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的川軍-----第80章 長江北岸王贊緒二十九集團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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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長江北岸王贊緒二十九集團軍(一)

第207章 範紹增八十八軍收復麗水溫州二

六月下旬,日軍第六師團和臺灣軍的佐藤旅團攻佔安慶和潛山後,因酷熱、暴雨和後勤滯後也搞得疲憊不堪,開始按兵不動,進行整頓。此時,日軍的主攻方向轉由沿長江而溯江上行的溯江艦隊和波田支隊在長江南岸進行。至七月下旬,日軍以主力在長江南岸和溯江而上展開攻勢的同時,長江北岸的日軍整理完成,也開始向西繞過大別山南麓,攻擊我鄂東南黃梅、廣濟、宿松及田家鎮等地。這樣,在長江北岸和大別山以南的湖北、安徽兩省地界內同我軍發生了一場你來我往的大激戰。

這時,我川軍第二十九集團軍在這裡首次投入戰鬥。

二十九集團軍是在本年三月新組建的部隊,總司令為王贊緒,副總司令許紹宗,下轄四十四軍和六十七軍兩支川軍部隊。

說起二十九集團軍的組建,時間還得向前推到本年初。

一月二十日,劉湘在漢口的萬國醫院去世。就在第二天,委員長抓緊時間,雷厲風行地宣佈撤消第七戰區,使已經出川參加抗戰的部隊成為散兵,完全失去了集中作戰、統一指揮的希望。緊接著,委員長又在元月二十三日宣佈張群為四川省主席,準備以張群來坐鎮四川,鞏固這塊後方根據地,完全瓦解劉湘在川勢力的基礎。

為了安撫川省內軍政兩方實力人員,委員長分別發來兩電。其中給鄧漢祥的來電說:“嶽軍主席於中央緒務結束就緒即可來川,未到以前,省府事務請兄照舊負責,代為處理,俾省政府得賡續進行。關於地方治安,並希協同方舟兄(即王陵基)切實維持,並應防止人心浮動。對於造謠生事、挑撥是非者,應嚴加取締為要。”

大家都清楚,委員長這是重話輕說,暗帶一股殺氣。

儘管如此,這項任命一發布,本來就因劉湘之死而人怨沸騰的四川立刻又掀起一場反張的喧然大波。張群一向熟知四川各派人事過節和根底,一旦來川穩住陣腳,就相當於蔣中央完全接管四川全省的大權,全省的權力佈局將完全重新翻盤。一向同蔣中央對壘的力量自然遭受到致命的打擊,就是一些有心親蔣的力量也因不明究裡而忐忑不安。由於不知張群究竟手中握了一把什麼樣的上方寶劍,因而各種力量成了統一戰線,一致抵制。一些年輕一些的軍人甚至說,如果張群硬要來川,不惜以手榴彈迎接,以命相拼。

面對這樣的形勢,委員長故作驚詫:“張群不是你們四川人麼?”

張群的確是四川人,而且是四川成都市人。可當時卻並不受四川的民情所歡迎,儘管在幾經周折之後,終於在一九四一年還是作了四川省主席。

張群字嶽軍,四川成都市人,老家住成都白家塘街一號,一八八七年生。辛亥革命之際,張群奔走革命,自己改字“嶽軍”,寓“岳家軍”之意。

張群與蔣介石是保定軍校和日本士官學校同學,且過從甚密。其後蔣走紅,張即終身追隨,出謀劃策,縱橫捭闔,又極會處事和附勢,也不拉幫結派令人猜忌。即使是他被稱為大老闆的“政學系”,也只能算是一個政治沙龍,無組織、派別之嫌,故其頗得蔣的信任。先後作過湖北省主席、重慶市長、外交部長等,當初張學良東北易幟掛上國民黨青天白日的旗幟,就有張群前往東北遊學的功勞。張群曾經自嘲曰:“張群是何人?蔣介石走狗也。”即可見其一斑。

見省內反應如此強烈,張群也覺無趣。委員長也深諳“欲速則不達”的道理,操之過急未免適得其反。四川境內還有幾個軍的力量和幾十個保安團,也不可小覷。反正劉湘本人這塊大石頭已經搬掉,餘下的事不怕它尾大不掉。於是也就順水推舟,讓張群作了掌管川、滇、康、黔四省的重慶行營主任,把赴川的事暫時擱下了。

但四川總得要有一個省主席。掂來掂去,鄧錫侯已是內定的綏靖主任;唐式遵和孫震都在外帶兵作戰;潘文華是劉湘的死硬分子;王陵基在反對張群時態度最為張狂;鄧漢祥是文人,而且在四川的資歷淺,關鍵的是不買蔣某人的賬。這些都不能考慮作四川省主席。惟有王贊緒,資歷也夠了,手中還有一個軍,也有實力。在川康整軍會議前就表態倒劉附蔣,雖然會上因“七七”事變沒有把戲唱完,王贊緒的真正面目還沒有完全亮相,但總比一點都不摸虛實的人可靠。於是,透過國民政府行政院決議省主席給了王贊緒,不過前邊加了一個“代”字,算是考察,以觀後效。

當時川省內覬覦省主席位子的人頗多。委員長要重慶行營主任賀國光提名人選,賀國光提出的名單上只有一個名字:王贊緒。左右不解,提出疑問,賀說:“就是因為王治易不負眾望,他才樹立不起黨羽,好隨時把他取下來。再則,他行事章法太亂,搞僨了事犯眾怒,眾人把他哄下臺,他也怪不著我們。”

王贊緒作了“代省主席”,因為有一個“代”字,總不那麼自在。一心要去掉這個“代”字才覺穩當和放心。恰好,這時這裡又有一些人促成了此事。不過,這裡邊卻有一個令人忍俊不禁的大笑話。

要說出這個大笑話,還得有一個插曲。時間得上溯到一九三二年左右。

那時,蔣介石明顯地感覺到,經過大革命後的國民黨已經變得日漸腐敗、紀律渙散、派系林立、指揮起來不能得心應手,面對內外交困的形勢已難以應對。因此,找來一些黃埔學生座談,反覆商量,如何扭轉這種頹勢。會上,蔣介石面呈愁容,憂心忡忡,嘆息道:“我的一些好學生都死了,你們又都不中用,看著我們失敗。”學生們看見校長如此作態,一些人慷慨激昂、一些人淚流滿面,幾經討論,決定在國民黨內成立一個以黃埔生為基礎的核心組織,專門在黨內從事宣傳、鼓動、監督和政治思想等工作。怎麼給這個組織起名呢?那時歐洲正有一個妖魔在膨脹,這就是墨梭里尼和希特勒主張的法西斯主義。比照這個新成立的組織和歐洲的法西斯,其宗旨和形式都有很多可比之處,於是有的人就主張用“三民主義法西斯”的名稱。而另有一些人覺得“法西斯”這個詞太刺眼,不大適合中國的國情,提出了另一個名稱:“中華三民主義復興”。

蔣介石也覺得“復興中華”這個名詞好,於是最終定名為“中華復興社”,簡稱“復興社”,社長為蔣介石兼任,以示來頭和慎重,最先的十三名骨幹則被人稱為復興社“十三太保”。總社下轄四個處:組織、宣傳、訓練、特務。特務處後來演變為以戴笠為局長的“軍統”,最終成為讓國人談虎色變祕密特務組織。

“復興社”對內又稱“力行社”,又因以蘭色服裝為“社服”,故又稱“蘭衣社”。“復興社”一個主要的任務是監視帶兵官,因此規定不吸收軍人参加。在成立會上,社長蔣介石正在臺上講話時,一位黃埔一期的帶兵官冷欣聽說校長在成立這麼一個組織,自己跑了來,推門就進。正在臺上講話的蔣介石看見冷欣不請自到,立刻變了臉,怒氣衝衝地從臺上跑下來,一把抓住冷欣就往門外推,一邊推一邊嘴裡還不斷地叫:“出去!出去!這裡沒有你的事。”正巧冷欣個子矮,抓起來順手。不過,社裡還是有少數幾個帶兵官,如胡宗南。

現在再回到一九三八年。

復興社是全國性的組織,四川的總負責人是任酉陽專員的史良,這個史良是四川富順人、黃埔三期生,不是作民盟中央主席、反對蔣介石獨裁的那個律師“七君子”史良。即此史良不是彼史良也。

史良同成都社群的幾位復興社成員常常在一起研究四川的形勢、分析動態,頻頻關注著省內各實力人物。已經被任命為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的王贊緒也是納入他們視野的一位重要人物。不過,四川復興社是一個二級組織,其地位在復興社內並不怎麼重要。因此社裡的幾位重要成員都躍躍欲試,一心爆出一個冷門,讓總社和社長另眼相看。大家一致認為現在王贊緒當了代主席,掌了全省大權,如果把王拉進復興社,豈不是為復興社立了一個大功?於是他們提出,王要想當省主席,必須加入復興社。把遊說王贊緒入社當作社內的中心工作。

他們設計了一套方案,先透過關係,轉彎抹角接近王贊緒的祕書唐毅,先把唐毅拉進來,再由唐毅遊說王贊緒。

這唐毅也非等閒之輩。四川武勝縣人,早年即與楊森、劉湘等系統的二層人物淵源甚篤。此人點子多,腦子,筆鋒流暢,為王贊緒出謀劃策、代擬各種要害文牘,頗得賞識。後來還作過陪都的警察局長,警察總署副署長,委員長侍從室少將武官以及國大代表等職。

遊說的事情進行得相當順利,唐毅果然成了復興社成員。唐毅同王贊緒關係極好,又得其信任,自然已是手握勝卷。此時,王贊緒一心想得到委員長的真除,去掉頭上的“代”字,把參加由委員長任社長的復興社作為直通中樞的捷徑。正在處心積慮踏破鐵鞋無覓處時,突然復興社找上門來,得來全不費工失,真是滿心歡喜,一拍即合。

六月的一天,一個神神密密的晚上,唐毅同組織幹事將王贊緒帶到成都市將軍衙門後面的一個小會議室舉行入社手續。這裡是中央各軍校的畢業生調查處。在會議室裡,王贊緒在組織幹事的指導下親自填了入社申請表,史良自稱代表社長作監督。王贊緒在司儀的口令下,先向委員長的正面標準像三鞠躬,然後朗朗上口,跟讀誓詞:“餘以至誠,絕對服從總裁,實行三民主義,嚴守組織祕密,遵守組織紀律,如稍有違犯,願受最嚴厲制裁。”宣誓完畢,史良又代表社長訓話。一小時候後,手續結束,大家盡歡而散。王贊緒心中喜悅,躊躕滿志,自以為已經成了天子肱股重臣。

其實,事情還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原來在兩週前,事情已見眉目,史良興沖沖地將吸收王贊緒入社的事電告總社總書記康澤。沒想到竟如迎頭淋了一盆冷水,康澤不僅不同意,還指責成都社群無事生非、處理不當!因為這個時候,委員長已決定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撤消復興社,而且已通知將復興社的檔案移交青年團接管。一個即將撤消的組織如何能吸收新的成員?更何況復興社早有規定,凡吸收重要人員和上層將領入社,必須由委員長親自批准。成都社群這一自行其事的舉動,不僅沒有得到委員長的批准,就是在康澤那裡都通不過。就在王贊緒宣誓前的一些日子,康澤還多次來電反對吸收他入社。不過,史良的話已出口,成都社群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堅持自行其是地為王贊緒辦了入社手續。王贊緒成了“假社員”,鬧了一個大笑話。當然,這一切都把王贊緒和唐毅矇在鼓裡。

這樣,成都社群一下子成了騎虎難下之勢,左右為難。連入社的事都批不準,更不用說當初一口擔保為王贊緒活動真除、去掉“代”字的豪言壯語。史良他們這個二級組織,又根本沒有資格直接向社長進言,凡事都必須透過康澤才能轉達一些意見。一夥人急急忙忙,商量來商量去,只好推史良飛漢口進行活動,並向康澤疏通,多作解釋,首先得爭取康澤改口。

沒想到史良見到康澤,不但沒有疏通好,反遭一頓臭罵。康澤怒氣沖天,對史良大加責難,說簡直是胡作非為,應受紀律處分。弄得史良進退惟谷,無可奈何。如果就這樣悻悻回去,又如何能向社群和王贊緒交得了賬?正在一籌莫展之際,突然靈機一動,想起了國民黨元老邵力子。邵力子德高望重,素為委員長所敬重,大凡有重要的事情,常向這位元老討教。目前正值抗戰之關鍵時期,大後方的事自然關係重大,不妨去向邵力子討教,請求他為這件事說項。

帶著試一試的心情,史良找到了邵力子。他把四川的情況和王贊緒入社的事情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說了一番。又加油添醋地強調王贊緒忠實可靠,忠於黨國,保證無問題。邵力子仔細聽完,果然心動,當即當著史良的面向蔣介石打電話。完了又叫史良在家等候,自己又親自坐上汽車專程到官邸去見蔣介石。不到一個小時,興沖沖地跑回來,帶著史良又再次見蔣。史良又把剛才的話再次陳明一番,強調王贊緒如何積極入社,如何保證忠於領袖、忠實可靠。沒想到真是閻王易求,小鬼難纏。委員長聽完史良的一番說辭之後,乾乾脆脆地說:“好的,可以。只要你們有把握,就照這樣決定。”並立即叫來侍從室主任俞濟時,囑咐立即電召王贊緒來漢口。演完這一幕,史良才算心裡有了底,重重地出了一口長氣。

當天晚上,王贊緒得到召電,聲色同俱欣喜若狂。第三天即飛來漢口,史良同康澤到機場迎接。王贊緒不知其中懊妙,還以為是復興社幫的忙,對康澤大表好感,親熱備至,康澤也就嘻嘻哈哈,樂得了一個順水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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