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二日，先生約同人集會，報告渝、滇來件，無不愕然，一致認為綱領不能分別發表，而刪去有力條文，尤所反對；民盟一切主張，應認定發表於（參政會）會前，商洽（與當局商洽）於會外之原則，不必預作出席與不出席之決定。
至於為黃守祕密一層，自當照辦。
先生同時報告他個人已分函內地同人堅決反對，今問題涉及根本，在根本問題解決前，報社籌備暫停進行，眾議僉同。
曾（慕韓）、徐（夢巖）諸公並各函內地表示意見。
先生講：“其後昆明來信，證明此一變動果出於黃公所為。
欲求問題解決，非得與內地同人面談不可，而尤致盼於黃公之來港。”
“八月十八日晚黃公到港，十九、二十兩日連在九龍塘學校與餘單獨洽談。
黃表示其環境實不容其出名參加民盟，而留他在外，於民盟、於大局未始無用。
於是決定黃公不列名。
既不列名，故於綱領內容、發表時機等問題一切聽由同人決定。
二十一日，黃公約慕韓會晤，餘亦在座，黃面許同盟揭曉後，當親寫一文在《國訊》發表以示贊助。
蓋黃公此來，題在募債，而實籌備其職教社之香港分社，自建其言論機關《國訊》海外版也（後來《光明報》出版不久，《國訊》亦出版。
黃有《我與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一文，如其言）。
黃公既不固執，則一切問題唯待與內地同人商定。
……餘急草成十大綱領並寫一長信託盧廣聲君帶內地……信內重申‘發表於會前，商洽於會外之主張’。
……九月二十二日同人集會，渝、滇各有函到，對於十大綱領完全同意，一字不改。
宣言則囑海外草訂，內地事後予以追認，並同意雙十節發表。
……民盟發表成立宣言及對時局主張綱領，自應由負責人署名，而主席黃公不列名已經決定，似應另推主席，但黃公初未自己辭職，又已離港……無從商量，餘於萬分無可奈何之中，只得服從眾議，執行不列名之發表。
日期逼近，餘不得已連夜起草成立宣言，經同人透過，雙十節得如期發表，發表時，國際各大通訊社記者多以未具負責人名，不肯接受拍電。
一般輿論，亦以不具名致疑，未得引起有力同情。
而執政黨方面即藉口於此，肆其攻擊，並以有意變更政權不啻第五縱隊相誣。”
先生說：“我在一生中精神上感受煩惱痛苦莫過於此。
時在香港之生活，國民黨方面先則派劉維熾（立法院副院長）自渝飛港，密求港政府勿許《光明報》出版。
顧因《光明報》辦好立案及交押金等手續在先，且聘有律師顧問，自無法受其請託，但允為報紙出版後加以壓制摧殘。
《光明報》出版，‘民主政團同盟’揭開。
孫科又繼來港，對於民盟組織則以全國抗日中的‘第五縱隊’相誣。
恰以民盟成立宣言及十大綱領之發表，不寫明組織負責人及地址，態度實欠光明正大，我衷懷憤恨難言。
港政府素來鉗制報紙言論，必先一日送交檢查後乃許刊出，否則罰款。
……乃從我所為創刊詞開始，以至我寫的《我努力的是什麼》一文，往往無理檢扣許多字句，甚至刪去幾行或一段，以致文氣不通暢，意義不明白。
我走訪其主管人，他竟直言不諱：‘此係上級特囑，不得不然。
’”“最可恨者，親近國民黨的青年黨曾琦也到香港，行蹤鬼鬼祟祟……多方與我為難，民盟組織成立宣言公開發表於報端，竟無負責之人具名，固由黃之逃避責任，而不具名之議實發之於曾，與我爭持，蠻不講理，旁人委曲調解，陷我於無可奈何之中，此一事也。
再一事，我任用薩空了擔任《光明報》的經理，綽有才能，社內事物早已就緒。
曾忽推舉青年黨的陸榮光為副經理，我當然沒有同意，他們就恐嚇我，要以敵人來對付我。
……曾貌似文雅，如老書生，乃凶頑至此，可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發起成立之經過略記》。
］
關於辦《光明報》的經費來源問題，先生講：“在香港辦報，要用很多錢，我們是書生，哪裡有那麼多錢?!我在離開重慶之前，民盟的負責人如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每人（即各派各方）出一萬元法幣。
我經濟能力差，出了六千元。
只湊了幾萬元法幣。
當時法幣與港幣比值太低，五元比一元。
當然不夠。
經過聯絡，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文輝，他們與蔣有矛盾，不站在蔣介石那邊，他們拿了十萬元（劉四萬，龍六萬）支援民盟辦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