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述鄉治運動的主張一段講：“我眼中的鄉治，是看作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的一新方向。”“我所要做的社會運動看出，正是一種最實在的文化運動。我的鄉治主張正是切就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而為人生大道的指點。”文中批評民國以來社會上的政治、思想運動說：“誰若沒夢想過西洋政治制度在中國的仿行實現，則他不注意這仿行的困難，實現的無望，自無足怪。然而我是做過這迷夢來的；數十年間，眼看著事實上是怎樣的格格不入，愈去愈遠，如何能輕易放過而不深求其所以然?於是……發見了中國民族精神和西洋政治制度間的大刺謬點。”“十三年以來的革命潮流，便是這樣由社會上有力分子所形成的傾向。然而自我們一度經歷嘗試過後，我們知其無能為矣!他與我們民族精神是大相刺謬的。”“而以我們的精神實超邁於他之故，他將無成功之望。這有一個我們所信的大原則在，就是凡高過我們固有精神的，便能替我們民族開新生機；若低下一些，便只益宕機……我們所以敢於否認西洋政治制度的在此，所以敢於否認共產黨的亦在此。”先生在最後一大段——我對國民黨的態度——中，還申述了他那時對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看法，先生講：“我認為自十三年（一九二四）改組以後，至蔣中正提出整理黨務案的時候，只算黨史的一段落。此一段落可謂受惑又受制於共產黨的時期，抄襲共產黨的理論，模仿共產黨的方法，隨著共產黨走。……簡直可以說唯十三年改組以後的才不是國民黨；因為此一時代，是失掉自家精神，而濡染於共黨習氣甚深的時候。……我所批評多在此一面，是則所批評者並非國民黨之本身，乃國民黨之襲取諸他人者耳。”先生還認為國民黨“亟當回頭認取吾民族固有精神來作吾民族之自救運動耳”。［《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六七月間，先生寫出《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文，發表於《村治月刊》二至四期（連載）。全文計九段：一、覺悟時機到了；二、所謂近世的西洋人及西洋文化；三、中世的西洋社會和他們的文明程度；四、由中世到近世的轉捩關鍵何在；五、中國人則怎樣；六、解一解中國的謎；七、我們一向的錯誤；八、我們今後的新趨向；九、附志。
在“覺悟時機到了”一段，說明經過幾年的煩悶而得開悟：“中國民族以其特殊文化迷醉了他的心，萎弱了他的身體，方旦神遊幻境而大夢酣沉，忽地來了膂力勃強、心腸狠辣的近世西洋鬼子，直尋上家門。何能不倒黴，不認輸，不吃虧受罪?……何能不胡跑亂鑽?……然而到今天來，又何能不有這最後的覺悟!”
文中，詳述西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與發展趨向的不同之後，承認在科學與民主兩大問題上，中國落後於西方；認為“現在之中國問題並不是其社會內部自己爆發的問題，而是受西洋文化的勢力（歐美並日本在內）壓迫打擊，引起文化上相形見絀之注意，而急求自救的問題”。
先生就《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提出人類文化分三個發展時期的理論（第一期人對物；第二期人對人；第三期人對自己），在文中指出：“倘更能參伍錯綜比較尋繹，以發見世界各系文化之所以異趣，與人類文化轉變之前途，則知中國文化者蓋人類文化之早熟。”“所謂人類第一期文化之完成，以人對物的問題得解決為度；顧不料數千年前之中國，當農業略有進步商業資本初見之時……而已邁進於第二態度第二問題之途……勤於作人而淡於逐物，人對物的問題進展之機於是以歇。”“中國之於西洋，有所不及則誠然矣；然是因其不同而不及；或更確切言之，正唯其‘過’而後‘不及’；時至今日吾儕蓋已察之熟而辨之審矣。”
在“我們一向的錯誤”一段中，先生認為：“從來中國民族在文化上的自大，很快地為西洋之實際的優勝打擊無存，頓爾一變為虛怯之極，方當受欺吃苦。民族命運危殆之時，我民族誌士仁人、先知先覺，未有不急起以圖自救者；而內審外觀，事事見絀，不能不震驚歆羨於他；所以自救之道，自無外乎學他。始而所學在其具，繼所求在其道，自曾文正、李文忠以迄共產黨，雖再轉再變，不可同語，而拋開自家根本固有精神，向外以逐求自家前途，則實為一向的大錯誤，無能外之者。我們一向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大錯誤，就在想要中國亦成功一個‘近代國家’，很像樣的站立在現今的世界上。……曾不知近代國家是怎樣一個東西。他的政治背後，有他的經濟；他的政治、經濟出於他的人生態度；百餘年間一氣呵成。我國數千年賡續活命之根本精神，固與他大異其趣，而高出其上，其何能捨故步以相襲?至於數千年即演成的事實與條件不合，又不待論。”“無論前期後期運動，一言以蔽之，總皆一反吾民族王道仁義之風，而趨於西洋霸道功利之途。”“凡今日之‘窮且亂’，正由卅餘年間唯尚‘利與力’而來，一言可以盡之矣。”先生講：“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於其根本精神；拋開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斷送了自家前途。自家前途，自家新生命，全在循固有精神而奮鬥，離開不得這裡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