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冷遹提“調節勞力，整理交通，改善金融與糧食管理以平物價案”，有二十二人聯名，先生亦聯名。［《梁漱溟言論集》。］
三月廿九日，先生離渝赴香港籌辦《光明報》。先生講：“離重慶前夕，我到曾家巖密訪周恩來先生，向周恩來先生商談辦報方針。周恩來先生熱情支援我們辦報，我們直談至深夜，當晚住在曾家巖。我表示願與他們在香港的人取得聯絡。周恩來先生告訴我，中共駐港代表是廖承志。”
先生離開重慶後先到桂林。在桂林停留了一個時期才到香港。在桂林期間（四月至五月上旬），應廣西大學（桂林良豐）校長雷沛鴻邀請講學，所講內容即為以後所寫的《中國文化要義》的一部分。
先生在桂林時會見李任潮（濟深）、李重毅（任仁）兩位先生。他們與蔣介石有矛盾，不站在蔣介石那邊，他們拿了幾萬元支援民盟辦報紙。
五月，《中國文化問題》發表於《曲江民族文化月刊》。其內容：一、誰認識中國文化；二、怎樣認識中國文化；三、兩大問題有待宣白；四、中國文化的特徵；五、中國本位文化問題。
先生在文中結合抗日戰爭，說明中國“今日正好進於一新階段，這新階段即自抗日開始……由抗戰促進了中國人的自覺，並展開了新中國的前途”。文中指出：“中國人今後一天一天將逐漸認出其固有文化的面目……今後世界上人都將曉然於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在人類文化中的意義，是沒有疑問的。”“要認識中國文化……正不妨從眼前事實來看。眼前的事實，是抗戰四年而中國依然存在。……這在我們一面，究竟靠著什麼?……這全靠我們的家業大，就是國家大。……中國為什麼能這般大，我想這是中國文化結果之一面。”“不能不說中國文化具有非常偉大的力量。”“中國文化的特徵在人類理性開發的早。……而理性則是人類的特徵。……中國古人對於人類文化最大貢獻即在認識了人之所以為人，得以有這種根於人類理性而發育成的文化。”“一般人最大錯誤，是隻看見中國不及西洋的一面，而不知中國尚有高過西洋的一面。”
五月廿日，由桂林飛抵香港，開始籌備民盟機關報工作；一面與參加民盟在港的曾慕韓（琦）（青年黨）、徐夢巖（國社黨）、伍憲子（憲政黨）、周鯨文（東北同鄉會）、張雲川（第三黨）、甘介侯（桂系）等人會商，一面與當時在港左翼人土，如何香凝、廖夢醒、廖承志、柳亞子、陽翰笙、彭澤民等接觸，以推動民盟機關報的籌備工作。先生到香港後知道中共在香港的人，不只廖承志一個人，還有範長江。範也在香港辦報，他辦的報叫《華商報》。先生與範長江也有接觸。先生講：“餘之被推赴港……顧餘雖願以言論自效，素日謹守，殊乏肆應之才，又不善西文，民盟內定主持報事者實為羅君隆基。君勱先生時亦有赴港協助之說。而黃公（炎培）方任勸募戰時公債委員會祕書長，有各處巡視督導之責，行動最便利，則毅然自任赴港照料一切。”
先生得知黃炎培先生於五月初抵港，遂於二十日飛抵香港，原期與黃會面，不料黃恰於此日飛返重慶，正好相左。先生久等羅、張諸君不至，只好與上述諸君著手籌備。
八月初，先生接得內地民盟通知，決議以先生為報社社長，薩空了為經理。之後並決定報社總編輯為俞頌華，新聞版負責人為羊棗。
先生等人計算國民黨參政會應於九月中旬開會，民盟宣言及綱領必須在會前發表，報紙至遲要在九月一日出版。不意忽生波折，七月廿六日李政君飛港，受黃炎培先生之託自渝帶來密函並抄件。蓋黃公於七月初自渝抵滇，張君勱亦自大理來會，所有昆明同人迭有聚議。抄件即黃返渝後就議決事項摘示其要點。先生講：“其中可注意者：一、對原來綱領十二條，保留四條，先發表八條。所保留者皆揭出吾人衷心要求之條文（如反對國庫負擔國民黨黨費，反對特務機關等），且於發表諸條文字亦有刪改（原第二條刪去“結束黨治”四字），要之，力避刺激國民黨。二、對於即將開會之參政會，除海外同人可不出席外，在內地者均出席。三、對外間為黃及某君守祕密，否認其參加組織。”八月三日又收到羅隆基自昆明託人帶來密件，內計開談話會（非正式會）商決之事二十餘項，比渝件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