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他同情並敬重中國共產黨改造社會的精神和為之進行的努力。思想意識上的分歧並沒有妨礙他在爭取獨立、民主的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朋友。梁先生曾兩次訪問延安，與毛澤東主席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換意見。全國解放後，他為國家統一和經濟發展的形勢所鼓舞，莊嚴宣佈：“我已經認定跟著共產黨走了。”並對自己的政治主張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同時，他以“幫助共產黨認識舊中國”為己任，對解放初期的政治運動提出意見和建議。1974年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梁先生反對以非歷史的觀點評價孔子，反對把批判孔子與批判林彪相併提，併為劉少奇、彭德懷同志辯護。當受到圍攻時，他傲然宣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在“四人幫”猖獗一時，萬馬齊喑的境況下，梁先生不顧個人身處逆境，仗義執言，表現了一位愛國知識分子敢於堅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梁先生對我們黨撥亂反正，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十分欣慰。他堅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是有希望的。
梁漱溟先生是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學者，是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在半個多世紀裡，他發表了大量有影響的著作，主要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印度哲學概論》、《鄉村建設論文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理論》、《我的自學小史》、《中國文化要義》等。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梁先生重新活躍於學術舞臺，完成了五十年前著手的《人心與人生》，出版了《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論文集》等。他還參與創辦中國文化書院並親自為學員授課、答疑，接待來訪的國際著名學者。梁先生為弘揚民族文化，擴充套件中外文化交流，貢獻了畢生的精力。
（新華社發）
附錄二梁漱溟的最後一次發言
梁漱溟
我從來說中國缺乏宗教，中國人淡於宗教。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說：“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就是注重現實人生。這是孔子的非宗教態度。
有人將儒家稱為儒教，這不對。儒家不是宗教。“子不語怪力亂神。”宗教與此相反，它恰恰要議論“怪力亂神”。孔家的精神全部放在照顧現實生活上，如父慈子孝，如兄友弟恭，都是眼前生活。從前讀書人供奉“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天地”與“君”、“親”、“師”同時供奉。宗教則不能如此。宗教中的“上帝”是“全知全能”，是高於一切，不能與人並列。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儒家，總是在現實生活中畢恭畢敬於眼前。宗教則畢恭畢敬於“上帝”。故說中國人淡於宗教，中國人遠於宗教。故說中國儒家不同於其它宗教。
在上述情況下，外來宗教乘虛而入。中國所有的偉大宗教均為外來的，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佛教，無不是外來的。中國也有些零零碎碎的迷信流行於社會，但夠不上宗教。偉大的宗教中國沒有產生過，有則均為外來。中國有的就是倫理。
“上帝”一詞，古書上有，但不重要，而倫理在中國特別重要。倫者偶也，倫理內容的根本精神是“互以對方為重”。這與西方的“個人本位”、“自我中心”不同。“互以對方為重”，是雙方的，不是單方的。此種精神在任何地域，任何情況下均合乎人情，最行得通的。
隨著注重倫理而來的是講“天下太平”。“天下”，無所不包，不分國內國外；講“太平”，而不講“富強”。講“富強”，春秋戰國時有之，但此後均講“天下太平”。“天下”無疆界可言。講“天下太平”，最無毛病，最切實可行。這個精神最偉大，沒有國家，這是人類的理想；人類前途不外乎此。
中國此種傳統精神與現代化不相沖突，它在空間上不分地域，在時間上無論何時，均合情合理。
有人說，發展商品經濟要講“利”，而中國傳統強調“義利之辨”，恥於言“利”，因此是彼此矛盾的。講義與利，義不是空的；利在義中，義包含了“利”的問題。合乎情理的利叫做義，不是完全對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