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今後的新趨向”一段中，先生講：“所謂從民族自覺而有的新趨向，其大異於前者，乃在向世界未來文化之開闢以趨，而超脫乎一民族生命儲存問題。此何以故?以吾民族之不能爭強鬥勝於眼前世界，早從過去歷史上天然決定了；而同時吾民族實負有開闢世界未來文化之使命，亦為歷史所決定，所謂民族自覺者，覺此也，以吾民族精神早超過一般生物之自己儲存性，而進於人類所有之寶愛此民族精神，而不以寶愛民族生命者易之……中國人其果知恥而至死不易吾精神也，則是其所以生者方勁然以在，何憂前途無活命?中國人其果審於世界文化轉變之機已屆，正有待吾人之開其先路，而毅然負起其歷史的使命，則民族前途之恢張，固又於此日之志氣卜之矣。所謂民族自覺者，覺此也。”先生說：“如我向者之所測，世界未來文化正是中國文化之復興……我匪獨信之也，抑又深識其所以然之故，而竊有見乎其達於實現之途術——是即我所謂村治或鄉治是已。”“西洋文化之撞進門來，雖加我重創，乃適以啟我超出絕境之機；其為惠於吾族者大矣!凡今日一切問題皆若不得解決者，正以見問題之深且大，意義不尋常，而亟勉吾人之為更大努力，以開此人類文化之新局也。”
在第九段——附志，是摘錄汪精衛的《兩種模型心理之瓦解》一文，蓋汪講的是法美式與蘇俄式兩種模型的心理之瓦解，並謂：“整個模型必須中國人自己製造出來，不能求之外國。”先生當時認可此言。
發表致胡適之先生的公開信。就胡適之在《新月》雜誌第二卷第十號，發表《我們走那條路》一文說：“我們真正的敵人，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汙、擾亂。”從而反對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懸空捏造革命物件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先生講他對胡適之的這些理論不能無疑，因而在這封公開信中問胡適之：“怎能置帝國主義與軍閥於不問?”先生在這封信中，曾提及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十七人聯名發表《好政府主義的時局宣言》中說：“回憶民國十一年直奉戰爭後，我與守常（李大釗先生字）同訪蔡（孑民）先生，意欲就此倡起裁兵運動。其後約期在蔡家聚會，由先生提出《好政府主義的時局宣言》十七人簽名發表。我們平日都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走哪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目的地。守常先生向來是肯想這問題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我雖百不行，亦頗肯想這問題。類如我民國七年寫的《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極荷蔡先生的同情與注意；類如我在北大獨與守常相好，亦為蔡先生所知。然我則沒有和守常走一條路的決心與信力，更沒有攔阻他走那條路的勇氣與先見。現在舊日朋友多為這問題灑血犧牲而去（守常而外，還有守常介紹給我的高仁山、安體誠先生）；留得我們後死者，擔負這問題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先生懷念故人李守常先生的深情溢於字裡行間。
七月，先生髮表《我們政治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在《村治月刊》一卷三期連載。
先生講：“中國怎樣才能好?要改換一種政治制度才能好。”“然此新政治制度又何所指呢?大約在大家心目中所有的便是歐洲近代那種政治制度。”“歐洲人在近世紀開出來這一種新政治制度……即所謂民治（Democracy），以我的瞭解，則此種制度實有使我們不能不迷信的兩點：一點是我們不能不承認他的合理；一點是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巧妙。”先生在闡明上述兩點後說：“這種制度如此合理，如此巧妙，真使我不能不迷信他，在清季則期望著開國會，在民元則期望著有政黨內閣；民二（一九一三）以後則痛心約法的破壞，主張護法；並期望聯省自治，無非是在夢想這種制度的成功而已。直到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才漸漸覺悟。——這覺悟當然由十幾年的變亂所給的啟發不少。以我推求所得，其不能成功而反以召亂者，大概可分三層去說。三層之中：從頭一層看，可以明白他所以未得成功；從第二層看，可以知道他一時無法成功；從第三層看，便曉得他永遠不能成功。”先生在所講的頭一層說：“二十年來所以未得成功之故。……在這種制度裡面是要權操自多數人的，所以又稱多數政治。……但在中國的政治革新，卻是出於少數知識分子所作的摹仿運動；在大多數人全然無此要求的。”“第二層原因，就是物質條件不合。”第三層即永不成功“在精神不合”，先生指出：“此制度所需於社會眾人之心理習慣，必依之而後得建立執行者，乃非吾民族所有；而吾民族固有精神實高越於其所需要之上。”並指出：“歐洲近代政治，實是專為擁護慾望，滿足慾望，而其他在所不計或無其他更高要求的。我名之曰‘物慾本位的政治’。從來的中國國家斷斷乎做不到此，要亦未甘如此，不屑如此。”“則我之不能學他，亦既可明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