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丁卯民國十六年）
三十五歲。
在廣州。
一月八日，在《北京晨報》發表頭年五月所寫《人心與人生》自序。先生講：“為什麼有《人心與人生》這本東西出來？——為什麼要談心理學？我們應當知道，凡是一個倫理學派或一個倫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種心理學為其基礎；或說他的倫理學，都是從他對於人類心理的一種看法，而建樹起來。儒家是一個大的倫理學派；孔子所說的許多話都是些倫理學上的話，這是很明顯的。那麼，孔子必有他的人類心理觀，而所有他說的許多話都是或隱或顯地指著那個而說，或遠或近地根據著那個而說；這是一定的。如果我們不能尋得出孔子的這套心理學來，則我們去講孔子即是講空話。……然欲反求其所指，恐怕沒有一句不說到心理。以當時所說，原無外乎說人的行為——包含語默思感——如何如何，這個便是心理。心理是事實，而倫理是價值判斷；自然反求的第一步在其所說事實，第二步乃在其所下判斷。所以倘你不能尋出孔子的心理學來，即不必講什麼孔子的倫理學。進而言之，要問孔子主張的道理站得住站不住，就須先看他心理學的見解站得住站不住。所以倘你不能先拿孔子的心理學來和現在的心理學相較量，相勘對，亦即不必說到發揮孔子道理。……此書初稿原是《孔學釋旨》的一部分。……睹時人言心理者率從俗學，一世耳目皆為所蔽，念非片言可解；而舊講於此，亦復發揮未盡。因劃取其間涉論心理之部分，擴充附益，自成一書，別取今名。”［《漱溟卅前文錄》。］
先生講：“春天有一天去東郊民巷舊俄國（蘇聯）大使館訪守常（李大釗筆名），只見來人滿屋，大多是青年求見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擾他，隨即退出。不多日後就聞知他全家被捕的訊息，原來他家大小同住一起，還有些同志亦同住，因而被捕時一道遭難者頗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門而倖免於難者。當時正是張作霖自稱大元帥駐軍和執政於北京之時，我聞訊從西郊趕入城內訪章行嚴（士釗）先生，願與章老一同出面將守常家眷保釋出來，俾守常少牽掛之念。惜章老不同意，自稱（他）與張（作霖）的親信參謀長楊宇霆相熟，他將去見楊，可保守常亦不死。其結果，直到守常死時，不知道他的家屬兒女有沒有受到連累；熟友如我未得盡小小之力，抱憾於衷。當我聞悉守常被害，立即從西郊趕入城內，一面看望其家屬情況，一面看視他裝殮的情況。他家屬已回到西城朝陽裡舊居。我望見守常夫人臥床哀泣不起。我隨即留下十元錢，退出來，改往下斜街長椿寺——據聞守常遺體停柩在此。我到達寺門時，門外一警察對我說：‘你們親友到來，我有交待，我就走了。’我點首應承，隨即入內巡視。只見棺材菲薄不堪，即從寺內通電話於章（士釗）的夫人吳弱男。蓋我夙知守常曾為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的家庭教師，賓主甚相得。弱男夫人來到時，各方面人士亦陸續而來，共議改行裝殮之事。”
編寫年譜至這一年，我曾向先生問詢李大釗先生後事。先生講：“我是第一個到長椿寺的，是我提議大家湊錢買個好棺材裝殮的，我拿出五十元，其他人有的拿三十元，有的拿二十元，還有拿十元的。我是有準備的，帶了錢，許多人沒有準備。”先生還說：“我一生很少流淚，看到守常棺材我哭了！”梁先生當時沒有固定收入，靠微薄稿費生活。
先生講他認識李大釗先生的過程時說：“我們相識稍先於北京大學同事之時，彼時（一九一六年）守常在北京《晨鐘報》（後改名《晨報》）任職。記得一次他宴客於南城瑞記飯莊，我和陳獨秀在座上初次相遇。陳當時是為東亞圖書館募股而來北京的。恰值蔡元培先生方接任北京大學校長，蔡、陳早相熟，立即邀陳入北大擔任文科學長（後改稱文學院院長），同時，我亦受印度哲學講席之聘，而守常則是章行嚴（士釗）之薦接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此職原由章擔任，章離北京南去。於是我們便同聚於北大了。”“我每次到北京大學講課，在上課之前和下課之後，必定去他圖書館主任辦公室盤桓十至二十分鐘。因為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進門或離去都不打招呼。他主編的《每週評論》我順手取閱。他有時主動地要我看什麼書刊，便順手遞給我，亦不加說明。我接過翻閱後，往往亦無表示。遇有重要書刊，我就宣告帶回家去看，下次來時交還。總之，彼此十分隨便，沒有什麼客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