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七以發揚儒學為己任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悼念梁漱溟先生
馮友蘭
梁漱溟先生去世了，活了95歲。中國有句老話：“百年，壽之大齊也。”從經驗上看，一百歲是人壽的極限，梁先生就快達到這個極限了。在將近一個世紀內，他經歷了許多不平凡的事情。
1918年，我在北大是哲學系三年級學生，梁先生來給我們講印度哲學，梁先生比我只大兩歲，同班中還有比梁先生歲數更大的。他經常約我們到他家裡去玩。以後他搞“村治”，我講“工業化”，走了不同的路。但我有幾位朋友，也是跟著梁先生搞“村治”的；所以對於他的思想活動，還經常保持接觸。
梁先生基本上是一個政治、社會活動家。在一次中國文化書院召集的講演會上，他自己也大聲疾呼地說：“我不是一個書生!”他在思想上有很多不小的貢獻，但是還不可以看他專是一個哲學家或思想家。
從這兩方面看，我認為他的一生之中，有兩件事值得特別注意。一件是：他自己認為他有一個任務，有一個繼承孔子的任務，這對於他並不是一句空話，他實在有像孔子所說“天生德於予”那樣的感想。在抗戰時期，日本佔領了香港，黨內地下工作人員把當時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用小木船救出香港，回到大後方。當時重慶有個傳說，說當時他坐在小木船裡，在海上漂泊很危險。梁先生說，他自己想決不會死，因為中華民族要復興，要靠他的三部書，現在書還沒寫成，所以他決不會死。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我現在後悔沒有向梁先生問過這個傳說是不是真的。但是他在這一方面確是自負不凡。
另一件事：梁先生曾在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會議上，公開批評黨的農民政策，說照黨的政策，工人的地位高在九天之上，農民的地位低在九地之下。毛主席當場大怒，即席做了一個長篇發言，狠狠地批判了梁先生一頓。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事。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對於皇帝敢於犯顏直諫，不怕貶官，不怕充軍，也不怕廷杖，認為該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是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的美德。梁先生繼承了這種美德。
根據這兩點認識，我給梁漱溟先生撰了一副輓聯：
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
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我在我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的腹稿中，已經初步給梁先生安排了一個位置。我認為，他是新文化運動的右翼。新文化運動的口號是“打倒孔家店”，梁先生是維護“孔家店”的。但是他的維護並不是用抱殘守缺那樣的辦法，他給孔子的思想以全新的解釋。這個全新的解釋正確與否，姑且不論，但也是新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舊文化了。所以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當時也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這就使他在新文化運動中取得一定的地位。
1988年6月25日
（原載民盟主辦的《群言》雜誌1988年第9期）
附錄八我所認識的梁漱溟先生
唐弘仁
我看過不少懷念梁漱溟先生的文章，也看過一些評論他的學術成就和他的為人治學精神的著作，其中比較突出的有兩本，一本是《梁漱溟與毛澤東》，另一本是《梁漱溟問答錄》。這兩本書都是汪東林編著的。透過這兩本書的介紹，不僅使我們瞭解梁老一生的主要經歷和學術上的成就，而且也可瞭解到梁老為人的高尚品德。梁老那種“肯用心思，獨立思考”和他的“活到老，學到老，研究到老，探索到老”的精神，令許多人深受啟發與教育；另一方面，不少人都認為從梁老身上看到了中國優秀知識分子所具有的正氣和骨氣。梁老平時待人接物，顯得特別平和、淳厚，而在權勢和暴力的壓力面前，他大義凜然，堅強不屈，顯示出中國知識分子的氣節。當李公樸、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時，他毅然決定冒著風險去昆明調查，並旗幟鮮明，義正詞嚴地痛斥特務暴行。大聲疾呼：“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要看看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光，我在這裡等著他們!”1974年，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公開反對用非歷史的觀點評價孔子，反對把批判孔子與批判林彪並提，公開斥責“林彪是鬼，不是人，沒有人格”，併為劉少奇、彭德懷同志辯護。在他為此而受到圍攻時，傲然宣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在“四人幫”猖獗一時，萬馬齊喑的情況下，他不顧個人身處逆境，仗義執言，充分表現了一個優秀知識分子敢於堅持真理，不畏權勢的高尚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