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種優良傳統，孟夫子曾概括為：“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在中國古代史上，從屈原、魏徵、海瑞、于謙等人身上，均可看到這種氣質與精神。
在現代史上，從李大釗、魯迅、聞一多、馬寅初、梁漱溟等人身上也可看到這高貴的品德和為了維護正義，堅持真理，不計個人得失，不顧個人安危，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精神。
我認識梁老較早。
1943年前後，我曾多次與《大公報》等一些報紙的記者一道去拜訪過樑老。
我拜讀過樑老最早的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雖然沒有真正讀懂，但他的為人和治學精神，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1946年，梁老擔任民主同盟的祕書長，又是國民參政會成員，參加各種社會政治活動，參加舊政治協商會議，是當時知名的政治活動家。
這時我在重慶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報》工作，與梁老接觸更多，梁老在1953年被批判後，仍是全國政協第四屆、第五屆委員會委員，每次開會，我們雖不在一個組，但我總要到賓館去看望他。
他十分關心曾在重慶共同工作過的老朋友。
1947年國民黨特務逮捕了《民主報》職工，關押在渣滓洞集中營，梁老曾極力營救。
我兩次提及這事，十分感激他。
梁老說：“你們都受苦了，我們沒有盡到責任!”1946年那一段時期，重慶是陪都。
各民主黨派、一些進步的人民團體都比較活躍。
我記得有幾個進步的社會團體曾發起組織一個講座，請一些知名的學者、政治活動家給大家講講共同關心的問題。
被邀請來講學的，有秦邦憲（博古）、章伯鈞、梁漱溟等人。
講課內容包括當時的政治形勢、革命前途，中國如何實現民主憲政，實行什麼政治制度等等。
我記得梁老先後作了兩次講話。
每次講話的內容比較廣泛。
他用中西對比講了中國文化的特色，中國社會的構成特點，以及今後中國政治體制的設想等問題。
由於年隔久遠，詳細內容，有的已記不清，只記得大意是：他主張建立一種政治體制叫做“綜合體政府”。
我記得梁老在闡述這個體制的內容後，曾提到他的這些主張曾在延安向毛主席陳述過。
他說：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的論點是脫胎於這個“綜合體政府”的。
當時聽他講課的不到20人。
記得參加聽課的胡鍾達同志（解放後曾任全國人大代表，內蒙古人民大學教授、副校長）對梁老的許多論點，提出質疑，特別對梁老講毛主席“論聯合政府”脫胎於他的“綜合體政府”的觀點，持不同意見。
梁老看了胡鍾達一眼後說：“年輕人，你還沒有真正理解我的意思，你還不懂。
你要努力學習，等到二三十年以後，你才有能力來評論我的觀點。”
我們幾個年輕人，聽了梁老的話，非常吃驚，認為梁老傲氣凌人，倚老賣老，但大家都忍耐下來了，沒有再提出質詢。
現在，回憶起來，梁老當時確實有一股傲氣。
從《梁漱溟問答錄》一書中，我瞭解到：梁老建國以後，曾先後被大批判三次，小批判一次。
第一次是1953年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梁老提請黨中央注意農民問題，說工人生活與農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引起了一場大批判。
第二次是1965年初，在北京召開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四屆一次會議上，梁老講要取得成績，必須認識客觀規律，掌握客觀規律，不能盲目行動，否則要碰釘子，要失敗。
他說，搞建設，要講科學，要講道德。
當時批判他講的“科學”、“道德”是攻擊黨、指責黨不掌握科學，不講客觀規律，諷刺“三面紅旗”；批判他講的“道德”是以封建道德觀念代替黨的群眾路線，從根本上否定階級鬥爭。
第三次是他在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因批判林彪、江青所導致的。
最後一次是1978年2月，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上，梁老在討論“憲法草案”時講“**”是踐踏法治。
批判梁老的人，認為他的論點是全盤否定“**”。
平心而論，導致1953年那一次批判與梁老的傲氣，與梁老的倔強自負分不開。
但梁老提出請中央注意重視農業，重視農民生活的建議，原則上還是無可厚非的。
儘管當時梁老拿工人農民生活對比講“九天九地”之差不正確。
但說他立場反動，心有惡意，甚至有的說他是一位偽君子，一生沒有做過一件好事，這顯然是不公正的。
梁老一向孤高自傲，後來卻能閉門思過，感到慚愧，悔恨，承認自己不該如此狂妄，頂撞毛主席，鑄成大錯，產生不好的影響，對於像梁老這樣的老知識分子，也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