亦很好。記者們筆錄甚勤，據說其中作了一份三千多字的筆錄，當晚交呈顧總司令閱看。我們大致就本案發生後政府如何表示，友邦如何關切，我們向政府如何交涉，及此來所取方式，今後的要求與期待等項分別說明。其中重要處是從我們的立場態度，說到我們要求移南京組織特別法庭審判之一層。訪問當局（顧、盧、霍等）時，我們對他們談的亦著重此層。其大意約略是這樣的：
李聞案，無待申論是政治性暗殺案，國內國際都這樣承認的。今被害者是在野的民主同盟方面，則在朝的國民黨方面便頭一個犯嫌疑。雖如此，我們民主同盟卻依然還承認它法律上的地位。即承認政府是政府，接受它的警察及司法機關所行使的職權。但我們希望國民黨亦承認我們在政治上的地位，即承認我們在政治上是它的反對派。反對派遭遇這事情，它自己脫不掉嫌疑。此時它如果是光明正大的，應自動地邀我們一同來調查這案情，一同來審判，乃至將來一同宣佈其結果。這樣，自然國內國外都會相信它，佩服它。縱然結果發見是它中下級之所為，而於當局者的光明固絲毫無損。因此我們提議一同調查，移京審判，實為愛惜政府之意。最要還在組織特別法庭，給各方以參加機會。要知具有政治關係的案件，普通法庭是辦不了的。記得重慶較場口事件在法院公審時，法官就當眾說這種案子是以政治為背景的，普通法庭沒法審判。而抗戰前救國會七君子的案子，人雖出來，案並未清，更未曾宣告無罪。說起來至今還是不合法的。所以為了允洽輿情，作有效之處理，組織特別法庭實有必要。否則，以處嫌疑地位的國民黨，還要運用它手中的大權，一手包辦，則更加重嫌疑，威信盡失。那將不單是國民黨的損失，而實在是國家的損失了。
我們這一要求，或說是一期待，自然由民盟中央在南京直接向政府提出。所以對顧、盧各位，不過告知他，不要輕於處理。在第一次訪問時，他們亦不作何表示，只說案情在偵查中，還不完全。到十三日顧、盧請我們吃晚飯，陪座有冷欣、張鎮等。飯罷，顧邀我至別室小談，說李案凶犯未獲，聞案後日可開審，請參加觀審。我問：是後來從曲靖獲之人嗎?顧答：不是。是兩個外省人。我又問：凶犯供他為何行凶呢?顧笑雲：且待問他們自己罷。我立刻就明白必是八月五日重慶看見的晚報上那個說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