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後。
“今天你可真厲害呀”，大蟲走上前來，拍拍小勉的肩膀道。
“哪裡哪裡。貽笑大方了。”
大蟲鼻子一橫：“好就是好，幹嘛要謙虛？”
“下午到哪裡去玩？”我趕緊轉移話題，“東湖怎麼樣？”
“好哇好哇”，大蟲跳起來，“老早就想去的，可一直都沒有時間。”
“那就這麼決定了，各位早點吃飯，中午休息一會兒，兩點鐘咱就出發。”
其實武漢東湖的面積是杭州西湖的好幾倍，只是歷代宣傳得太少，名氣自然也就沒有西湖大了。
正值重陽佳節，古有登山望遠之習俗，我們幾個人卻偏偏泛起舟來。
湖面上，秋風吹皺起一層漣漪。
“看了大概是好些年前的一個演講影片”，宋博士道。
“什麼演講。”我問。
“浙大化學系的教授鄭強”，宋博士說，“我非常贊同鄭強教授關於中國教育摧殘獨立思考能力、男孩子小的時候不應該讓女生管、社會心理的虛偽浮躁、向權勢折腰，以及必須向日本人學習的觀點。”
大蟲道：“這個影片我也看過。就像鄭教授說的，必須有一個包容的，可以聽取各個方面不同聲音的心態。遺憾的是，在整個講演的過程中，我只聽到了掌聲，不要說噓聲，連一點點的質疑聲都沒有，鄭教授的講演仍然是一言堂。”
“我非常欽佩鄭教授的一顆拳拳愛國之心。也非常欽佩鄭教授的學識和膽識。但是我完全無法苟同鄭教授一切思考的出發點——出於自私的民族主義。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向日本學習的目的只是為了‘抗日’，我們暫且不談這種觀點有沒有問題，問題是，你學得了嗎？鄭教授就去學了，學了三年，雖然沒有討到日本老婆，還是獲得了很高的學歷，回來在大學任職，我完全不瞭解高分子化學這個領域，但我相信鄭教授在這個領域一定是有所建樹的，遺憾的是，連鄭教授也坦言，在生物技術這一塊我們現在的水平僅相當於人家二十年前的水平。鄭教授神通廣大，四處奔走籌款，為浙大蓋起了一座高分子化學實驗樓，為我們民族的科學事業添磚加瓦，鞠躬盡瘁，很是令我感動。但是僅僅蓋一座樓，我們民族的自尊心就確立了嗎，恐怕還遠遠沒有。鄭教授不屑於跟從日本來的工程技術人員同桌吃飯，說我一堂堂的大學教授，怎麼能跟幾個除錯機器的人同桌吃飯呢？下面立馬熱烈地鼓起了掌，我要說的是，鄭教授有資格說這話，但在下面鼓掌的同學恐怕多半就沒有這個資格鼓掌了。要讓人家瞧得起我們，當然首先要自己瞧得起自己，自信這一點當然沒錯，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實力，我們現在天天在講建設創新型社會，沒有用，我們從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決定了我們大多數人已經被教育成了一個殘廢。就拿我熟悉的文學研究這一塊來說，做到守成已經是很不錯了，而對前人的觀點提出反駁的能力則幾乎已經喪失殆盡。教材上明明是錯的（把失傳的古文尚書說成是今文尚書），卻沒有一個人提出來，當然，這和平時的積累也有關。你說你學文科的，平時一本書不看，盡看些雜誌報紙，再不然就是下棋打牌玩遊戲，你學個啥？要從別人那裡學東西，首先就要尊重別人的文化，盡一切可能努力去了解別人的文化，你說日本人極力地醜化中國，媒體極力的做負面報道，是因為我們強大了，他們害怕我們超過他們。根本就不是這個樣子！我相信日本人一定是非常尊敬像鄭強教授這樣的精英人士的，沒有人是要想方設法把鄭強教授培養成漢奸的，日本媒體所反映的那些負面問題，比如說越來越嚴重的環境汙染問題，是不是在歪曲事實呢？好了，日本姑娘看到這些報道，嫁到中國去就要天天吸毒氣，害得我們鄭強教授這樣頗為自負的人在日本呆了三年都沒有討到老婆，很是委屈。”
大蟲點頭稱是：“我們又何嘗沒有在極力妖魔化日本人呢？就算是侵華日軍，也應該客觀表現，可是我們在中國的電視螢幕上看到的日本軍人形象，不是剔著光頭，蓄著小鬍子凶巴巴的軍官，就是呆、傻、痴計程車兵，完全歪曲歷史。看看人家是怎樣表現我們軍民抗日的？從服飾到手勢，原原本本。中國人還遠遠沒有達到日本人那種民族的自信與謙遜。如果我們真的達到了，我們也就用不著再去抵制日貨了。”
“青年人應當像遠離毒品和中國足球一樣遠離政治。”
“哈利真是一語驚人呀！”
我接著道：“政治只不過是過眼雲煙。今天我把你的國旗燒了，明天你把我的國旗放在腳下踩，為的是豆大的一點事，一旦上癮便成為一種政治狂熱症，職業示威者。早在唐代，一箇中國詩人（記得是李商隱）就將各國之間的爭端形容為在蝸牛角上進行爭奪。中國什麼都缺就是不缺憤青。即使要憤也應該憤得有水平，有涵養才對嘛，要像我這樣憤得罵人都不帶髒字的：國際象棋設計得比較有人情味，只有一個王是絕對不行的，非要兩口子都到齊才可以開打，國際象棋的兵可以‘升變’，只要你走到底，就給你一個變車變馬的機會，中國象棋則沒有，兵永遠都是兵，永遠只有當炮灰的份，中國象棋的招特別陰，還可以允許什麼‘別馬腿’、‘堵象眼’，國際象棋殺到最後王的行進路線都被堵死，又沒有被將軍，就可以判和，中國象棋即使殺到只剩光桿司令和幾個兵還照樣可以把對方將死，圍棋裡三劫迴圈無勝負的情況是極為罕見的，國際象棋允許王車易位一次，帶逃跑的，中國象棋沒有。獨立自由之精神從來就不是中國人固有的精神，所以中國人沒有信仰。沒有信仰不等於說不需要信仰，只是中國人在物質方面的需要從來都比精神方面的需要多得多。在西方，有一個自然法權，世俗的憲法是可以作修改的，但是自然法權的神聖性是不可以受到任何挑戰、任何懷疑的。在康德那裡，道德必須是以自由意志、自由選擇為前提的結果，是以人的自然感情為基礎的。但是言論自由不包括對他人進行人身攻擊，對其他民族、國家進行侮辱和漫罵。網上不是有一首歌，說什麼‘日本人說自己是人全世界的豬都笑了’（所謂‘萬惡的日本人’這個句子有一個邏輯錯誤，這是一個全稱判斷，而正確的表述應該是‘萬惡的六十多年前參加侵略戰爭的一些日本人’，從那一次對世界各國印象的調查排名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們永遠是以當下所表現出來的一些東西來看待人的，人們不會永遠停留在對過去的考察裡），其實豬和人並沒有什麼分別，人可以變成豬，豬也同樣可以變成人，看看《動物莊園》就知道了，麥哲是一個先知者，帶有點列寧那麼個意思，也就是代表了理想主義，他（我說過了豬和人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區別，會說話有思想的豬更是如此，這不僅僅是童話或者寓言）的後繼者們很快就實踐了他的理想。斯諾鮑就是一個很好的實踐者，並且他還有一副科學頭腦，連用於發電的風車都能給設計出來，可惜他缺乏政治頭腦，勇有餘而智不足，可以冒著生命危險帶頭推翻人類統治，把莊主瓊斯趕走，到頭來自己卻被拿破倫養的幾條狗給‘終身放逐’，此後斯諾鮑再也沒有正式出場過，他更多地是作為一種符號而被用作仇恨目的。拿破倫是一個典型的斯大林，具有絕對的權威與號召力，可以讓他的子民們毫無怨言地一次又一次地興建風車，最後他終於帶領豬類兩腿直立行走，從而邁出由豬向人‘進化’的關鍵性一步，他的順民們（帶頭的是羊）高呼：‘四條腿好！兩條腿也好！’（原先的口號，也是動物莊園‘七戒’中的第一條是‘凡靠兩條腿直立行走的皆為仇敵’）。鮑克瑟是一個西緒福斯式的悲劇性人物，為修建風車傾其一生，他的願望很簡單，就是退休以後能夠拿到養老津貼，把字母表上剩下的24個字母學會，可是他沒能得到這個機會，累倒以後被拿破倫直接送到了屠馬廠。還有幾個有性格的人物（是的，人物！），本傑明從不參與政治鬥爭，倒也儲存了性命，活得很長，克拉弗是個老實的文盲，也得了善終，還有莊園原來主人的寵物烏鴉摩西，從始至終向大家灌輸‘天堂’的理念，拿破倫倒也沒把它怎麼樣，因為迷信與拿破倫並不衝突。幾代以後，人們，也就是動物們漸漸將當初革命的事給忘了，麥哲象徵性的頭骨也被重新埋掉了，當年起義勝利後唱的歌也被拿破倫禁止了，理想被磨滅了，風車倒是建起來許多座，可是風車的用途與斯諾鮑當初給大家的憧憬並不一致，唯一的勝利者是拿破倫，他終於在形象上也變成了人。青年人應當將討論政治的熱情用來討論文學，因為文學只討論永恆的東西。”
“哈利果然學識廣博，見解不凡！”
“我說大蟲，你除了會拍馬屁，還會幹點什麼？你看看人家小勉，安安靜靜地坐在那兒，不動聲色，不置一詞，多有大家風度。”
“老宋你就別再說風涼話了。”
小勉道：“你**的時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後你感到愉快，天塌下來也不顧。他們不能讓你感到這樣。他們要你永遠充滿精力。什麼遊行，歡呼，揮舞旗幟，都只不過是變了質、發了酸的性慾。要是你內心感到快活，那麼你有什麼必要為老大哥、兩分鐘仇恨等等他們這一套名堂感到興奮？”
大蟲道：“這是什麼玩意兒？”
小勉道：“《1984》第二章第3節。”
大蟲道：“好好，你們都有學問，就我是個文盲。”
小勉道：“我也很討厭這種種江湖恩怨，冤冤相報何時了？想學令狐沖笑傲江湖悠哉遊哉！看看《明朝那些事兒》，不論是好人徐壽輝，老實人趙普勝，還是壞人陳友諒、倪文俊，鹽梟張士誠，還是功臣徐達、劉基，亦或奸臣胡惟庸、李善長、藍玉，忠臣方孝孺、鐵鉉全都不得好死，活下來的卻是盛庸、平安、李景隆這些苟且偷生之輩，搞政治實在是個虧本的買賣。”
我道：“你還漏掉了一位庸臣：黃子澄。”
小勉道：“是呀，所以我們還是不要再談政治了，談談喜歡的電影也好呀。”
大蟲道：“好主意。我最喜歡的一部電影是由十五位國際知名導演共同合作的《十分鐘年華老去》，除了德國電影四傑中的三位——赫爾佐格、施隆多夫和文德斯悉數到齊外（另一位是早已去世的法斯賓德），更有法國新浪潮的代表人物戈達爾，《末代皇帝》的導演貝託魯奇，《一九八四》和《郵差》的導演MichaelRadford和美國獨立電影導演JimJarmusch，當然還有陳凱歌，陣容不可謂不豪華。也有差一些的，比如東歐的那兩位，其作品明顯差了一個檔次，捷克那位拍的就是把一個捷克演員一生所演過所有影片做了一個剪輯，不過他也算是最切題的一位了，不太有名的拍得好的也有，比如拍《面對南茜》的那位法國女導演，這個短片應該算是一部直接電影，和所謂真實電影還不太一樣，就是兩個人之間玄奧的談話，和影片的敘述者，也就是導演無關，何索的那部倒算是一部典型的真實電影，這也是他擅長的題材，施隆多夫的那部，資料上說，引用的是德國中古哲人的句子，實際上應該是奧古斯丁，即使不知道施隆多夫是何許人也的觀眾單憑這些道白也應該猜得出是哪個地方的導演拍的了。從貝託魯奇的那部就應該看得出導演具有非常濃厚的東方意識，英國導演MikeFiggis的那部很前衛，但卻不知所云，Radford那部科幻片運用了相對論原理，Jarmusch那部值得注意的是所使用的哥德堡變奏曲的版本問題，最後當然還要提到元老級人物戈達爾，戈達爾的名片很多，像反映文革題材的《中國姑娘》（雖然片中沒有一箇中國人），還有揭示現代危機的阿爾伐城，戈達爾對現代電影最大的貢獻是‘拼貼’手法的大量運用，影片中時不時地插進字幕，畫面的剪輯和象徵與塔科夫斯基一樣晦澀，比如‘影片的最後幾分鐘’就用被風颳得瑟瑟作響的白色幕布來表現，我想庵野秀明應該也借鑑了這種手法。”
我道：“現在說EVA人家看你就像看外星人一樣。”
大蟲道：“怎麼講？”
我道：“說自己喜歡EVA是有點危險的事情，很容易被和那些Otaku死胖子同等看待。我背不下全部Staff名單，背不下每一話的日文標題和英文副標題，不能大段大段地背誦臺詞，甚至連總共有多少個使徒來襲也已說不上來。EVA對於我是有著特殊的意義的，高中，我由於厭倦了學業，一天到晚騎著腳踏車在街上漫無目的地晃盪。後來，電視上便放起了EVA，我在真嗣的身上找到了認同感和歸屬感，我被第五適任者短暫的出場和暴烈的死亡方式給打動了，當時我並不知道那是很有名的動畫，因為那時我什麼也不知道，因為我什麼也不想知道，是EVA幫我度過了那段人生最灰暗的時期，它對於我的重要性不在於幾句簡單的臺詞，不在於那些費解的術語，也不在於喜歡裡面的某個人物。它對於我的意義在於隱藏在殘酷本身之後的脈脈溫情，它有一種撫慰世人痛苦的崇高力量，它是一部永遠不可超越的曠世傑作！偶然看到一個叫做‘薰治麗香的單程天堂’的部落格，主人是一個比我當年還要狂熱的90後女孩子。感嘆韶光易逝，後生可畏啊！經典總是有人喜歡的。就像她自己說的：‘比誰都愛。但也只能比誰都愛。’虛構的人物再好，也是虛構的。到了我這個年紀，要考慮的現實問題總是撲面而來，無暇再去幻想什麼天使之類的東西。那個坐在電視前靜靜地看EVA的初中時代已經太過遙遠。‘少年見青春萬物皆嫵媚身雖不飲酒樂與賓客醉一從鬢上白百不見可喜心腸非故時更覺日月駛聞歡已倦往得飽還思睡春歸只如夢不復悲憔悴……’‘此時少年自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乘閒弄筆戲春色脫略不省旁人譏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飢。’我的少年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要懷舊的話”，大蟲道，“還是留著以後慢慢懷吧。”
小勉道：“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是我最為忠愛的電影導演之一，他那平淡樸實的電影理念曾經深深地影響了我的文學創作。驚悉他去世的訊息，我感到非常難過。有編輯批評我的創作太簡單，缺乏華麗的語言，我說我不會改變我的風格。人生就是一口氣，文學所要做的只是把它忠實地記錄下來就可以了，就像記錄片一樣。就像《中國》裡在廣場上排隊照相的人們，布兜上印有‘永遠忠於毛主席’標語的紡織女工，放著樣板戲廣播的學校，晴朗的天空，這一切都給了我關於那段歷史的一種完全不同的印象，也許在今天看來無比黑暗的時代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卻不覺得有什麼，至少他們有一種共同的理想支撐著他們辛勤地工作，現在的人當然可以充分展現自己的個性，可是我們生活的全部意義已被壓縮為僅僅是掙錢而已，現代人巨大的空虛感與失落感是以前的人所不會有的。羅塞里尼的《德意志零年》裡那個金髮少年弒父後墜樓身亡，正是後集體主義時代青年精神的最佳寫照。”
大蟲道：“聽聽人家，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啊。”
小勉繼續道：“塔爾科夫斯基是電影藝術的鏡子。我只知道他喜歡普魯斯特，喜歡布林加科夫，喜歡福樓拜，只知道他臨終前幾天聽到《馬太受難曲》，感到莫大的安慰。除此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幾乎沒有人能夠宣稱他看懂了《鏡子》這部影片，最多不過是抽象地感到了一些東西，火與水，一望無際的田野，風，父親的詩，甚至還有文革時期在中俄邊境兩國兵民對峙的畫面，僅此而已。可是我們確實感到了某種東西在無法挽回地流逝，只是無法訴諸語言而已。還有帕拉傑諾夫，生命的顏色是紅色，死亡的顏色也是紅色。我不喜歡紅色。我是不喜歡生命呢，還是不喜歡死亡？有一種電影是樸實無華的，如安哲羅普洛斯，如小津安二郎；有另一種電影是眼花繚亂的，如費里尼，伯格曼。圖象也可以是詩。我喜歡詩。我是喜歡樸實無華的詩呢，還是喜歡眼花繚亂的詩呢？戲劇使人暫時忘卻殘酷的現實，詩歌使人永恆形而上地居存著。”
大蟲道：“你肯定看過費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和伯格曼的《第七封印》？”
小勉陷入沉思：“我們誰也不知道我們來到這個地方究竟是要來做什麼的。我們只能一邊活著一邊琢磨。有的人琢磨清楚了，有的人到死也沒弄明白。我就還沒弄明白。所以只好繼續活下去，只好繼續琢磨下去。不過有一點我是琢磨明白了，就是沒有哪一種生活方式，哪一個交際圈子是一成不變的，我們會認識很多人，可似乎沒有一個面孔是每天一早起來都能見得著的。前方還有漫長的路要走。走路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可我們還是想看看這路究竟是什麼樣子的。有旺盛的情慾就應該工作，工作就應該有旺盛的情慾。花草、鳥獸它們知道生命的意義嗎？他們會說，與其追問這種永遠不會有答案的問題，還不如盡情地工作、**，直到耗盡生命所有的能量。面對將要死去的人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我們甚至連一句安慰的話也說不出來，誰也幫助不了他。與其做百般的掙扎，逃避無法逃避的東西，還不如好好享受一番。那金色的閃電，稍縱即逝，人啊，不要和從來就沒有的東西作對。”
大蟲道：“你們說，他更像葉芝，還是更像蘇格拉底？”
宋博士道：“都像”。
小勉道：“有兩種電影是最容易成功的，一種是根據作家原著直接改編的，一種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陸上行舟》就屬於後一種，只不過赫爾佐格比法斯賓德要更為瘋狂。赫爾佐格就是德意志精神的代表。費茨卡拉多雙手叉著腰，趾高氣揚地站在船上，河兩旁的熱帶叢林裡響著印第安人挑釁的鼓聲，甲板上的留聲機裡放著卡魯索的唱片。費茨卡拉多最終並沒有帶回可以使他發大財的橡膠原料，蒸汽船經過一番折騰也已變得滿目創痍、傷痕累累，似乎一切又都回到了原點，好在船長帶來了一支三流歌劇團，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費茨卡拉多初衷。如果費茨卡拉多是一個東方人，他一定不會這麼瞎折騰的。”
大蟲道：“說說安哲羅普洛斯。”
小勉道：“少年亞歷山大夢見了父親。父親在遙遠的德國。亞歷山大請求姐姐帶他去德國。德國離希臘實在是太遙遠了。他們上了火車，又被趕了下去。他們在警察的帶領下在一家工廠找到了舅舅，舅舅說他們所尋找的父親根本就不存在。他們離開了警察局，一個老婦人嘴裡不停地念叨著：‘脖子上套著繩索’。他們看到雪地裡躺著一匹將死的馬，亞歷山大哭個沒完。一個俊美的男青年開車搭了他們一程。亞歷山大給一家飯館打小時工，賺回了一個麵包。飯館老闆趕走了一個拉小提琴的賣藝人。一個卡車司機奪去了姐姐的童貞。到處都是巨大骯髒的機器在轟鳴。俊美青年發現他的劇團的演員們正在海邊賣戲服。俊美青年對姐姐產生了感情。俊美青年看到從海里浮起一隻神像的斷手，一架直升機吊走了這隻手。俊美青年感到莫名的絕望。姐弟倆發現俊美青年是一個同性戀。他們離開了俊美青年。姐姐在火車站企圖向一個士兵出賣肉體。士兵猶豫了半天，扔下一張錢便走掉了。姐弟拿錢買了車票。姐弟倆偷偷越過邊境。他們在一片濃霧中看到了一棵樹。他們跑過去抱住了樹。‘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最近一直在讀杜牧的詩。一邊讀一邊聽日本尺八的音樂。杜牧的詩和王維一樣也有一種孤寂之中的禪意，但杜牧的心情要比王維更加絕望吧。我想，這個秋天也快要過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