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王平叔、黃艮庸兩先生回到北京西郊大有莊，師生重聚。對王、黃兩位先生一年多來從廣東“隨師北伐一路到了武漢”的這一段新經歷與新經驗，先生講：“正有不待切磋而各自覺悟者。……於一向之所懷疑而未能遽然否認者，現在斷然地否認它了；於一向之有所見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現在斷然地相信它了!否認了什麼?否認了一切的西洋把戲，更不沾戀!相信了什麼?相信了我們自有立國之道，更不虛怯!天下事，有時非敢於有所舍，必不能有所取，亦不敢有所舍。不能斷然有所取捨，便是最大苦悶。於所舍者斷然看破了，於所取者斷然不予放過了，便有天清地寧，萬事得理之觀。”［《主編本刊之自白》。］
五月，應邀到廣州。王平叔、黃艮庸兩先生同行。當時政治空氣既已大變矣。先生講：“先於上海會到陳真如先生。他特意陪我們到西湖南高峰上住得幾日，為是好談話。記得當時同談的，還有熊十力、嚴立三、張難先諸先生。隨即南去，到廣州，晤李任潮先生。自民國九年底，任潮先生離京回粵，我們已六七年不見。我一見面就問他：從他看現在中國頂要緊的事是什麼?任潮先生原是厚重少文的一位朋友；他很遲重地回答：最要緊是統一，建立得一有力政府。我問他：怎樣才得統一呢?他說：我是軍人，就要軍人都擁護政府。——這所謂政府自是黨的政府，非個人的。我冷然地說道：國家是不能統一的；黨是沒有前途的；凡你的希望都是做不到的!他當下默然。我南遊之意，實沒有想去釋出我的見解主張。因為那時還是十三年改組後的國民黨正盛時代，豈容得異樣言論?所以去時原就預備閒居讀書，慢慢等待時變，希望過一年半載或有機會到來。我在廣州住得一週，即同艮庸到他鄉間——新造細墟——去歇暑。”
七月，南京政府發表先生為廣東省政府委員，因自顧不合時宜，當即懇辭。自是，先生常往來於省城和鄉間；而以居鄉與青年諸友共讀為多。
十二月底，李任潮先生由上海回粵。李任潮先生此時似乎有點回味先生所說的話，極盼先生出鄉來。先生亦願與他談談；每作夜談。先生說：“中國在最近的未來，將不能不是些分裂的小局面。此其所以然，是在超個人的法，或超個人的黨，都無從建造得起來。在每個小局面中握有權力的人，下焉者便為禍於地方，上焉者或能作些個建設事業。這都不是我期望於你的。我期望你能替中國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開出一條路來走，方為最上。如何去替民族開這條路出來，則我所謂‘鄉治’是已。任潮先生表示接受我所期望於他的；他承認我可以在廣東試辦鄉治。”［《主編本刊之自白》。］
先生在廣州曾作《鄉治十講》。講稿今已無存。
一九二八年（戊辰民國十七年）
三十六歲。
在廣州。
先生講：“從民國十四年春到民國十七年春為完全靜下來自修思考的第二時期。”
春天，先生與陳真如、李任潮兩先生同乘船赴上海。從廣州到上海的三天之中，每於早茶午飯後，大家圍坐客廳，由先生講其積年之所研究者。同坐者，尚有朱家驊、謝無量、孫希文諸先生。先生講：“從南京回廣州後，代李任潮先生任廣州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曾在會中提出請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案及試辦計劃大綱。經政治分會決議，轉請中央核示。”先生審量時機似仍未到，決定先到國內各地，考察鄉村運動。
其時，王鴻一先生等在北京籌備出版《村治月刊》，電催先生北上，先生未能遽行。
夏天，先生為籌辦鄉治講習所，先接辦廣州第一中學。中學設教務委員會，先生暨黃艮庸、徐名鴻、張俶知任委員。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春，交黃艮庸先生接辦。先生講：“我任一中校長，有幾個原因：一、試辦‘鄉治講習所’，極不願設在廣州城裡，而一中地方很寬，頗可借用一部分。所請教師亦可兩方通用，很多方便。二、因為友人衛西琴先生答應到廣州來辦高中師範班，亦以在一中來辦較為適宜。我任校長，就可以使衛先生做事便利許多。”先生曾為一中學生講話兩次：一為《抱歉，苦痛，一件有興味的事》，一為《今後一中改造之方向》。［《漱溟卅後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