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觀曉莊師範之後，又到江蘇崑山，考察中華職業教育社之鄉村改進事業；次到河北定縣，考察翟城村自治事業暨平民教育促進會在華北的試驗區。後到山西太原、清源、汾陽、介休、趙城各縣，考察山西的村政。為期約一個月。山西村政流敝極大，唯禁婦女纏足、禁毒品兩項工作尚有可取之處。
先生抵山西后，曾去五臺山河邊村會見正在養病的閻錫山。認為閻錫山初願是“頗願望著作到自治地步，然而自治大概是說不上的”，“全無引人民自動的好方法”，“政府辦理村政督促提挈太重，太多防制，太過助長”。［《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北遊所見紀略”。］
六月，寫出《北遊所見紀略》一文。
從山西回到北京，因廣州政局變化，沒有返廣東。在北京借居清華園內，欲寫《中國民族之前途》一書，未果。曾應清華大學文學社之邀講演。北京大學暨東北大學皆來邀聘，先生都予辭謝。當時梁仲華、彭禹庭諸先生籌辦河南村治學院，王鴻一先生介紹彭、梁認識先生，彭、梁即商請先生合作。
秋，到河南輝縣百泉（村治學院院址），受聘為村治學院教務長，並推定擬寫《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及組織大綱、學則、課程等檔案。村治學院設農村組織訓練部、農村師範部，於十二月招收學生。
先生寫出《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在社會、政治和經濟方面用中、西對比方法，闡明先生當時何以主張從村治入手，達到民族自救，振興中國的目的。先生講：“吾民族自救之道將何如?夫我不為一散漫的村落社會乎?一言以蔽之曰：求其進於組織的社會而已。組織有二：一曰經濟的組織；一曰政治的組織。欲使社會於其經濟方面益進於組織的，是在其生產及分配的社會化。生產的社會化，歐人資本社會既行之矣；其分配問題猶未能解決焉。分配問題不解決，固缺欠組織之大者。然此在我則或不為難。吾民族精神向來之所詔示於此至為符順，一也。生產曾未發動，則兩面的社會化問題同時並進其勢既便且易，二也。吾為農國，農業根本不適於資本主義而適於社會主義，三也。使舊日立於自給自足的經濟而進為社會化，則散漫的村落將化為一整組織的大社會；是曰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之社會。其美善豈不度越於歐人乎!欲使社會於其政治方面益進於組織的，是在其政治的民治化。政治的民治化愈徹底，則社會於其政治方面益進於組織的，政治的民治化，歐人於此實為先河。然此需於社會個個分子知識能力之增益充裕者極大，而其經濟上地位的均齊自亦為關係所在，歐人以產業發達文化提高於前一點似得其大概；而以資本主義的經濟之故，於後一點則形成不齊之階級，故其政治的民主化遺憾正多。如頃所言，我於生產、分配的社會化不難並得，則真正民治主義的政治組織之社會可以實現。其美善豈不度越於歐人乎!……歐人所長，組織一義盡之矣。歐化之弊，畸形的發達一言盡之矣，由其經濟上組織之缺欠，而富力集中於都市，集中於少數人以形成一殊強階級，而社會乃病。由其政治上組織之缺欠，而權力集中於國家政府，以從事野心的武力與外交，而世界乃病。總之，凡集中過剩之力，靡不有所傷害；經濟上、政治上過剩之力隱顯為一，相緣愈強，其為禍又以益烈；是則今日歐人所自苦莫能挽止者也。中國社會所患在散漫無力，而夙鮮集中過剩之弊，則其幸也。是其所當務，在求進於組織甚明。……蓋唯社會益進於組織的，而後富與權二者乃直接綜操於社會，間接的分操於人人；斯可免除一切傷害，求得一切福利。斯言信美矣!顧其道何由?曰是在村治。……農村產業合作組織既在，自治組織乃緣之以立，是則所謂村治也。蓋政治意識之養成，及其習慣能力之訓練，必有假於此，自治人才與經費等問題之解決，亦必有待於此。頃所謂藉經濟引入政治，實為不易之途；有異於此者，斷知其失敗而已。鄉村自治體既立，乃層累而上，循序以進，中國問題於焉解決，中國經濟上之生產問題必與其分配問題並時解決。聖人復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國國家之新生命必於其農村求之；必農村有新生命而後中國國家乃有新生命焉。……流俗之所見，或以為政治問題解決，而後產業得以發達，而後乃從容談分配問題。或以為必由國家資本主義以過渡於共產主義，而當從事國家資本主義之建造。是或狃於歐洲國家之往例，或誤於俄國布林塞維克之企圖，而皆昧於彼我之異勢謬欲相襲者，曾何足以知此!”［《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