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界線
七月半，夏安給我和唐文心寫了一封長信。
那天下著雨，唐文心撐了傘穿過半個校園來見我，棕色的牛皮信封上沾了幾滴雨點和一層薄薄的溼氣。
開啟信封，三頁便箋紙，應該是從筆記本上撕下來的。她的字十分秀逸，然撇和捺卻綿延得有些誇張。當然，她說過那其實是顏良的字跡。
“小曼，文心：轉眼已月餘不見，你們好嗎？”她這樣寫道。
“你們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不在汶川了。最近發生了一件事，讓我不得不離開這裡。
顏良跟我分手了
。我知道這幾年你們已經聽厭了這句話，我也說厭了。
他打來電話的那天，我正在一個簡易棚屋外面的空地上給幾個學齡前的孩子讀故事書——自我來這裡那天起，我做的就是像這樣不起眼的工作。有時我也會幫災民們搬搬東西、分發食物、寫寫標識什麼的，諸如此類。我也做不了其他的事。
即便這樣，我心裡也有一種像是在冬天的早晨喝下了一杯巧克力奶那樣的溫暖和滿足感。我想這大概就是我來這裡的原因吧。我並非像你們所說的那麼無私和偉大，也沒有什麼大愛無疆的情懷。我是個失敗者，需要透過幫助和關心他人的方式來忘記自己的軟弱。
我和顏良之間早就出了問題，或者說，我們的關係從一開始就是畸形的。來汶川之前，我已經整整一週沒有跟他講過話了。我以為我從他身邊逃走，他就沒有機會再傷害我一次。只是我沒有想到，他隔著千山萬水也要把那句話告訴我。
他倒是沒有再說我的任何過錯，事實上，他說了我種種的好。他說自己是個混蛋，我配得上更好的男人。我問他是不是愛上別人了。他沉默了一會兒告訴我：你沒有我過的一樣好，可是她沒我不行。
後來我就忘記了他又說了些什麼，因為我一直在想他剛剛說的那句話是什麼意思。我也忘了是怎麼結束通話的電話。我放下手機時，嗓子眼裡忽然乾的好像要冒火了，可是我又覺得並不是真的很渴。我恍恍惚惚地走進棚屋裡去找水，卻不小心把一個相框碰倒在地上。
我慌忙撿起來，相框上的玻璃已經碎了一半。我見過這張相片，住在這間棚屋裡的那個老人曾給我看過。相片里人都已經在那場地震中死去了，那是她的丈夫、兒子、女婿和孫子。而今她身邊只剩了一個兒媳和女兒。我見到她們的時候，她們眼睛裡沒有半點神采。不過倒是沒有在媒體和巡視的官員面前流過眼淚了，因為有人告訴她們生者要堅強。
我捧著那張相片，仔細端詳著那些逝者臉上的笑容，眼淚不知怎麼的就掉了下來。然後淚水就像是決堤的洪水一般洶湧而出。那位老人和她女兒聞聲過來，我就抱著她們放聲大哭了起來。我從來沒有哭的那麼悲傷過，就連國悼日那天我都沒有哭。可是唯獨那天卻哭得昏天暗地。最後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因為自己還是因為她們而哭了。
我覺得心裡痛得厲害，難過的好像要窒息了。人們總是那麼想當然地告訴她們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可是事實上，她們不會好起來了。她們失去了自己的父兄、丈夫、兒子、勞動力和精神支柱，這個家庭已經分崩離析了，怎麼可能還會好起來呢？對於那個已經古稀之年的老人來說，恐怕在她離開這個世界之前都不會覺得自己的生活還會好起來了。想到這裡，我愈發地哀傷。老人和她的女兒也在一旁啜泣了起來。
那之後的第二天，我就被當地的政府和公益組織勸走了，他們說我目前的狀態已經不適合再做志願者了。我自己也這樣覺得。
我想我大概需要一個假期了，我想去一個四季都看得到陽光的地方生活一段時間。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希望下次見面的時候我臉上已經露出了笑容。
希望我們永遠都不要再失去。夏安。”
最近我和楊康好像走近了一些。我漸漸地發現，其實在不涉及他的私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倒也沒有那麼令人討厭。特別是當他慷慨地帶我來公司新節目策劃會這樣的場合的時候。
這是公司為某家電視臺製作的一檔奧運節目，策劃會已經開了一個多月，就連名字都改了四五次，奈何那位臺長卻依然不是很滿意
。
“你知道，如果是在國外的話，根本就不用這麼麻煩。”我正專心致志地聽那幾位導演和製作人討論著節目形態和內容，楊康突然在我耳邊說了一句。
“為什麼？”我問道。
“如果在國外，直接讓一個大波女主持搭配一個救場的男評論員就行了，這基本是體育節目的通用形式。”他轉了下手中的筆說，“可惜在國內你只能找到一堆面癱平胸的女主持和一開口就冷場的評論員。更別說還有一個廣電總局擋在電視臺和觀眾之間時刻準備消音和打碼。”
“拜託，你怎麼說也是個CEO，就不能講點稍微崇高一點的理想主義的東西？”我白了他一眼說。
“談論電視理想那是你們這些電視系的學生才會做的事。”他笑笑說，“我是個商人，我在意的只是怎麼把節目賣出去，並且賣一個更好的價格。”
“即便這樣，也不能只靠大波女主持來拉動收視率啊，現在可是個內容為王的時代。”
他微笑著看了我一眼，起身從會議廳的後門走了出去。不一會兒，一個事業線波濤洶湧的模特便走了進來。我正疑惑著，那模特就端著咖啡壺過來了，在場的男製作人和導演不約而同地從他們面前的那堆材料裡抬起頭來。話題仍在繼續，然他們的視線卻飄忽不定地隨著那個模特的胸線一直遊移，直到目送她婀娜地走出了會議廳。
我於是也把手裡的材料扔在桌上走了出去。
“相信了？”楊康倚在門口笑道。
“那是因為你故意派干擾源去打擾別人工作，那種情況下任誰都會抬頭看的吧。”我狡辯說。
“他們可不只是抬頭看了。男人本來就是一群用下半身思考的生物，其實你也是這麼想的吧？”
“不要用你的價值觀來衡量其他人好不好，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我突然打住了。剛才我想到了宋陵，那時他的確對我那些自作聰明的小動作無動於衷，可我並不想因為要說服楊康就把這件事說出來。那讓我覺得有些難堪。
“你根本就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他說。
我沒再說什麼。其實我也發現我和他好像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很難達成共識。他說我只是單純地喜歡跟他唱反調。我說，說不定那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你看就連我們的生日都是相反的。所以我們才會在每一件事上都那麼格格不入。
我喜歡貓，他喜歡狗；我喜歡阿森納，他喜歡曼聯；我喜歡費德勒，他喜歡納達爾；我喜歡秋天，他喜歡夏天；我喝豆漿喜歡放糖，他喜歡放鹽；我喜歡蒼井優，他喜歡蒼井空。我喜歡特呂弗，他喜歡戈達爾——這一點我倒是完全沒有料到。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像他那種人絕不會對女人以外的事感興趣，也絕不會花兩個小時的時間看一部半個世紀以前的電影。所以當他在那間咖啡館裡認出了《筋疲力盡》的海報時，我一時有些驚詫。
那是一間位於錢糧衚衕的咖啡館，很舊的老房子，青石地板，榆木桌子，院子裡種了一片翠綠葉子的梔子花，牆壁上貼滿了各種老電影的海報。我平時都是跟夏安和唐文心來這裡的，只有那一次是跟楊康。
那天他盯著牆上的海報看了一會兒，忽然指著那張《筋疲力盡》的海報像是自言自語地說：“我覺得這是戈達爾最好的一部電影，當然《法外之徒》和《隨心所欲》也不錯
。”[1]
我愣了一下，隨口說道：“我倒是比較喜歡特呂弗。”
這次他倒是吃驚了起來：“你看過特呂弗的電影？”
我說：“是啊。大學時認識了一個文藝青年，跟著她看了不少的電影。”
“你是說夏安吧？”他笑說。他最近也開始問起了我的家人和朋友的事。
我點了點頭：“大三時因為沒什麼課兩個人每天都窩在宿舍裡看電影。什麼樣的電影都看，美國的，歐洲的，南亞的，日本的，大陸的。有一次我們還看過一部塞內加爾的電影，好像叫做《土狼》吧。”
“那部我倒是沒看過。”他說，頓了一下又有些不懷好意地問道，“那…你們有沒有一起看過那種電影？”
我知道他指的是哪種電影，便說：“一起看過一兩次吧。不過興趣不是很大，夏安覺得畫面太單調了，攝影也乏善可陳。”
他終於笑出聲來：“你們兩個還真是有趣。”
後來，我們又交流了一會兒彼此看過的幾部電影，服務生就把午餐端了上來，叮叮噹噹地在那張老木頭桌子上擺了許久。等他終於離開的時候，我發現已經不知道該怎麼繼續剛才的談話了，於是話題戛然而止。他也在餐桌對面沉默著。有那麼一會兒，我們只是安靜地喝著自己盤子裡的湯，氣氛莫名地尷尬了起來。
這場合讓我突然想起了一個詞，然還未等我說出口，他就已經在我之前說了出來：“Uncomfortable Silence （尷尬的沉默）。”
“你也看過《低俗小說》？”我驚訝於這個事實。當然，我更震驚於剛才這詭異的默契。
“我是昆汀迷，他的電影我全都看過。我倒是很詫異女孩子會喜歡他。”他放下湯匙笑了笑說。
“也說不上喜歡，就看過《落水狗》和《低俗小說》。”[2]
“更喜歡哪一部？”
“我覺得《落水狗》要更好一些，因為沒有太多技術的矯飾，演員的表演張力被最大程度地釋放了出來。不過坦白說我比較喜歡《低俗小說》。”
“我跟你的看法完全一樣。”他微笑道。
“這還真是個奇蹟。我們竟然能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一致。”我也笑了起來。
“那…要不要再去看一遍？”過了一會兒，他提議道。
“現在不會有影院放映這部電影了吧？”
“我倒是知道有個地方可以看。”
我沒有想到他帶我去的是他那五星級的家。
我隨他從那座私人電梯走出來，眼前映入一個明亮寬闊的客廳，風格同他的辦公室十分相似，簡潔明快，沒有任何多餘的矯飾。廳左有一個壁爐，旁邊放著一架白色鋼琴，對面則是一座螺旋狀的玻璃樓梯，樓梯右邊是一組簡約的橡木傢俱，靠窗的那一側放了一臺復古的留聲機。廳右是一整面的玻璃長窗，窗前有一個白色的吧檯，吧檯左側立了一個漆木菱格的酒架，上面擺滿了不同種類的葡萄酒和威士忌
。
他說當初花了很大力氣才終於搶到了這套頂層的寓所，晚上坐在吧檯這邊，可以俯瞰整個CBD紙醉金迷的夜景。我突然想起他告訴我的那個關於他父親辦公室的軼聞，不知道他買下這裡會不會也是因了同樣的緣由。
“走吧，看電影去。”正想著，他又對我說道，手裡拿了一瓶香檳酒和兩個高腳杯。我於是也起身隨他走上那座玻璃樓梯。
這個房間位於二樓走廊的盡頭，拉了遮光的窗簾，光線十分昏暗。他開了燈之後，我才訝然發現，西側的牆壁上居然有一面兩米見寬的幕布，另一側則是一個高高的紅木架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塞滿了整整六排的電影光碟，每一排的架子上都貼了幾個便利貼，貼上仔細地標示著電影的製片國家和上映的年份。
“真沒想到你竟然還有這麼文藝的一面。”我不無驚歎地說，一邊從美國那一欄下面拿下了一本光碟：《發條橙》，好像是庫布里克的吧。
“被老頭子逼著去讀MBA的時候，順便輔修了電影學位。”他輕描淡寫地說，“不過我沒有告訴他。他一直覺得這都是些玩物喪志的東西。”
我沒有再說什麼，只把手裡的光碟放回了原處。
“啊，找到了。”他從架子裡抽出那張《低俗小說》的光碟，走到銀幕下面放進了影碟機裡。
我走到對面的沙發坐下。
他拿著遙控器去門口那邊關了燈，光線一下子又暗了下去。他在我身邊坐下。當《美國傳統詞典》裡關於pulp的釋義躍然出現在眼前的黑幕上時，他遞給了我一杯香檳酒，我接過來，他指尖微涼的溫度也從我的手心傳遞了過來。
他是個很好的觀影者，從不在看電影的時候亂髮評論或者發出不合時宜的聲響。他一直安靜地倚在沙發上喝著香檳酒，眼睛從未離開過對面的熒幕。或明或暗的光線灑下來，描摹出他俊朗英挺的側臉輪廓。我忽然有些走神，不過興許是因為曾經看過這部電影的緣故。
直到烏瑪.瑟曼咬著一顆紅櫻桃跟坐在桌對面的約翰.特拉沃爾塔說出那句“Uncomfortable Silence”的時候，他才終於回過頭來看了我一眼。我對他笑笑，認真地看起了電影。
兩個半小時之後，電影結束。我靠在沙發上同他七七八八地聊了幾句配樂和臺詞，腦袋有點暈暈的。剛才好像喝了太多的香檳酒。
片尾的音樂還在繼續著，他一手撐在沙發靠背上默然不語地看著我，熒幕上淡淡的光映照在他的眼睛裡，有種曖昧不清的迷離。
我心裡莫名地有些彆扭，剛要起身，他就微微探身壓了過來。我下意識地想要閃躲，沙發旁邊的立式檯燈卻忽然亮了起來。我扭頭看去，這才發現他剛才只是去開燈而已。再回頭看時，他臉上果然是往日裡那種戲謔的笑容：
“你剛剛以為我要做什麼？”
我有些惱地看了他一眼就站起身來往門外走去。
“小曼，我真的只當你是朋友而已。”他在我身後說。
我轉過身去，他眼中平靜而坦然。
“你放心，我是不會越過那條線的。”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