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發表《我們政治上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的路》。
刊於《村治月刊》二卷五期。
這是繼頭年發表的《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而寫的政論文章，系統地闡明先生當時的認識和主張。
先生講：“布林西（什）維克自是一個企圖經濟改造的黨，然而這種企圖的成功，則將寄於他的‘革命政治’——這是他的新發明。
中國人因亦想取經於此，排除國外壓迫、國內障礙，建設理想的國家，近以自救，遠以世界大同為期。”
然而先生當時認為這是“我們政治上第二個不通的路”。
文中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認為：“馬克思解說社會的蛻變改進，我想在歐洲或是適用的。”
“東方智慧的民族，則已轉變了方向。
其最大的見徵，即在經濟方面，生產方法不更進步，生產關係不更開展，現出一種留滯盤桓的狀態；千年之後，猶無以異乎千年之前，唯物史觀家莫能究其故。”
“在唯物史觀家所謂‘上層建築’的法律政治及一切精神生活過程，應視其‘經濟基礎’為決定者，在東方殊不盡然；有許多處，或寧說為從上層支配了下層較近事實。”
先生當時認為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在中國不通的具體原因有三難：“第一，階級基礎難。
共產黨的社會基礎即是無產階級。”
“然而如近世的產業在中國又有幾何?由此而來的無產階級其於全社會比例當然微乎其微。”
“手工業者不是什麼‘階級’”，“農民散漫非常，只有個人，不成階級，將如何能期望他們革命?將如何能依以為基礎呢?何況還有：（一）內地鄉村社會的錮蔽……（二）傳統的觀念和習慣太深”，“我敢說，一切勞苦群眾但有工可作，有地可耕，不拘如何勞苦，均不存破壞現狀之想”；“其實他是與革命無緣的!”“第二，革命物件難。
……大家以為：革命物件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甚屬明白確實，尚何所疑?我以為……如細心思之，則知其正大有問題在。”
“大家說：我為被壓迫民族，壓迫我者即是歐、美、日本帝國主義，敵我豈不分明?”“我們對帝國主義者，以武力反抗，或經濟上不合作來反抗，眼前都不行。
彼此力氣強弱相懸，較量不來。”
“中國革命既已不到民族革命分際，不能實行對帝國主義者進攻”；“則其所認取封建勢力為革命物件，是否合適，‘封建勢力’一詞，一般革命家是指著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等而說，其中自以軍閥為首……軍閥果為正確的革命物件否?照我的回答，軍閥不能成為革命物件”。
“革命是一社會根本秩序的推翻與改造，秩序與國家二者幾乎是不可分的。”
“革命物件主要在對那秩序，其次乃對人。”
“軍閥是人的問題，還是秩序問題?我敢決定說，不是秩序問題。”
“正因為軍閥而國家法律失效，而社會秩序破壞，他恰好是與法律秩序勢不兩立的東西。”
先生“建設新社會才算革命”答晴中君文中曾講：“中國今日正是舊秩序破壞了，新秩序未能建立，過渡期間—混亂狀態。
軍閥即此混亂狀態中之一物，其與土匪只有大小之差，並無性質之殊。”
“中國革命物件的中國社會舊秩序，早隨滿洲皇帝之倒而不存；此不成秩序之軍閥制度……非革命物件矣。”
“革命物件抓不到，革命力量無所施；不得其用，而枉用濫用，那得不自己潰敗？敵（革命物件）我（基礎力量）分不清，沒有拘界，那得不散亂？——國民果又何從成其為黨？”
先生當時認為還有一難，即“理論統一難”。
文中說：“總之，在革命理論界中，有兩大可注意現象。
一是極見分歧；一是每每流於靈空玄妙……”“滿紙的‘階級’、‘壓迫’、‘代表利益’、‘衝突’、‘鬥爭’、‘反對妥協改良’，卻又口口聲聲要‘合理調節’、‘嚴密團結’、‘共同幸福’。
一面從階級立場出發，一面又要扭轉階級的立場。
完全學得一套分劃眼光，而持論強歸於渾融；充滿一身唯物氣息，而終成其大唯心論。
黨者所少留意之點，願一申言之。
則這一套西洋把戲於吾歷史習慣、民族精神至不合也。”
“（一）共同信奉一主義，許多人結合起來往前走，此中國夙昔殆所未有之事；尤於中國士人風氣習慣不合。”
“（二）因其夙來散漫無團體，故團體生活中的兩大要件——組織的能力和紀律的訓練——他都沒有。”
“（三）中國士人個性發達，樂於自尊，不樂於依附；對於強權或大勢力是生反感。”
“（四）從乎中國社會之組織構造，故中國人要講是非，而西洋人貴談利害。”
“今黨人謬襲利害觀以代是非觀，於吾民族精神，於吾社會事實均不合。
散漫流動又加混亂失序的中國社會，其政治上、經濟上機會之種種不等，非限於階級大勢之定然，願落於個人運際之偶然；個人自求出路於現狀之中，較諸破壞現狀為社會謀出路容易得多；‘非革命不可’的形勢造不成。
故居中國而言革命，正當從是非心出發。”
“（五）舊日之中國社會，其組織構造與西洋殊異；……革命就是階級鬥爭，馬克思所詁甚確。
這自是西洋社會要有的事，中國社會顧何從而言之?中國社會只有他歷史上的一治一亂，改朝換代，而社會組織構造無何等變更。”
“（六）中國是尚和平的民族，最寬容而有理性，鬥爭非所屑，以鬥爭教中國人，是悖乎其精神之大者；即此一點，足以斷定此路之走不通。”
“（七）中國實一‘不像國家的國家’。
……一、自秦漢以後，變列國分爭之局而為天下一統，外圍環境不同；二、同時其內部構造但有統治者而無統治階級。
……此中國歷史之特殊。”
“（八）從前的中國人與其國家，殆成兩無交涉的狀態。”
“中國人雖至今自由無保障，不能比於任何國民；然自古確有比任何國民更多之自由。
……因為中國是最優遊自如的民族。
布林西維克主義（嚴厲干涉制裁的生活）方且為歐洲人所不慣，其於數千年生活習慣正相反的中國人，更當如何?不問可知是調融不來的。”
先生最後講：“中國現社會自有其一種形勢，中國問題的解決必有賴乎此形勢之自然……從乎民族歷史之演變，民族精神之趨向，所謂政治平等、經濟平等，其勢固將有異乎西洋之民主與共產。”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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