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長江北岸王贊緒二十九集團軍(二)
第二天，康澤帶王纘緒去見了委員長。王贊緒果然得到真除，取消了主席前面的“代”字，作了真正的四川省主席。在委員長官邸裡，王贊緒受寵若驚的臉上泛著紅光，惟惟諾諾，畢躬畢敬地聽完委員長的訓示，信誓旦旦地保證儘快由副總司令許紹宗將二十九集團軍調往前線。這時，大家也就明白，原來委員長玩的是以“省主席”換“集團軍”的把戲。不過，王贊緒既已得到真除，其它的也就不在乎了。
在王贊緒還沒有得到真除之前，其地位不感穩固，同省內的實力派人物還保持著一種同舟共濟的恣態。每天都和這些人一起聚會商量各種應對措施。眾人也感到王贊緒總比張群好，對他雖不滿意，但還暫能接受。當委員長來電召時，王也假意徵求大家意見，鄧錫侯、劉文輝和潘文華還聯名向委員長保薦王的真除。
但是，王贊緒也沒能在省主席的位子坐上多久。他當了省一把手後，委員長立即宣佈改組四川省政府，王贊緒也立刻同原來的川系勢力劃清界線，一邊倒在委員長一邊。原先佔據要津的人員，包括鄧漢祥在內，通通地被他炒了魷魚。連潘文華的一些親信也都被請走。原來劉湘經過“七訓”培養出來的人員基本被撤換一新。對於四川復興社和康澤推薦的黃埔生等人員，一概照用。甚至連不久前王、鄧、潘和劉文輝等同龍雲結盟對抗蔣介石的事也被他合盤托出，躬手密報了委員長。沒想到他的這封密電又被潘文華的電臺破獲，被大白於天下。王贊緒這種一邊倒和毫不留情面的作法惹得四川省內勢力怨氣沖天，成了眾矢之的。他見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找來張瀾求教。
張瀾對他說：“為政之要，在於愛民簡政，節省開支，嚴懲貪汙。多一官員，多一貪汙，苦了百姓。現農村遍處罵道：‘從正（政）不如從良（糧），從良不如當娼（倉管員），當娼不入下鄉（鄉長），聽了叫人啼笑皆非。你在承亂之後更好求治，抓住機會，把川政搞好，讓老百姓鬆口氣。”
於是王贊緒釋出新政，減免稅賦、懲治貪腐。也一度得到人民好評。但他積怨太深，這兩件“政績工程”遠不能扭轉局面。首先是鄧漢祥和一幫人同他較真，然後是潘文華與他誓不兩立，後來又鼓動起留在省內的七名師長聯名鬧事，把軍隊帶到成都附近示威，通電反王。就是在前線作戰的二十九集團軍官兵也因他久不到職而不滿。這時，隔岸觀火的委員長看見火候已到，或者本身就有委員長的人在暗中操弄，於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把王召到重慶，笑嘻嘻地對他說：“嘿嘿，志易兄，你還是到前方去把你的部隊整頓一下。我先在四川代理一段時間的省主席，這個，這個，你再回來。”王贊緒內外交困，萬般無奈，委員長要親自戴這個頭銜，哪裡還敢有半個“不”字？只得卸下省主席的帽子，到前線去了。恰是這樣，反倒造就了他一生中最為可圈可點經歷，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寫出了輝煌的篇章。而四川省也出現了以委員長為省主席的怪現象。委員長“代”了沒多久，省主席的位子轉了一個圈，依然按先前的預案交給了時任重慶行營主任的張群。這是後話了。
王贊緒作了省主席和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後，把自己的嫡系四十四軍和原劉湘的七十六軍組合起來，報準由七十六軍軍長許紹宗為集團軍副總司令，率領集團軍沿長江水路奔赴戰場。
這時，在二十九集團軍的新兵隊伍裡又出現了一樁讓國人莫不振奮激動送子從軍的新聞故事。
這時，在二十九集團軍的新兵隊伍裡又出現了一樁讓國人莫不振奮激動送子從軍的新聞故事。
在四川盆地的西北方向，在連綿不斷的崇山峻嶺中，在著名的龍門山脈同岷山山脈的過渡地帶，有一個小縣叫北川縣。當初，這個北川縣城的所在地叫曲山鎮。一條涪江的支流從這裡透過，在群山中開拓出一片像狹縫一樣的天地來，曲山鎮便位於這片狹縫中流水彎轉而稍寬一點的地方。
（這個山區小縣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本沒有什麼輝煌，就是在國人中也沒有多少人知道它。卻不料在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後，它成了全國、乃至全世界關注的中心，連國家主席胡錦濤也親臨此地。因為，一場罕見的毀滅性地震幾乎完全摧毀了它，縣城所在地曲山鎮大部分居民在地震中遇難。）
這裡山巒迭障、山高水險，遠離平原、平壩和丘陵淺山區，是地地道道的山區，是羌、藏、漢雜居的地方，其間還有很多據說是和大禹出生有關的古蹟，如禹母池、禹穴、禹床等。古說“禹生石紐”，或說“石泉之山曰紐，大禹生焉”，石紐山就位於曲山鎮二十二公里的地方。專家考證說，大禹在這裡度過少年時期後，從這裡出發，走向華夏大地，治水造福於我國萬代子民。
為了進一步尋訪這個激動人心的送子從軍故事，筆者單車輕騎，以摩托車代步，沿著一條彎彎拐拐的兩車道縣級公路通向目的地，最終透過縣文史委、縣誌辦，找到了相關人王建堂的親屬，縣農業局辦公室主任王烈軍。
這條縣級公路從丘陵進入深山，兩側高山深谷，古樹懸崖、不時雨後飛瀑天降，不時又是雲遮霧障。上世紀六十年代為防原子大戰選擇了這片地方，建立起極為保密的三線工程，現在這些工程雖轉民用，卻依然在山間若隱若現。
看到這樣的沿途景象，筆者感慨萬千。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九三七年的戰場雖然打得硝煙瀰漫，日本人進展神速，可是離這裡還遠得很！當初這裡沒有公路，只一條肩挑背扛的小路和外界相連。不用說當時的戰線還遠在華北、華東一帶廝殺，就算日本人真有天大的本事，打到四川來了，佔領了成都，日本人也沒有辦法沿著這條腕延崎嶇的山路把戰火燃燒到這背靠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嶺裡來。
可是，這個送子從軍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個遠離戰火、相對來說還是安寧、祥和、而又與世隔絕的地方。
“七七”事變爆發，戰爭打起來了，日本人欺人太甚。曲山鎮沸騰起來，愛國熱情空前高漲，救亡運動，抗日歌曲此起彼伏。就是鎮上的小學生上課前，每天也必須喊著自已的名字，集體列隊晨呼：
“某某某，你忘記了日本鬼子佔領了我國東三省嗎？”
“某某某，你忘記了日本鬼子佔領了我國華北嗎？”
“某某某，你忘記了日本鬼子在屠殺我國同胞嗎？”
“不敢忘，不敢忘。”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偏遠山區的黃泥巴腳杆可能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但現在卻充分感受到自己是四萬萬五千萬顆跳動著的心中不可或缺的一員，全民族一起同呼吸，共命運。
這鎮上有一王姓人家，先還較為殷實，後即敗落。其子王建堂，先在鎮上讀私塾，後外出上中學。在抗戰開始時二十五歲，在鎮上教小學或在民眾教育館作事。
如火如荼的戰局和節節敗退的戰線燃燒著鎮上一幫年青人的心。王建堂按捺不住投筆從戎以身許國的決心，在鎮裡鎮外往返奔波，串連組合起百十個具有同樣熱情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大家一致請纓殺敵，意志堅決，無可動搖。百十個人一致推舉王建堂為首，取名“川西北青年請纓殺敵隊”，向安縣（當時曲山鎮歸安縣管轄）縣長成雲章提出請纓殺敵。縣長大喜過望，立即將此事上報，又將這百多名熱血青年接來安縣，駐在大安遊藝場（即現在的安縣劇場），並將他們自取的隊名改為“安縣特徵義勇隊”，納入縣府的“特徵”任務中。
當時的四川，這類請纓殺敵，慷慨從戎的事例極多，王建堂的事照例也算不得突出，用不著大書特書。不過，事情到此還沒有完，令人感動的事情還發生在後面。
就在“義勇隊”在安縣快要出發時，王建堂的父親王者誠從曲山鎮寄來一分包裹，請郵局轉交就要出征的兒子。這分包裹首先到了縣長成雲章的手裡，他開啟一看，不禁為包裹裡的內容感動得熱血沸騰、熱淚盈眶。包裹裡是一塊大白布做成的旗幟，旗的正中寫著一個斗大而蒼勁有力的“死”字。
“死”字的左右兩側寫著這樣的幾行小字：
右邊，“我不願你在我近前盡孝；只願你在民族上盡忠。”
左邊，“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永往直前，勿忘本分。”
好一曲燕趙悲歌，壯士斷臂！
現在，這面大旗早已喪失，在北川縣文化館內僅存有一面根據推測而作成的複製品。眼下，我們很難想像得出數十年前這位白髮老父是在怎樣壯懷激烈的豪氣下書寫了這面“死”字大旗，也很難想像得出老父那隻飽經滄桑的手在握住鬥筆時是怎樣的抖動和一揮而就或是濃墨重筆！但是可以肯定地說，老父在寫出“死”字和“死時裹屍”的句子時，老父的胸懷是何等的氣度、何等的慘痛又是何等的悲壯！總之，“死”字大旗作成了，父親將兒子送上戰場。
我們災難深重的祖國，正是有了這樣千千萬萬的忠於祖國的兒子和這樣深具民族大義的父老，中華民族才在劣勢的環境中嗜血苦戰，堅持了八年的抗戰，直到勝利。可以當之無愧地說，這就是民族的脊樑！
縣長成雲章在縣裡舉行的歡送大會上舉起這面“死”字大旗，反覆宣揚，擲重地交到王建堂手中。王建堂在雷動的掌聲中接過大旗，雄糾糾地步入軍旅。
這送“死”旗的訊息被記者採訪到了。第二年，大約是一九三八年二月，義勇隊在快到重慶時，成都的《新新新聞》登出了這則訊息，成為震動全川、全國而又激勵著更多人走上戰場的大新聞。
上了前線的王建堂接到父親的一封信。父親在信中無比欣慰地告訴兒子，四川軍管區給家裡送來一道光榮匾。匾上題字“父義子忠”，上款：義民王者誠送子出征光榮，下款：四川省軍管區司令贈。
王建堂從軍後，被編入二十九集團軍四十四軍，前線作戰七年，參加大小戰役數十次，作戰英勇，擔任過副官、參謀和副營長，受過三次傷，實踐了“傷時拭血”的誓言。
至於王建堂後半生的生活，說起來令人心酸。如同他在已是垂暮老者時的一封呈《有關負責同志均鑑》信函中說：
一九四九年解放軍尚未到成都時，我隨本軍（四四軍
）在成都起義，任成都城防，臨時番號叫“治總”。解放
軍入城後，本軍奉命在犀浦整頓。我於五零年自動請求返
家生產，意在娶妻成家。
回家後一直受到歧視。由於是起義人員，未戴帽子，
但列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每個運動便被批鬥，無權獲得
工作，只是在批鬥之餘打零工、做苦工，打雜工乃至包埋
死人以餬口，娶妻成家頓成泡影。
這樣的生活直至粉碎四人幫後。於一九八○年九月始
被列為社會救濟的孤老，每月給生活費十五元。一九八一
年我被選為北川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委員，因此
由政協出面向民政局提出，又承增加了五元，共二十元。
到去年民政救濟稍有調整，又給我加了三元。那麼，
我現年每月生活費只有二十三元。
目前，百物飛漲，二十三元實不能維持我一個孤老的
生命。
縣有等級，民政救濟亦有規定，須（雖）本縣政協及
文史委員會，時時看顧，亦不過口頭慰藉、嘆息而已，他
們一再表示無能為力。故我一再考慮，不顧羞愧，寫成此信，唐突上呈貴部，希有關同志，根據黨的政策，多方考慮、
瞭解，給我一個能維持孤老一人的最低生活的出路，則泣
感無陳。呈此籍叩
可惜的是，王建堂還沒有等到這封信的回答，即在悲苦中辭世。或許再等上一些日子，熬到了改革開放的日子,便不至如此淒涼了。
王建堂無嗣，從軍前有過一次婚姻，因為從軍也就喪失了。這封信和一些有關他的資料都是王建堂的侄子王烈軍提供的。王建堂晚年生活十分悽苦，因為是殘渣餘孽，世人多避之不及，王烈軍成了唯一能向他提供援助的人，而且這種援助還只能在暗中。筆者在北川縣同王烈軍建立起友誼，王烈軍又透過他的在綿陽工作的弟弟收集到有關王建堂的一些資料，使王建堂在從軍後的形象有了一個較完整的鏈條。
令筆者深感悲痛的是，就在地震發生前幾天，王烈軍還給筆者打來電話，關心我這部書完成沒有。我告訴他，第一稿已完成。他表示祝賀，希望儘早讀到。
地震發生了，通訊和交通中斷。筆者四處打聽王烈軍的情況，最後得到令人驚愕的訊息：王烈軍除了一個女兒在安縣讀書外，全家罹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