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辦學意見述略》實際是教育改革的一個設想。從辦曹州高中之後，在四十年代創辦勉仁中學、勉仁書院、勉仁文學院，都是在“聚攏一班朋友同處共學，不獨造就學生，還要自己造就自己”。實踐“辦學應是親師取友”原則，因而師生感情深厚。
曹州有恢復重華書院之議，先生為之寫《重華書院簡章》，講該院旨趣“在集同志，各自認定較為專門之一項學問，或一現實問題，分途研究，冀於固有文化有所發揮，立國前途有所規劃，同時並指導學生研究，期以造就專門人才”。重華書院恢復之事終未實現。［《漱溟卅後文錄》。］
其時，北大的陳亞三、黃艮庸，四川高節的王平叔、鍾伯良、張俶知，北師大的徐名鴻等先生，隨先生到曹州，共同辦學、讀書、講學。熊十力先生也參加了辦學，任導師。
夏季，泰戈爾訪華，將離北京時，徐志摩先生約先生去同泰戈爾談談。先生與徐先生到時，正值泰戈爾與楊丙辰談宗教問題。楊丙辰先生以儒家為宗教，而泰戈爾則說不是的。當時徐志摩指著先生介紹說：“梁先生是孔子之徒。”泰戈爾說：“我早知道了，很願聽梁先生談談儒家道理。”先生就泰戈爾的談話而作了辨明。先生考慮到泰戈爾為什麼不認儒家是宗教呢?他以為宗教是在人類生命的深處有其根據的，所以能夠影響人。尤其是偉大的宗教，其根於人類生命者愈深不可拔，其影響更大；空間上傳播得很廣，時間上亦傳播得很久遠，不會被推倒。然而他看儒家似不是這樣。彷彿孔子在人倫的方面和人生各項事情上，講究得很妥當周到；如父應慈，子應孝，朋友應有信義，以及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等，好像一個法典，規定得很完全。這些規定，自然都很妥當，都四平八穩的；可是不免離生命就遠了。因為這些規定，要照顧各方，要得乎其中；顧外則遺內，求中則離根。因此泰戈爾判定儒家不算宗教；而很奇怪儒家為什麼能在人類社會上與其他各大宗教都有同樣長久偉大勢力!先生當時答泰戈爾說：“孔子不是宗教是對的；但孔子的道理卻不盡在倫理綱常中。倫理綱常是社會一面。論語上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所有這一層一層的內容，我們雖不十分明白，但可以看出他是說的自己生活，並未說到社會。又如孔子稱讚其門弟子顏回的兩點：‘不遷怒，不貳過。’也都是說其個人本身的事情，未曾說到外面。無論自己為學或教人，其著重之點，豈不明白嗎?為何單從倫理綱常那外面粗的地方來看孔子呢?這是第一點。還有第二點，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穩，得乎其中。你看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氣很大，很豪放，不顧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為，對裡面很認真；好像各趨一偏，兩者相反，都不妥當。然而孔子卻認為可以要得；因中庸不可能，則還是這個好。其所以可取，即在其生命真處發出來，沒有什麼敷衍牽就。反之，孔子所最不高興的是鄉愿，如謂‘鄉愿德之賊也’，又說：‘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鄉愿乎!’鄉愿是什麼?即是他沒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會上四面八方卻都應付得很好，人家都稱他是好人。孟子指點得最明白：‘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汗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那就是外面難說不妥當，可惜內裡缺乏真的。狂狷雖偏，偏雖不好，然而真的就好。——這是孔孟學派的真精神真態度。”泰戈爾聽先生說過之後，很高興地說：“我長這樣大沒有聽人說過儒家這道理；現在聽了梁先生的話，心裡才明白。”［《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八版）“與印度泰戈爾談話”。］
是年暑假，先生在北京為曹州高中招生，李淵庭應試，得名列榜首。當時李淵庭只有十八歲，而今已年過八旬。從考上曹州高中至今已逾六十多年，在這大半個世紀裡，有五十多年隨侍先生左右。李淵庭講：“我有今日，得益於良師益友之提挈、教誨者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