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匆匆忙忙吃過早餐，便趕去上課。
今天講的題目是“德國古典哲學總論”。
“一部哲學史，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是有一條很明晰的線索把它們各自串聯起來的。
在巴門尼德那裡，是不區分心靈和物件，主體和客體的，柏拉圖的理念說則是一種很簡單樸素的認識，並沒有很強烈地意識到兩者的本質不同，可任何人都可以發現精神與物質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東西，這種明確的區分直到笛卡爾那裡才得以實現，可是笛卡爾只偏袒其中一方，獨斷論必然導致懷疑論，康德為了調和二者，建立了他的先驗體系。
在康德之後，出現了許多攻擊甚至否定這種體系的學說，它們儘管各說各話，但火力點最為集中的還是康德的實踐哲學體系。
例如費希特就認為康德的調和體系只是將兩種不可能調和的敵對體系的碎片結合為一個怪模怪樣的‘混合體’，他指出，如果人們不想陷入互相矛盾的境地的話，就只能在唯物論和唯心論之間選擇一個，費希特還認為，人們是選擇唯物論還是選擇唯心論，其根據不是‘理性’，而完全取決於人的氣質，他把人分為兩種：一種人還沒有或者還不能提高到意識他們的自由與絕對獨立性的程度，因此他的自我離不開物的支撐，所以就選擇唯物論，另一種人則意識到了自己的自由和獨立性，因此他無須外物來支撐他的自我，所以就選擇唯心論。
但他之所以選擇了唯心論，也還有理論上的理由，他認為唯物論既以物自體為解釋經驗的第一原動力，所以它的物件就是物自體，但物自體本身則是理智抽象出來的產物，在意識中是不能指示出來的，因此我們沒有權利肯定它的存在。
因此物自體是‘完全沒有實在性’的，是‘純粹的虛構’，是‘無價值的東西’。
費希特的這種理論是一種典型的柏克萊主義，它的‘物件實際上是作為一個實在的東西出現在意識裡的，但不是作為一個物自體，而是作為自我自身’。
接著，謝林開始了向斯賓諾莎的回覆。
謝林認為，‘我外有一自在之物作為第一推動力’這一唯物主義觀點是人的一種天生的偏見，因為它不是以推論為基礎的，所以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證明，那麼，能否像費希特那樣以自我為根據呢？謝林認為，這也是不行的。
費希特認為非我為無意識的自我所創造，依賴於自我，謝林指出，無意識的自我就不是自我了，況且科學、經驗的前提在於我們的表象與獨立不依的事物絕對一致地符合，以致我們所認識的事物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對之所表象的那個樣子，而在費希特那裡非我是從自我裡面產生出來的，根本就談不上它們的同一問題。
照謝林看來，為了得到真理與理論的確定性，客體與表象，表象與客體必須‘絕對的同一’，也即‘絕對的無差別’。
於是，黑格爾的時代自然而然地到來了。
黑格爾認為謝林所謂的‘絕對的無差別’是很可笑的，因為世界充滿了矛盾，康德將知性與理性區分開是對的，但我們並不是在有限之外去認識無限，而是透過有限、揚棄有限去認識無限，康德發現了矛盾，但卻‘僅停滯在物自體不可知的消極結果裡，而沒有進一步達到對於理性矛盾的真正積極的意義的知識。
理性矛盾的真正積極的意義，在於認識一切現實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規定於自身。
因此認識甚或把握一個物件，正在於意識到這個物件作為相反的規定之具體的統一。
’由於黑格爾放棄了康德的調和態度，企圖用‘暴力手段’將事實上的矛盾統一到一起，這個矛盾重重的‘統一體’很快便解體了。
黑格爾之後便是費爾巴哈和馬克思。
在費爾巴哈看來，康德承認自在之物是真實的物，即離開人而存在的自在世界和被我們思維的客體，這無疑是正確的，他的錯誤則在於自相矛盾地否認自在之物的客觀物質性，把它看作是單純的思想物，這就向唯心主義作了不可饒恕的讓步。
同時，康德承認感性物件、經驗的物件才是現實的物件，才是我們思維的唯一材料，這無疑是正確的，他的錯誤則在於自相矛盾地否認感性物件是真理，而把它看作是單純的現象、沒有本質的感性實在。
在費爾巴哈看來，感性、現實性、真理性應是同一個意義，感性世界就是無可爭辯的客觀真理，客觀真理就是自在的、離開我們而存在的世界，客觀事物和思想中的事物的這種差別是合理的差別，並不會形成它們之間的真正的矛盾。”
老師講到這裡，喝了一口水，接著道：“有同學想發言嗎？好，小勉同學，你來說說。”
小勉站起身來，說道：“我們看到，無論是費希特所謂的‘怪模怪樣的混合體’，還是謝林所謂的‘人天生的偏見’，還是黑格爾所謂的‘不可知的消極結果’，還是費爾巴哈所謂的‘向唯心主義做了不可饒恕的讓步’，他們所攻擊的，都是同樣一個東西，即上帝是否存在，人類認識的限度。
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說，他們無疑都是正確的，沒有一個科學理論支援哪裡存在著一個什麼高高在上的上帝，不論這個‘上帝’只是一個隱喻還是別的什麼東西，但是，他們全部都忽略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即人有認識自己的需要和認識自然的需要，這和食慾性慾一樣都是人的自然本能，和這些需要一樣，人還有審美的需要和宗教的需要。
宗教的需要和知識的需要並不矛盾，就像明知道自己逃不過死亡的命運，還是不相信自己有一天會死去一樣，這就是人的心靈的複雜性，康德所做的，正是為這樣一種出於人類心靈複雜性的需要留出的一塊自耕地，並不是什麼‘不可知論’。
正如馬克思所言，任何問題都必須放到歷史的流動的背景中去理解，之所以有這麼一大堆人對康德抱有不滿，說白了，是因為當時歐洲的宗教的腐朽墮落使人們產生了一定的厭煩情緒和反抗情緒，而我們當今中國的情況卻恰好相反，我們正是缺少了這樣一種向善的原動力作支撐，大概這就是王國維所謂的‘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吧，選擇哪種哲學也是一種時代和自我的要求。”
老師微笑著點點頭道：“很好。
思路清晰，論據充分。
還有同學要發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