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乙丑民國十四年）
三十三歲。
在北京。
春天，因山東政局變化，先生將曹州高中交陳亞三先生接辦後，離曹州回北京，熊十力先生和一些學生隨行，在北京什剎海東煤廠租房，師生十人共住共學。“朝會”自這個時候就開始進行，很認真去作。“大家互勉共進，講求策勵，極為認真。如在冬季，天將明未明時，大家起來後在月臺上團坐。疏星殘月，悠懸空際；山河大地，一片靜寂，唯聞更雞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興起。特別感覺心地清明、興奮，覺得世人都在睡夢中，我獨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責任之重大。在我們團坐時，皆靜默著，一點聲息都無。靜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呵!這樣靜默有時很長；亦不一定要講話，即講話亦講得很少。無論說話與否，都覺得很有意義。我們就是在這時候反省自己；只要能興奮、反省，就是我們生命中最可寶貴的一剎那。……‘朝會’必須要早，要鄭重，才能有朝氣；意念沉著，能進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強。”［《朝話》。］
先生回京後一度暫住清華園，謝絕外務，輯印梁老先生遺著，“出公遺稿校理而纂改之。事既，又成年譜一卷。並付印，敬以布之當世”。
輯印遺書六卷：一、《遺筆匯存》；二、《感劬山房日記》；三、《侍疾日記》；四、《辛壬類稿》；五、《伏卯錄》；六、《竹辭花記》。
作《思親記》一文，回顧父親養育之恩。
農曆九月初十，生長子，取名培寬。
是年，正值北伐前夕，南方革命空氣高漲。李濟深、陳銘樞、張難先三位先生來信，以革命大義相責勉，促先生速南下，而先生此時對中國大局之出路正處於疑悶中，“自己胸中猶豫煩悶無主張，要我跟他們一齊幹，還不甘心；要我勸他們莫幹，更無此決斷與勇氣，則去又何用?”
先生講：“年尾派王平叔、黃艮庸、徐名鴻同去廣州瞭解南方大局，三人旋即隨陳真如（銘樞）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役。”［《主編本刊之自白》、《略記當年師友會合之緣》。］
一九二六年（丙寅民國十五年）
三十四歲。
一月十五日，與衛西琴先生開講論會，先生講：“衛先生以去歲杪來京師，先嚐與愚輩約，每星期五為講論之會；茲日之會，實為其端始。”［《朝話》“《衛中先生自述》題序”。］
春初，在西郊大有莊租房，與熊十力先生、衛西琴先生及門生十餘人同住共學，共同研討儒家哲學與心理學，前後約一年多。
當時講學的除先生外，還有熊十力先生和衛西琴先生、張俶知先生。學生有：薄蓬山、高贊非、李澂（淵庭）、雲頌天、郝葆光、席朝傑、屠嘉英、呂烈卿、武紹文等。
先生開始寫《人心與人生》一書，邊寫邊給學生們講。主要講“人類是從生物進化演變上來的”。“生物進化到人類，才開始突破了本能而得以大解放，開出了人類的創造性。”“生生不息地在那裡向上翻新。”
九月，離京南下，原想去武漢會見統帥北伐先鋒隊的陳銘樞，未成，而轉趨上海、南京。
先生講：“到十五年（一九二六）北伐，這種新興運動到達長江，全國震動，青年界尤為興奮。”“在大局沉悶陰霾之中，忽睹此一點陽光朝氣，自是使我們同情和注意，我亦於九月南下，想到武漢會見陳真如先生。而且新去廣東那兩個朋友（王平叔、黃艮庸）亦隨師北伐一路到了武漢。但結果我未曾到武漢，只到了上海、南京；旋即北返。”
是年，王鴻一先生曾避居東交民巷使館界內，先生與王鴻一先生時常見面。先生講：“民國十三年間，王鴻一先生聯合米迪剛先生創辦《中華報》，請尹仲材先生為主筆；組織一研究部，要從村治之道討論得一具體建國方案。我全不參加。”“王鴻一先生他們以討論所得結果，出一本《建國芻言》；內容先談原理，後提出‘中華民國治平大綱草案’。大綱上第一條規定了傳賢民主國體，第二條規定了農村立國制；我頗點頭承認。然我總不敢信，就是這樣便行。《建國芻言》出版時，鴻一先生要我作篇序文，我都作不出。十五年（一九二六），鴻一先生避居東交民巷，我們還時常見面談這個問題。”［《主編本刊之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