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並無決議。［美國艾愷教授編《梁漱溟言論集》“參政會資料”。］
由於國民黨猜忌排外，對群眾動員工作包而不辦，不許外人插手，僅以徵兵問題就民不聊生。先生講：“徵兵變成胡亂拉兵，其景象是慘極，凶惡之極。我在四川感受刺激，於是再度努力……奔走於地方當局、地方人士、地方教育界三方面……我主張這三方面配合起來，建立系統機構，而以最大注意貫徹到鄉村。三方面樂意接受，並於人事安排、經費籌措都有些準備。十月七日，張群（西南行營主任）、王纘緒（四川省主席）、張瀾（地方人士）和我四人同飛成都進行其事。沒想到只開了一次動員會議，就有人（張伏雲，四川省府法制室主任，黃埔系蘭衣社的人，資格、地位並不大）公然叫囂不許外人僭竊領導。會後邵（從恩）、張（瀾）諸老頓形消極，我一個外省人更無能為力。經過這次又碰釘子後，我認識清了黨派問題是一切事情的總障礙。此後用力方向所以轉移到團結統一上，實決定於此。”
十二月，先生根據自己一向對中國問題的認識而參以在延安所得印象，提出一個根本解決黨派問題的方案。其內容主張分三步進行：“第一步：召集全國各方面會商，確定國是國策（相當於共同綱領）。
第二步：建立黨派綜合體……為國是國策之賡續不斷地補充或修改。
第三步：政權治權劃分開，黨派綜合體代表國民行使政權，而以治權屬之政府。政府是代表國家的，國家惟一絕對。政府不能含有黨派性。它要忠實於國是國策之執行，不得有一毫出入（我因戲稱為‘無色透明體’），對黨派綜合體負責。”
先生將此文章交重慶《大公報》發表，送審時被檢扣，由當時國民黨宣傳部長葉楚蒼和劉百閔當面退還先生，說：“用意甚好，但若發表，必招致爭論而使黨派關係更惡化。”［《我的努力與反省》。］
是年，還發表《關於“五四”的談話》於《戰時文化》創刊號。
一九三九年（己卯民國二十八年）
四十七歲。
在重慶，曾到游擊區巡視。
國民黨撤退到重慶，國民政府設有國民參政會，先生是少數駐會委員之一。但是沒有多少事可做。先生與張群、盧作孚、八路軍駐重慶代表秦邦憲等先生商量，說明先生在山東許多年做鄉村工作，有許多鄉村運動的學生，都分散在山東各縣，想與他們取得聯絡，發動他們做抗日工作；同時想與年前返魯抗日的第三政治大隊取得聯絡，看望他們，瞭解他們的情況。這事得到國、共兩方支援，蔣介石還送了一萬元路費，給了電報密碼本，說必要時用電報報告敵人情況。先生要求秦邦憲同延安說明，希望延安方面通知蘇、魯一帶抗日隊伍（游擊隊），給予方便配合。［《與北碚唐宦存同志談話記錄》。］
二月二日，先生自重慶啟程，經西安去游擊區，隨行人員計有黃艮庸、王靖波、王福溢、李健三、翟茂林、張蔭平六人，前五人皆豫魯鄉村工作之同人或學生，已相從先生甚久；張蔭平是先生到洛陽後臨時邀其參加的。
先生於二月十日飛抵西安，經與各方接洽，一時尚無入魯之方便，故前後在西安停留多日，其間，曾到秋林晤閻（錫山），瞭解晉中戰況，並訪程頌雲（潛）商談去戰地視察事宜。
一夕胡宗南、鄧寶珊曾相偕來訪先生。［《敵後游擊區域行程日誌》。］
二月十二日至廿一日，參政會在重慶召開第一屆第三次會議。時先生已離川前往游擊區。但會上有“梁參政員漱溟等提‘辦理兵役極應改善各點’提案”（提案第七十九號）。提案中敘述“川黔各省辦理兵役不良情形，至今依然嚴重”情況，並提出改進意見。內容以南充為主，頗似南充提出的提案。［《梁漱溟言論集》“參政會資料”。］
三月二日，先生偕同人乘火車離開西安去洛陽。深夜過黃河，敵人隔黃河岸打炮，所以必須在黑夜透過。在洛陽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