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伍庸伯先生的講座上，認識了李濟深先生，並結為好友。
發表《對於羅素之不滿》一文於上海《中華新報》。先生先提與羅素所見相合處說：“羅素談社會心理而說‘衝動’，究純正哲理而明‘相續’，尤妙符夙懷。……”次講對羅素不滿又懷疑者，在其別標靈性於本能理智之外。先生認為孟子說良知良能，像是指本能說。克魯泡特金把人類心理分為本能、理智兩者，容易明白。從而信不及羅素於人類心理的三分法。對羅素批評柏格森學，認為有失學者態度，而深表不滿。［《漱溟卅前文錄》。］
發表《唯識家與柏格森》一文於《民鐸》雜誌。當時章太炎先生等都講柏格森之學與唯識家所說相合；李石岑因以函詢先生。先生指出：“觀察兩家學問的關係，應當有方法：第一層，凡是一家的學問都在整體的上邊，不在部分片段的上邊；第二層，一切的學問都在其方法上邊，而不在其理論上邊。”“柏格森與唯識家兩家方法實在截然不同；柏格森排斥理智而用直覺，唯識家卻排直覺而用理智。”“柏格森書內重要的觀念，如‘創造’、‘綿延’之類，都是不合乎唯識家之眼光的。”［《我的自學小史》。］
是年，彭翼仲先生病故，先生因重視《京話日報》的歷史，接辦《京話日報》，但為時不久。［《我的自學小史》。］
〔編者按〕
費孝通先生《論梁漱溟先生文化觀》對梁先生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學》予以一定的肯定。《文摘報》（光明日報社主辦）1990年7月8日發表李善峰先生寫的《中西文化差異與梁漱溟的文化路向說》一文，有一定高見，其文不長，附錄如下：
一九二二年（壬戌民國十一年）
三十歲。
在北京大學執教。
一月，應邀在山西講學，講“東西人的教育之不同”。先生講：“大約可以說，中國人的教育偏在情意的一邊，例如孝弟之教；洋人的教育偏著知的一邊，例如諸自然科學之教。這種教育的不同，蓋由於兩方文化的路徑根本異趣，它只是兩方整個文化不同所表現之一端。”這次講演的講詞發表於《教育》雜誌。
先生於太原參觀德國人衛西琴（中）主辦的“外國文言學校”。先生參觀後講：“其間所有，舉不同俗；一事一物，靡不資人省味。頓為驚歎!而竊見先生精神措注於百餘學子之身，無微不至，直有欲嘔出心肝之概。尤不能不使人起慕起敬，傾心折服!”先生與衛中先生交談後，結為好友。
春間，先生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合理的人生態度”。主要講：“一般人把生活的美滿全放在物質的享受上，如飲食男女、起居器用、一切感覺上的娛樂。他們以為樂在外邊，而總要向外有所取得；兩眼東覓西求，如賊如鼠!……貪婪在個人是他的錯謬和苦痛，在社會則是種種腐敗種種罪惡的病原菌。如果今日貪婪的風氣不改，中國民族的前途就無復希望；此可斷言者。”“照我說……人生快樂就在生活本身上，而不在有所享受於外。拙著指給大家一條大路，就是改換那求生活美滿於外邊享受的路子，而回頭認取自身活動上的樂趣，各自找個地方去活動。大約一個人都蘊蓄一團力量在內裡，要藉著一種活動發揮出來，而後這個人一生才是舒發的、快樂的，也就是合理的。”
先生還在該校講過“評謝著陽明學派”。先生以謝無量所著《陽明學派》中有許多不妥之處，聽其流傳，似乎不好。因就謝著加以辯證。［《漱溟卅前文錄》。］
與李大釗先生就倡議裁兵運動同訪蔡孑民（元培）先生［蔣方震先生寫出《裁兵計劃》一書。］，其後聚合於蔡先生家討論“我們的政治主張”，並在胡適之提出“好政府主義”的時局宣言上簽名，參加簽名的有十七人。［《憶往談舊錄》“回憶李大釗先生”。］
十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印第三版，先生在“自序”中講：“我這本講錄發表後，既有許多悔悟。頭一個悔悟，是在本書第四章講孔家哲學所說‘中庸’是走雙的路之一段。……我現在都願意取消。我茲所痛切悔悟的……以決定語來發表未能自信的見解，這全出於強撐門面之意，欺弄不學的人。孔學是個懇切為己之學；懷強撐門面之意發揮懇切為己之學，這是我現在最痛自悔悟的。……第二個悔悟，是在本書第四章末尾說‘西洋生活是直覺運用理智，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印度生活是理智運用現量’之一段。這一段話不妥當……我願意一概取消。”……又序中雲：“慎獨是怎麼一回事，當時並未曉得，所說自無是處，現在可以略曉得，今年在山東講演‘孔家旨趣’，曾經講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