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民盟主辦的《群言》雜誌1988年第9期）
附錄三發揮中國的長處吸收外國的長處
梁漱溟
一、西洋文化的長處在人對物
現在來比較中西文化之長短如何?我們可以答覆一句：西洋長處在於“人對物”，而中國長處則在“人對人”。
何以言之?必須先說明人類文明原包含“人對物”和“人對人”兩大部分。所謂物，即指大自然之一切。不但山川草木鳥獸皆在宇宙內，就是人的身體也在內。人的生活一時不得離開自然界，自然界可以養活我們，但我們如果不能控制它、利用它，它也能成為我們的災害。但如何能控制它、利用它呢，那就要從明白它、瞭解它入手，此即科學之事。近代西洋最偉大的成功即在科學技術之進步，為古人之所無，亦為他方人之所無。所以說西洋長處在“人對物”。
自五四運動以來，揭“科學”與“民主”為兩大口號，近代西洋所長，在此二者。然而民主卻不屬“人對物”之事。……它是“人對人”之事。我說西洋長處在“人對物”，似乎未說盡。其實不然，詳見下文。
二、中國人究竟缺乏什麼
民主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看到之一種精神。此種精神的根本點是：我承認我，同時也承認旁人。反之若“有己無人”，便是反民主。
中國人缺乏民主精神麼?不見得。中國古訓講“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承認旁人之精神，何等明白?還有中國最講禮讓，其一種尊重旁人之精神，充分可見。然而“民主”何以現在竟為一新鮮之物呢?我的回答是：中國人雖不缺乏民主精神，但他自古缺乏集團生活。關於這一點，在我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裡言之甚詳，這裡只說幾句。
中國人的社會生活顯然可見有下列四大短處：
第一是缺乏法制精神：亦即事事不按照法律辦，執法精神不夠。外國人則比較守法。這就是因為外國人平素過集團生活，凡事在團體內，非此不可。但在家庭之中，則一切情形，就要兩樣。
第二缺乏紀律習慣：所謂紀律習慣，是在人多時，能夠有條理，有次序，並不因人多而紊亂，這就要靠平素養成的紀律習慣。
第三缺乏組織能力：晏陽初先生曾對我說，有一個美國人向他說：“一箇中國人是聰明的，兩個中國人就蠢笨了。”這是說明中國人最缺乏組織與合作。組織是大家合作起來，每個人都不卑不亢，很耐煩的商量辦事。商量之後有所決定，而且痛快的執行，這是為中國人所最不易見的。
第四缺乏公共觀念：梁任公先生《新民說》一書中說：“中國要想建設一個新國家，必須先要有新民。新民是不同於舊時的中國人，必須要具備幾個條件，最必須的條件，就是公德。”中國人過去太重私德，父慈子孝，都不外乎是私德，但如何為公共服務，就不講求。
此四大短處，全從一根本事實演來，此根本事實為何?那即是家族生活偏重（正面），集團生活缺乏（負面），此一事實在中國自古迄今一貫到底，直至新中國成立未曾改變。
所以若問：中國人究竟缺乏什麼?我答：“缺乏集團生活。”
三、西洋人團體生活之發展及轉變
西洋人之團體生活，遠者且不去說它。我們從中古社會說起，那便是團體生活最嚴重最堅強之時代。第一表現在宗教上，教會之於教徒，好比今日國家之於國民，宗教彼此間對抗相爭，較之今日國際間還要激烈。政治上則有大大小小無數封建單位，並且政治與宗教牽混糾纏，更增加了團體間之對抗相爭。經濟上則一農村就是一團體，自給自足。工商各業，各有其行會，亦都是堅強之團體，內則統制，外則對抗。還有工商業集中在都市，每一都市，也是一團體，特別像所謂：“自由都市”者，直等於一小國家。凡此種種，皆為中國所無。
“爭之與群，乃同時並見之二物”——孟德斯鳩語。因鬥爭而有團體，因團體而有鬥爭。鬥爭與團體之相聯，此即西洋人自古迄今底生活。反之，中國人都生活於散漫和平之中，愈和平，愈散漫；愈散漫，愈和平。在對抗相爭之兩團體，便各自養成其人之公共觀念、法制精神、紀律習慣、組織能力，反之，在家族生活特重之中國人則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