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從村治入手（一九三一年後改稱鄉村建設），達到民族自救、振興中國的主張，經過幾年的思考和考察，已基本成熟，在這一《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中作了較明確的表達。
是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商務印書館印第八版時，先生曾再寫自序，說明：“這書出版後，不久便有幾處頗自知悔，十一年（一九二二）付三版時曾為自序宣告，其後所悔更多，覺悟得根本有一種不對，在十五年（一九二六）春間即函請商務印書館停版不印。這書的思想差不多歸終儒家，所以其中關於儒家的說明自屬重要；而後來別有新悟，自悔前差的，亦都是在此一方面為多。總起來說，大概不外兩個根本點：一是當時所根據以解釋儒家思想的心理學見解錯誤；一是當時解釋儒家的話沒有方法，或方法錯誤。”“而由近年心思所結成的《中國民族之前途》一書，將次寫定出版。是書觀察中國民族之前途以中國人與西洋人之不同為主眼；而所謂中西之不同，全本乎這書人生態度不同之說，所以兩書可算相銜接的。因此，這書現在有復版的必要。這書關於東西文化的核論與推測有其不可磨滅之點，縱有許多錯誤偏頗缺欠，而大端已立，後之人可資以作進一步的研究。即上面之所謂根本不對的，其實亦自經過甘苦，不同浮泛，留以示人，正非無謂。”［《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先生從一九二七年五月到廣州，一九二九年二月離開廣州，首尾約近兩年。
是年秋夏有太原之行，是為三度也。［《記十八年秋季太原之行》。］
一九三○年（庚午民國十九年）
三十八歲。
在河南。
一月，河南村治學院開學，先生任教鄉村自治組織等課。
春天，先生由百泉移居輝縣城內。讀書多卷。在《勉仁齋讀書錄》中，記述瞭如下數段話：“忙中忽得寬暇，隨意翻書。得見魯迅先生《壁下譯叢》，其中有廚川白村《東西之自然詩觀》，讀之大喜。不獨愚所判論東西人之分異點，於此又得印證；更喜其所印證者，適在愚所不能舉證之文學方面也。”“近年來於人類之所以為人類，大有所見；深悟中國古人之學，為人類盡其天賦才能體力之學，遂覺向用‘自己調和持中’一語，雖可概說一般中國人之態度，而未足以盡中國古人之精神，道出中國文化之根據。故近年乃恆用‘有對’‘無對’字樣，以為中西人之分判。無對，即中國古人所謂‘仁者與物無對’之無對；有對亦即與物為對之意。蓋生物進化到人類，實開一異境。一切生物均限於有對之中，而人類則以有對超進於無對。愚向以‘向前面要求’點明西洋人態度，亦盡足見意，而未若‘有對’二字之簡切。中國一般人自未足以言無對，而其所傾向則在此。中國數千年文化所為與西洋大異者，實由古人認識了人類之所以為人——認識了無對有以開其先，立其基。故言中國精神，必舉無對乃得也。廚川白村所論，亦彌與愚後說相合。”
是年，《東方》雜誌“中國美術專號”發表印行（豐子愷先生）寫《中國美術在現代藝術上的勝利》一文，先生說他：“申論中西畫法之異，適與廚川白村說相合。蓋西洋人無在不持其有對之態度，中國人無在不以超有對為蘄求，又可於藝術證之。”
夏天，四川劉鑑泉先生之弟子雙流徐利賓至北京，先生當時已回北京，徐先生常謁先生，送劉先生所著《外書》與先生。先生讀後講：“讀之驚喜以為未曾有，《外書》都若干篇；茲所見兩篇：一曰《進與退》；一曰《動與植》。其《動與植》一篇，指出動物生活與植物生活二義，為東西文化分殊之點指點說明，極新穎而確鑿。”［《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六月，接編《村治月刊》，先生在該刊一卷一期發表《主編本刊之自白》一文，全文分四小節：一、我是怎樣一個人?二、過去幾年的煩悶，產生今日的主張。三、最近努力所在和主編本刊的由來。四、我對國民黨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