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又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這都充分見出其所關心者，在此而不在彼。
總起來說，中國人之所長在“人對人”，分析言之，就是這兩大精神：“倫理情誼，人生向上。”
七、以中國精神引進團體組織
中國之長處在有“倫理情誼，人生向上”兩大精神；中國之短處在缺乏“科學技術，團體組織”——這是我多年以來用心研究所得之結論。中國文化走到了改造途中。要建設新中國文化，一要發揮固有精神引進團體組織，二要以團體組織運用科學技術。何謂發揮固有精神引進團體組織?即是以固有倫理精神，適用於團體與個人之間。舊倫理皆是此一人對彼一人之關係，現在我們要增加一倫，即“團體對個人”、“個人對團體”之相互關係。在此，即是團體要尊重個人，個人要尊重團體，將倫理關係互以對方為重之精神，適用到團體生活。
[ 書客網 ShuKe.Com ]以上只說了發揮固有精神之一面，還有一面，便是要以“人生向上”精神引進團體組織。西洋近代國家和地方自治團體，無非為人民謀福利而已，其人生向上精神殊不足。按照中國精神，福利應該隸屬“人生向上”之內。這就是說，不能眼中只有福利，忘了“人生向上”，忘了仁愛之情、是非之義。
八、以團體組織運用科學技術
團體組織是好的，科學技術是好的，但資本主義是個人贏利，科學發明有助於贏利，贏利鼓勵了科學發明，一切新技術、新發明，掌握在資本傢俬人手裡，而不掌握在社會公共手裡。如果以團體組織運用科學技術，則科學技術之利，自然屬於社會，為人民共有共享。末了說一句：我們要發揮中國的長處，吸收外國的長處，而他們不吸取中國的長處，世界人類便無從得救。
（原載香港《百姓》半月刊1985年第97期）
附錄四論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觀
費孝通
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是“中國宗教倫理和現代化”。我們很想邀請梁漱溟老先生親自參加和大家見面。他曾表示同意，但究竟年事過高，行動不便，不易承受車航之勞。為了表示支援這次會議，他特地作了一次發言，要我們錄影在會上放映。我想就梁老先生的思想說一段話作為我在這次研討會上的發言。
我這裡所說的梁老先生的思想並不限於他這次發言。這次發言只表達了倫理是中國文化體系的核心，也可以說，這是他整個思想體系的核心。關於梁老先生的思想體系，在座的學者都是熟悉的，我們在放映他的發言前也作了簡單介紹，毋庸我在此重複。
我今天想講的是他的文化體系論，這使我聯想到社會或文化人類學裡的文化格式論。梁老先生認為西方、印度和中國存在著三種文化體系，各自從不同的對人生的態度出發的。由於不同的人生態度形成了三種不同的文化體系：不斷追求人生慾望的西方文化，否定慾望、回頭向後看的佛教文化和肯定人生、調節慾望的儒家文化。我並不想去討論他所作出的文化體系的分類和分類的內容，只著眼於文化分類本身而把這種企圖聯絡到社會人類學中的文化格式論，並加以比較。
文化格式，CulturalPattern，這個概念是美國人類學者RuthBenedict在1934年提出來的。她認為聚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人群在長期歷史過程裡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自成體系並具有其特殊的格式，所以稱之為CulturalPattern，中文裡可譯作文化格式。比如，她在美國西南部Pueblo印第安人中分辨出Apollonian（寧靜型）和Dionysian（放縱型）不同格式的文化。文化格式論以及和它同時的文化功能論等西方人類學者都是批判了前期的文化傳播論的理論而產生的。它們都把文化看成一個各部分有機結合的整體，即所謂整體觀點holisticview。而文化傳播論則是把一個文化中的構成部分看成是並無內在聯絡的一堆文化零件Culturaltrait。文化格式論和一般文化功能論的區別是它進一步認為不同的整體各具特性。有如每個人都有其個性，一個地方的人群有他們地方的特性，一個民族有它的民族性，一個國家有它的國民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