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佔領了華東、華北，山東形勢危岌，先生率同人等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撤退。先生講：“我從山東鄒平撤退，有大隊人馬，計一千多人，八百多條槍，現款十多萬元。”“我們撤退出來，停留在河南鎮平縣，住在城外大佛寺內。後又到武漢。”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是蔣介石，委員會下設政治部，部長陳誠，周恩來是副部長。我們與蔣介石接頭，去見他，告訴他我們從山東撤出來，有這麼多人和槍，我們還要回山東打游擊戰，打日本。蔣介石把這件事交給陳誠辦理。周恩來是副部長，郭沫若是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我們對政府沒有別的要求，只要求給我們一個抗戰的名義。他們給的名稱是‘中央直屬第三政治大隊’。我們決定回山東發動民眾，積極抗日。蔣介石告訴我：‘已派于學忠去山東了，為蘇魯戰區遊擊總司令，他帶有兩萬多人，你回山東遊擊抗日，與于學忠配合。’”［《與北碚唐宦存同志談話記錄》。］
先生帶出來的人在河南鎮平集中受訓後，以當時政府所給之“中央直屬第三政治大隊”名義於一九三八年秋整隊開拔渡河返魯抗敵（全副武裝而且槍多於人，又現款十餘萬，皆原來攜出者今又攜回）。［《朝話》。］
是年六月鄒平鄉村書店印行《朝話》，是先生在朝會上所講的話；由聽者記錄彙集成冊。一九三五年，《鄉村建設》半月刊曾發表一部分。先生於這書“增訂版序言”中講：“我若干年來辦學，大都率領學生作朝會；尤其自民國二十年夏至二十三年夏一段，我任鄉村建設研究部主任時，行之最勤。天天黎明起來就作朝會（冬天都須點燈），極少間斷過。後兩年，便無暇天天親自出席了。在朝會上的精神如何，與這一天大家（師生）的精神息息相關。即朝會作得好，則這一天大家的生活都要自然溫潤些、奮勉些。當時講話很不固定，有時一次中零碎講了幾點，沒有個題目；有時一個題目一次講不完，次日續講。講話內容多半是有感而發；或者從自己身上發出的感想，或從學生身上發出的感想，或者有感於時事，凡是切近當下事情的一種指點，每每較之泛論有裨益於人。而集體生活，每每較之零散的個人接觸要有趣味，易得精神向上；這都是體念得到的。”
《朝話》所輯六十則，茲節錄有關先生自述者數則：
“今早想起論語上‘盍各言爾志’一句話，現在就言我之志。我願終身為民族社會盡力，並願使自己成為社會所永久信賴的一個人。”
“我自己行動多悔，差不多幾十年來總是這樣子。所謂心安理得者，在我心中很不容易繼續，即很不容易比較沒有問題，不後悔。這有兩層原因：自己從小時起，要強，不同流俗的意氣盛，這種意氣支配了自己，就容易有悔有悟。還有一層，就是這時代正當大轉變，入於紛亂，無正軌可循，無路子可走。碰到這時代，很難作到平穩。……本來在這時代，在這世界，所需要的是對大局有判斷，對自己生活能奮爽有力，而我生活上的奮爽有力卻不能長，心中常是徘徊遊移。”
“在人生的時間線上須臾不可放鬆的，就是如何對付自己。如果對於自己沒有辦法，對於一切事情也就沒有辦法。……大概有聰明的人，好出風頭，愛面子，對聲色貨利等等，格外比旁人貪求；這是他斬不斷的病。本來他要強的心也比旁人明白，可是他為壞的心也比旁人高；如果內心不澄清，認不清楚自己，這時他心裡一定有很多問題。”“如何使內心的矛盾衝突平下呢?只有懺悔自新才能夠解決問題。如果誰能夠對於自己的責備越嚴，其懺悔也越深，這種人都是好人。”“我的懺悔自新，可以說完全是從對人類生命有了解，對人類生活有同情這個地方來的；所以也每每從這個地方去引導人懺悔自新。……”“在自新的時候，就是回頭一看，看清了許多都是機械、可憐、糟糕、要不得!把好惡的心，真的好惡的心透露出來，覺察出從前的瑣瑣碎碎，真是臭的，所謂‘如惡惡臭’。由惡才知其臭，才看不上，才能夠捨棄。如果真的對於這個東西惡，知道往好處去用力，生機就能夠透露出來。孟子很能發揮指點這惡絕的意思：‘毋為其所不為，毋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這話說的實在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