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鄧曉芒先生的講座還有一個特殊的功用，就是催眠。晚上熄燈以後躺在**面聽是很舒服的。
講座錄音的題目叫《中西生死觀》。講得很好。不說中西了，就是中國和西方不同歷史時期以及同一時期不同思想流派之間對於生死問題也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中國人從總體上來說還是受儒家的影響比較大，不太談，也不願意談論死的問題，道家呢，把生死都看得很淡，佛教空宗更是連這個問題本身也取消了：“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西方不一樣，西方所採取的姿態或者說策略是關注，不論是關注生的世界還是關注死後的世界，不論是採取禁慾主義的姿態來關注生還是採取享樂主義的姿態來關注生。而西方人關注生說到底還是關注死，生是為了個人幸福，如果現世沒有幸福可言，就到彼世中去尋找，而彼世的幸福又必須以現世的善行來允諾，對死的畏懼或對死後世界的嚮往實際上形成了一種生產力，無論是精神上的還是物質上的：“人的偉大就在於他認識到自己的可悲。一棵樹並不認識到自己的可悲”；“讓我們想象有一大群人披枷帶鎖，都被判了死刑，他們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餘人的眼前被處決，那些活下來的人就從他們同伴的境況裡看到了自身的境況，他們充滿悲痛而又毫無希望地面面相覷，都在等待著輪到自己。這就是人類境況的縮影。”這一點在中國沒有。就像餘華在《活著》裡所表達的，千百年來，大多數普通中國人只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至多是為了孝養父母、傳宗接代。所以中國社會在精神上的生產力長期處於停滯狀態。改革開放三十年，將國人的感性閘門砸開，可理性的閘門還死死地關著，紋絲不動，啟蒙主義的光輝還遠遠沒有照耀到國人的心靈。目前國人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隻要一點風吹草動就集體暴怒。拜鬼是不對的，鬼子是屠殺了中國人民的，他們是不承認這一點的，那好，咱預備起，一齊去反日。歷史上屠殺中國人民的多了，一個個地反，你反得過來嗎？並且在絕大部分時間裡都是由中國人來屠殺中國人的，所以最應該反的倒是中國人自己才對。如果說鬼子屠殺了中國人民，美國人同樣也屠殺了日本人民，不論正義不正義，殺人都是滔天罪惡。杭州有個退休婦女，因為救助因工緻殘的農民工，榮獲十大“平民英雄”稱號，可好景不長，有個人在論壇上發一帖子，說她扣押了資方賠償給那位農民工的20多萬救命錢，導致他沒有及時得到治療而死亡，並且還以援助為名，中飽私囊。還將這位“平民英雄”家的電話號碼公佈到了網上，結果她家的電話就被打爆了。基本上是開口就罵人的。最後鬧到法院，判決結果是並沒有證據說明她扣押了救命錢。還有前不久發生的五名警察打死人事件。也是根據資訊的變化，人們的傾向不斷髮生著改變。還有股票，也都是從眾心態在作怪。大部分國人因為其填鴨式單一性教育的背景，還不具備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人云亦云。這樣的民族即使未來在經濟上達到與其人口數量相應的地位，如果到國外去仍然喝醉了酒就撒酒瘋將一沓錢往服務員的臉上一扔大叫“老子就是有錢”，也還是無法得到世界相應的尊重的。
終於拿到了《莫雷爾的發明》。一口氣讀完，確實如博爾赫斯所言，這是一部完美的小說。這是一部討論永生、靈魂和不朽的科幻小說。“我”來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島上有一個博物館，還有一座教堂，一個游泳池，我在博物館的地下室裡發現了一臺奇怪的機器。不久，島上突然出現了一群不速之客，“我”很快便愛上了其中的一位女士，可是他們卻對“我”的存在視而不見，這引起了“我”的疑慮。接下來發生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首先是出現了兩個太陽，兩個月亮，“我”發現島上的不速之客在骯髒的游泳池裡游泳，停電期間他們又同時消失不見。“我”終於解開了這個祕密，原來這一切都源自於莫雷爾的發明，也就是“我”在地下室裡看到的那臺機器。小說寫於1940年，作者也許受到電影、電視的啟發，設計了這樣一種機器，它有點像錄影機，但它“播放”出來的畫面卻是立體的，可觸可感，只不過都是過去活動影象的複製品罷了。“我”意識到“我”所鍾愛的女士也許已經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了。最後，“我”將“我”自己也複製了下來，並與莫雷爾所攝製的影像重疊在一起，“我”為此付出了代價，“我”的面板開始潰爛，五感也全部喪失了。但“我”並不為我的死感到惶恐，因為，我”與“我”所鍾愛的女士一併得到了永生。我們所生活的這個地方的所有東西都不是永生的。作者在小說裡也強調：透過複製形象的做法，並不能得到永生。我想，這個問題已經在《攻殼機動隊》裡得到了解答，既然肉體是沒有辦法不朽的，那麼，也許思想可以，那個電影導演便把自己的思想裝到一個硬盤裡，被人在舊貨市場裡發現。書也不是不朽的，書的封皮會爛，紙會破、會黴，但是書所傳達的思想卻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思考得到了永生。《莫雷爾的發明》便是其一。
哥哥的爺爺奶奶住在平房裡，那時候還算是武漢郊區。我每次去，奶奶都會端一碗熱騰騰的北方餃子給我吃，想起來口味和現在自己包的還真不大一樣，關鍵是佐料沒有那麼香了——主要是醋的香味，那種特有的醋的香味，很難形容，總之那種味道和煮熟了的肉的味道是一種相互催化的關係，越吃越想吃，而現在的調料是機械化生產出來的，和麵皮和肉是互不理睬的，吃起來也像是在完成一件必須的工作那般生硬，我的舌頭只是在為我的胃做著犧牲。和餃子同樣印象深刻的是奶奶的死亡，不過比起餃子來這件事要簡單得多，前一次看到她躺在**，說不出話來，後一次再去的時候她便真的說不出話來了。這就是我第一次見到死亡的情景。只是，我意識到我原來也會死亡的時間要晚得多。小時候我經常去醫院，我將出入於各種診室，為各種儀器所擺弄視為一件樂事，在醫院裡，我聽過失去親人的家人的哀嚎，看到過各種各樣身體有殘缺的人，我自己也曾被推進過手術室，手指被鐳射開過，還做過各種各樣的過敏測試，我覺得定期去一次醫院是幸福的，因為醫院是最接近死亡的地方，多去那裡走走，會對這個東西有更深的認識，當這個東西擺在你面前的時候，不至於顯得過於慌張，失了尊嚴。後來我愛上了天文，於是我又知道，原來在死亡之外，還有一個更加可怕的宇宙，死亡至少是可知的，而宇宙，連它有多大都沒人知道，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沒有目的的地方，作為自以為是的人類統治著一個狹小的空間。關於死，先哲說了很多，而我只對帕斯卡爾的話很欣賞：這無限空間的永恆沉默使我感到由衷的恐懼。
《LadyChatterley'sLover》裡Mellors對Constance說的話：“讓我們為別的東西活著吧。我們別為掙錢而活著，無論這錢是掙給自己的，還是掙給別人的。現在我們是迫不得已。我們迫不得已為自己掙一點點錢，而替主子掙一大堆錢。我們不要再這樣做了！一步步地不再這樣做。我們不必咆哮漫罵。讓我們一點一點地，丟棄這全部的工業生活，走回家去。至於錢，只要一點點就夠了。其實，每一個人，無論是你還是我，無論是老闆還是主子，甚至國王，都只要一點錢就夠了。只要下定決心，你們便可以掙脫出這泥潭。”
二十二年前的冬天，我出生在武漢市3510軍工廠附屬醫院的一間病室裡。我對我出生的情景毫無記憶。只是開始有記憶的那段時間偶爾會夢見穿過一條幽暗的走廊，聽見自己的心跳聲。如今，側臥的時候還能聽見心跳，它是那麼蓬勃有力，我總害怕有一天再也聽不到。也是開始有記憶的那段時間，一個男人的身影開始出現在我的記憶裡，我叫他爸爸。那天，我正坐在**看電視，是那種十七英寸的黑白電視，我知道電視櫃的門後面有兩袋巧克力，所以每隔幾秒鐘，我都要將櫃門開啟視察一番，看看它們是不是還在那裡，確認無誤以後，再關上。“是這個孩子嗎？”一個陌生的聲音。我並沒有意識到這個聲音的出現對我接下來將近二十年的生活所產生的影響和意義，因為當時我只懂得電視櫃門後的巧克力對於我的意義。爸爸和媽媽經常帶我出去玩。有一次，我正在奶奶（後來我才知道應該叫外婆）家的牆上塗鴉，他們就來了，而這一次的兜風過程現在已經被另外一次和爸爸單獨去兜風的情景所取代，我坐在二八式腳踏車的後座上，我們一直騎到能看到牛犢的地方，那個時候真正的城市並不大，我們看到一頭正在吃奶的牛犢，這種動物比狗要大許多，也許之前已經在識字卡片上見到過。在擁有自己的房子以前，爸爸媽媽並不和我住在一起，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從爺爺奶奶家跑下樓，跑到不遠的集體宿舍那裡，要爸爸把我拋起來，落下，再拋起來，我很享受這種感覺，直到很久以後被過山車所取代。我對自己的身高很感興趣，每隔一個月都要站在門框旁的牆邊，在頭頂的部位用彩色鉛筆刻一道記號，我長得很快，很快便將幼兒園的其他男生甩在了身後，我第一次感到了優越感。因為幼兒園的老師姓趙，我便帶頭叫她“灶馬子”，在武漢話裡是蟑螂的意思。我們那幼兒園中午是要午休的，所以會有寢室，我和另一個小朋友趁著沒人的時候把自己當成了跨欄運動員，在一張張床之間跳來跳去，還把抽屜裡的棉花絮都倒騰出來，結果被罰留校，直到爺爺奶奶來接我，並且給我送來一塊威化餅乾，我覺得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了。每逢星期六的時候小朋友們都要搬張板凳到陽臺上去玩，陽臺下面是個花園，花園裡有個花匠，是個老頭，看到我們罵他，便用澆花的軟管朝我們灑。那個時候我經常做同一個噩夢，主角就是這個老頭。“糊雞”也是武漢話，大概是由“糊湯雞”簡化而來的，是我給一個小朋友起的外號，有一次他因為在水塘邊上走掉到泥坑裡面去，我也經常在水塘邊上走，卻從沒掉下去過，於是我再一次感到了優越感。我一共測過兩次智商，一次是三歲時，一次是二十歲在網上測的玩的，兩次結果都一樣，114，不是天才，也不算白痴。可我不會吃魚。準確地說，三歲時在幼兒園吃魚被魚刺卡過一次以後，我就再也不吃魚了。只吃白飯。還有燒餅。喝牛奶。騎車送我上幼兒園的是我爺爺。回家的時候，每次他都會給我買一個燒餅，或是長的鹹的，或是圓的甜的，當時的物價，五角一個，可惜我現在已經不大喜歡吃這種食品了。當年的燒餅攤在許多年前已經變成了一個集貿市場，有一段時間，市場的門口出現了一對賣鐵板牛肉的夫妻，肉用的是極鮮嫩的，往鐵板上一攤，抹上油，翻面，燙到七成熟，加番茄醬、孜然，香氣便吸引來一大群人排隊，最後放的洋蔥也很關鍵——這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後來我再也沒有吃到過如此偉大的食物。最有趣的遊戲就是放風箏了，讓爸爸從竹**撇幾根竹子，綁成王字形，再粘到很薄的紙上面，牽一筒縫衣服的線，有風的晴天，爬到樓頂平臺上（過去住的房子樓頂是可以上去的，有時夏天停電，就搬張竹床到那上面去睡，很涼快，要蓋厚毯子），可以放得很高，弄張紙做成環狀，套到線上，傳上去，叫做“打電話”，那時的天很藍，真的很藍，這種快樂是今天只會玩魔獸的少年們永遠體會不到的！永遠！我是一個不太容易動感情的人，可是看《天堂回信》的時候，我動了感情。很奇怪，一個兒童片，卻從始至終貫穿著“死”的主題。陌生人的死，小白鼠的死，爺爺裝死，售貨員爺爺的死，爺爺真死，使這部影片籠罩上了一層詭異的氣氛。“爺爺，有天堂嗎？你死了會去天堂嗎？如果我想你了，該怎麼辦呢？”孩子的問題是天真的。爺爺的回答也是天真的：“有，有天堂的。如果你想我了，就寫一封信給我，我是郵差，我一定會第一個收到的。”因為爺爺的溺愛養成了孩子的任性，祖孫可以盡情地打鬧，下棋，對一休那句“不要著急！不要著急，休息！休息一會兒”和“一休哥！嗨，就到這裡，就到這裡吧！”共同的記憶，終於形成了對遠歸的母親的疏遠，這也都是我所親身經歷過的，爺爺主動離開，孩子給爺爺買生日賀卡的時候，我們看到，孩子終於克服了任性，爺爺去世，孩子當然很傷心，便用風箏給爺爺寄去了賀卡。這個故事是很完美的。而我們今天正是缺少了這樣一種東西，我們已習慣於為一種空無的思想，一種激進的烏托邦而動感情，我們正在錯過我們身邊最為珍貴的東西。有趣的事還有養蝌蚪，我養的蝌蚪從沒變成青蛙過，原因是水裡沒放沙子，蝌蚪悶死在裹在身上的膜裡了。還有養蠶，它們吐的繭五顏六色的，煞是好看，我很喜歡看蛾子**，母蠶產完卵就死去了。夏天的趣事還有和哥哥一起做冰淇淋吃，把奶粉衝好，加糖，攤涼，倒在模具裡，蓋上蓋，放到冰箱的冷凍室裡，過幾個小時再拿出來，大勺地挖，比哈根達斯好吃多了。做過的最邪惡的事情，包括將活蒼蠅包在紙裡燒，把老鼠放在水裡淹，老鼠會裝死，第二次不動彈了才是真死。最愜意的事則莫過於到一個老頭那兒去理髮，那老頭使用剪子的手法十分奇特，每剪一刀，便將刀柄往我腦殼上重重一彈，“啪”地一響，那感覺真實有趣極了！要說兒時的夢想，大概是歌手了。過去那種在縫紉機上使用的線通常都會繞在一種藍色的塑膠圓錐體上面，有時候用完了我就拿過來當成麥克風來使用。我常常光著腳站在飯桌上唱，穿著開襠褲在陽臺上面唱，戴著墨鏡在澡盆裡面唱，現在，我想我這輩子都不大可能當上歌星了，還是老老實實地做我的書蟲吧。
“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禽獸。但不幸就在於想表現為天使的人卻表現為禽獸”。
我上的小學過去是海軍學校辦的，所以便將水手服作為學生的校服，每週一的升旗儀式是一定要穿的。學校經常選拔一些學生練習軍體拳，還讓我們穿著校服到處去表演，我也是其中之一。那時候我是個很要強的孩子，受到一點批評便會受不了，當然，也很得老師，特別是語文老師的器重，如果哪一次作文課少了我的作文，肯定會被視為一件咄咄怪事，我寫作的自信就是那時培養起來的。我們班換過三任班主任，都是語文老師。對第一任語文老師印象最深的是一年級的時候她就讓我們抄生字，一個字抄一百遍，我那個時候寫字很慢，所以經常抄到凌晨一兩點鐘才能睡覺，這種折磨的後遺症是很嚴重的，至今我還是不能熬夜。第三任班主任是個老太婆，胃只剩下三分之一，由於第二任班主任生小孩去了，自高奮勇接替的，她上課提的每個問題我都把手舉得高高的，由於很少有其他人舉手，她也總是會點到我，這種偏袒的後遺症也是很嚴重的，直到上了初中我還聽到原來小學的同學在私下裡議論這件事。最喜歡上的課是生物課，這個一直延續到初中。各種生物實驗是很有趣的，比如解剖魚什麼的。還有自然課，教自然的老師是個外八字，常常擺弄一些小發明，比如熱氣球什麼的，當然是不載人的，不過那東西飛不高，一上去就給燒掉了，沒有現在市面上賣的孔明燈好。還有歷史，我覺得從小學到高中的歷史老師都長得差不多，簡直是同一個人。最不喜歡的當然是數學了。因為我們都害怕數學老師。有一次，一個胖乎乎的同學（我和他一起在那所海軍學校裡學會了游泳）在練習本上劃了個大叉，又在旁邊寫上“不要”二字，於是，數學老師便在全班同學面前，在他的臉上打了個大叉，他那慘烈的哭聲至今仍迴盪在我的耳畔。我也被數學老師罰過站，不過有一次我跟一個同學打架，手被那個同學咬了一口，數學老師引著我找遍了學校的教師宿舍，說是人奶可以消毒，雖然最後還是沒有找到人奶，但我還是很感謝她。由於我的數學是在這樣一種嚴酷的環境裡得到啟蒙的，所以，自打上了初中我的數學成績便直線下降，後來發展成為數學恐懼症，看到拋物線、正弦反切什麼的就頭痛。體育課老師也是魔鬼。也不知怎麼就得罪了他，想起來了，大概是我們將他的兒子戲稱為“投籃”（他姓塗，塗在武漢話裡念投），他便將包括我在內的四名同學稱作“四大害蟲”，上課時別的同學在那兒玩，我們只能在太陽底下罰站。初中正值減負喊得最響的時候，作業沒那麼多了，我便是從這個時候看起外國小說來的。當然，每到週末，踢球是少不了的。我們有時在海軍學校的操場上踢，有時在宿舍之間的樹林子裡面踢，就把樹當作門柱，因為大家見我守門的技術還不錯，所以我便常常摔得鼻青臉腫地回到家，有一次還被一個同學的門牙磕到了後腦勺，好像還流了血，嚇得大家急忙把我往醫院送。前不久，我又去那片多年不見的樹林子看了看，那些樹大多還在，只是旁邊的宿舍已經破敗不堪，沒有人住了，當年踢球的那些少年們也都不知到哪裡去了。
穆旦《詩八首》之七：“風暴，遠路，寂寞的夜晚，丟失，記憶，永續的時間，所有科學不能祛除的恐懼，讓我在你底懷裡得到安憩——呵，在你底不能自主的心上，你底隨有隨無的美麗的形象，那裡，我看見你孤獨的愛情筆立著，和我底平行著生長！”
“科學的虛妄——有關外物的科學不會在我痛苦的時候安慰我在道德方面的愚昧無知的；然而有關德行的科學卻永遠可以安慰我對外界科學的愚昧無知。”
第一次看到“紙器社會”這個詞，是在鄭淵潔大叔的《大灰狼羅克》裡，其中有一集，死了百年的羅克被科學家復活，羅克問現在是什麼時代，科學家列舉了一大堆與紙有關的東西：文憑出生證駕駛證死亡證，最後羅克自己總結出來，這是紙器社會，羅克不願生活在紙器社會，於是他朝牆撞了過去，可牆是充了氣的軟牆，羅克想死也死不成，這麼多年來，這一集故事一直過目不忘。如今的年輕人，喜歡體育和網遊的比喜歡文學的要多得多。文學太老了，年輕人不愛看了，我年輕的時侯，還沒有網遊，只有紅白機超級瑪麗恆鬥羅，只有鄭淵潔，看鄭淵潔的孩子，作文都能拿高分，所以每一次作文課我的作文都能被當作範文朗讀，我對此感到非常的榮幸。小學做過的最勇敢的一件事是小學一年級還是二年級的時候，在眾目睽睽之下，親了女班長的臉一口，結果同學們嚇壞了，都跑去向班主任報告，班主任沒批評我，倒是對同學們說，他不是有意這麼做的。誰知道我是不是有意的呢？她有些胖。看來我與費里尼的性取向差不多。還有一次上勞動課，我帶了襯衫，同桌的女同學帶了盆，老師說你們倆只好搭夥洗了，我覺得這是天意。什麼？我才不早熟呢！六年級的時候還有個同學為一個女生鬧到要跳樓的地步呢。絕對不是我！聽說他後來個子長得比我還要高，到一個很偏遠的地方，好像是馬房山中學上學去了。對了，他之所以跳樓沒跳成，是因為有個人把他給拽了下來，把他拽下來的那個同學現在在加拿大做牙醫。做過的最危險的一件事是，和一個外號叫流氓大亨的同學爬到我們那塊地方當時最高的一幢建築物的頂樓上玩。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上初中的時候，看到他像孫悟空一樣拿著鐵棒子領著一大幫子初中生（可能還有小學生）正要去打群架。第一次從高年級不良少年嘴裡聽到“婊子”這個詞，我總以為那是一種水錶之類的什麼東西，我一直弄不懂水錶怎麼還會發臭，為此我迷惑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最盼望的事情莫過於晚上放學回來，坐在電視跟前（此時電視已換成了彩色的），一邊吃媽媽煮的熱幹米粉，一邊看《聖鬥士》、《北斗神拳》和《足球小將》，現在再看極樂世界篇，覺得好無趣，不過就是一通關遊戲而已。盼望的當然還有假期——中國孩子的春遊、秋遊倒不如說是野餐會，所以也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