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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觀察者-----第255章 揮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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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5章 揮手之間

第255章 揮手之間

周先生這次來緬甸的確有擴大延安在國內國外影響力的意思,只不過期望並不是很大,畢竟現在的延安只是“地方勢力”還不能代表一個國家。

周先生早就感覺到杜文成對自己的的尊重程度似乎還要超過另外兩人,雖然說不清是為了什麼,但總歸是一件好事。在他想來杜文成很可能因為這個原因會到機場來迎接自己,但卻沒有想到會是緬甸掌握實權的三人一起來到了機場。

不僅如此,杜文成還特意安排了記者來宣傳他的到來,這就讓周先生自己都有些過意不去了,他能察覺到一種看不見的隆重氣氛在曼德勒上空醞釀。

杜文成到底在圖延安什麼?或者說延安有什麼能讓杜文成不惜一切地為延安造勢呢?周先生想不明白。

走出了停機坪,一群事先安排好的記者便圍了上來。

“周先生,我是緬甸民生報記者。周先生能否談一下來到緬甸的感受?”

“我在國內的時候就聽說過緬甸人民不僅趕走了英國殖民主義者,趕走了日本強盜,還領導了東南亞各國的民族獨立和解放,今天我能站到這塊土地上,感受緬甸人民的勤勞勇敢,領略緬甸人民的智慧,是我最大的榮幸。”

“周先生,我是獨立報記者,今天緬甸黨政軍三巨頭一起來到機場歡迎您,可以說您已經成為緬甸有史以來最尊貴的來賓,您能對此發表一下看法嗎?“

緬甸並沒有什麼政黨,因為杜文成討厭這玩意兒。從登敏開始緬甸政府就被西方看作是軍政府,登敏的重要功績就是領導緬甸人民軍奪取了全國政權,並且一上臺就是終身總統,這與西方的政體完全不同。

而杜文成的上臺更是把這一點發揮得淋漓盡致,算是徹底把軍政府這個稱謂固定下來。閻錫山和沈涵陽沒少為這件事對杜文成抱怨,可杜文成一直是充耳不聞,並且嗤之以鼻。

在他看來政黨這玩意兒還是沒有的好,一個政黨人家會說你獨·裁,政黨多了又會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扯皮,再則說為啥沒事找事地給自己弄出個政敵?緬甸不需要政黨,軍政府就挺好。

緬甸的政治氛圍相對來說較為輕鬆,只要你不搞政變,不有意攻擊政府,沒有人管你要做什麼或者說什麼。因此也就使得一些好事者,根據前後兩屆政府都花大力氣用來改善民生這一點上,戲稱把持緬甸政府的杜文成等人為民生黨。

緬甸民眾似乎也很喜歡這個稱呼,一來二去的一些主流報端也漸漸用民生黨來代稱緬甸政府。周先生來緬甸之前已經瞭解了這些事情,自然知道這位記者說的是什麼意思。

“我從很早就認識了杜文成總統和閻錫山元帥,今天能在這裡看到總統、元帥和尊敬的總理先生,我感到很高興……”

“周先生,您來緬甸……”

“周先生,對中國目前的……”

“周先生……”

……

“緬甸三巨頭齊聚機場,只為迎接延安訪客

。”

“延安周先生突現緬甸,杜文成機場親迎。”

“緬甸總統看好延安。”

對於外界如何解讀他的這一舉動,杜文成一向是不屑一顧的,反而對周先生來訪的目的抱有極大的興趣。在此之前,他曾和閻錫山等人分析過這個問題,閻錫山認為延安的這一舉動是針對國府最近對延安的打壓,而來尋求政治盟友的。

杜文成自己也猜不出到底是為了什麼,在他看來委員長一時還不敢公開和延安翻臉,雖然兩軍在東北摩擦不斷,在江浙,在山東山西也同樣如此,可從國內民意方面來講,重慶同樣有著巨大的壓力,委員長也不敢貿然和延安開戰,否則也不會邀請延安統帥去重慶“共商國是”了。

晚上的接風宴後,杜文成和周先生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會談,周先生首先介紹了國內目前的形勢以及延安方面的一些想法,隨後話題一轉,神情凝重地對杜文成說。

“我們預感到委員長一定會對延安動手,對此我們也有了一定的思想準備,因為情況緊急,我們需要知道你對國內現狀的看法。”

杜文成點點頭說:“你們有準備就好,打是一定會打的,不要寄希望於委員長,他不會允許延安的軍事存在,除非你們主動放棄現在的武裝力量。”

“這是不可能的。那麼,你認為他們會在什麼時候動手?”

“我想全面內戰會在明年爆發,現在只是序曲而已。”

周先生雙手環抱胸前,沉思著說:“戰爭一旦開始,英美蘇會是什麼態度,這對我們也十分重要。或者說如果我們請求蘇俄的幫助和支援,你會怎麼做?”

杜文成騰地站了起來,他很想發火但又努力忍住,對面的人可不是他可以隨意發火的物件。他仔細回想了一下共和國初期的史料和那時的國際形勢,也就理解了夾在米蘇冷戰之間的共和國當初的選擇。

在國民黨敗退到臺灣之後,米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還留在南京,這說明米國人在那個時候還是很希望和共和國搞好關係的。可是反過來看,一個強大的就在自己身邊的蘇俄和一個同樣強大但卻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米國,在這樣的對比下一個一窮二白的共和國根本就沒有選擇的餘地。

雖然說理性的政權不會被意識形態所綁架,國家利益才是至高無上的。可那時的國際形勢就是這樣:一方面是以蘇俄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另一方面就是以米英為首的西方集團。以延安統帥的性格他和選擇走中間路線嗎?答案是不可能的。

“你們如何選擇我沒有發言權,也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做任何表態。”杜文成的聲音很低,低到連他自己都聽不清楚。

雖然這個時空因為他的關係延安的力量有所增強,但想要抗衡重慶號稱的八百多萬軍隊還是有一定的難度,也就難怪延安想要尋求外界的支援了

。不過,歷史上的共和國不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建立起來的嗎?

周先生察覺了杜文成的牴觸情緒,也聽出了他的話外音,但仍然耐心地對他解釋了延安目前的難處。

杜文成記得歷史上米英蘇三國曾經在莫斯科舉行的三國外長會議上,對中國局勢問題發表過公報說:“必須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實現中國的團結與民主化,廣泛地吸收民主分子到國民政府的一切(各級)機構中,並且必須停止內爭。”

現在,英米對委員長一直在對日作戰問題上推三阻四頗為不滿,蘇俄還在外蒙問題,中蘇條約問題和國府進行談判,也不知道在這樣的情形下,三國是否還能像歷史記載的那樣繼續支援國民政府?杜文成自己也說不清楚。

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他還不曾忘記自己來到這個時空的使命。

“不管怎樣,我都不會改變我的態度,我堅信你們會贏得最後的勝利。需要我做什麼儘管說,我會盡力幫助你們。”杜文成最後表態說。

周先生笑了,他知道杜文成對蘇俄有很重的怨念,現在能夠這樣表態,也就很好地說明他對延安的看重。

和杜文成進行了一次長談後,第二天周先生在沈涵陽的陪同下赴緬甸各地參觀,杜文成又把目光投向了日本以及東南亞戰場。

中米英蘇四國聯合發表的波茨坦公告,打破了日本意圖求和的夢想,既然求和無望,那就唯有玉碎一途了。七月底,日本鈴木首相發表拒絕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宣告,表示會死戰到底。

8月12日,蘇軍佔領北朝鮮、薩哈林和千島群島,英米也在東南亞再次發起進攻。日本上下已經知道英米鐵了心也要滅了日本,而東南亞的物資供應更是成為支援他們打下去的唯一希望,丟失了東南亞無異於丟失了日本本土。

在這樣的認知下,日本人瘋了。

仗著杜文成提供的飛機的優勢,日軍玩命地和英米聯軍在東南亞展開了連番的大戰,為了爭奪制空權,雙方每天都會出動上千架飛機在空中進行戰鬥,其規模絕不亞於英倫大空戰。

英米始終無法奪取制空權,對z型魚雷攻擊機更是忌憚非常,而失去了空中和艦炮支援的海軍陸戰隊則要面對數倍於己的日軍瘋狂的進攻。

分佈在菲律賓的二十幾萬米軍首先支援不住了,不得不再次退出了呂宋島以及其他島嶼。

而在朝鮮戰場,日軍在收縮兵力以後在蘇俄的進攻下也漸漸站穩了腳跟,蘇俄的人海攻勢也不再具有威脅,戰局的發展開始對日軍有利起來。

日本大本營抓住時機再次提出了終戰和談的建議,英米再次拒絕了日本的建議,堅持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日本企圖“體面”終戰的希望再次破滅了,不過也得到了一次難得的喘息機會。

“我們既不想和杜文成為敵,那就必須改善與他的關係,否則的話我們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才能擊敗日本

。”杜魯門陰沉著臉說。

“我不反對改善和杜文成的關係,只想知道我們需要付出什麼。”

英國首相艾德禮不同於他的前任,丘吉爾雖然帶領英國打贏了歐戰,但他頑固地維護英國在亞洲的殖民政策,使得他在亞洲不僅吃了大虧,還被迫走下了政治舞臺。而艾德禮的一個重要的政策就是使英國擺脫了殖民主義,完成非殖民化,這就是他和丘吉爾最大的不同。

“杜文成在開羅會議上首次提出了聯合國這一概念,並且和我的前任羅斯福先生達成了一系列協議。後來發生的很多事情都印證了杜文成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可惜的是他和我們卻越走越遠。

我以為我們可以在聯合國問題上對他做一些讓步,我想這也是他一直和我們做對的主要原因。按我們原先的想法,吸收中法俄三國再加上我們組成聯合國安理會,現在看來可能不得不有所改變。

只是杜文成的政治傾向讓我有心擔心,他和中國的延安走得很近,而延安在很大程度上更傾向於蘇俄所推行的gc主義,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中國。”

艾德禮笑道:“可我聽說杜文成和蘇俄的關係並不友好,史太林恨不得剝了他的皮才好。”

杜魯門也笑了起來。“這也是我想在安理會問題對他做出讓步的原因之一,有他在其中搗亂,相信史太林一定很滿意。”

兩人相視一笑,法國的安理會席位就在兩人的笑聲中被踢了出去,歷史又一次被改變了。

正在緬甸各地參觀的周先生因為延安的一封加急電報,不得不提前結束了訪問回到延安。原來委員長又一次致電延安,請主席速至重慶進行和平談判,延安決定派周先生赴渝和委員長進行談判。

送走了來訪的周先生,杜文成也回到基地進行短暫休息,這一陣子他可是一直沒有得閒,有太多的事情等著他來做決定,沈涵陽等人給他找的智囊團根本就幫不上什麼忙,在很多大的決策上,他們的主張完全和杜文成的想法背道而馳。

這並不是說杜文成在政治上有多麼高明,而是因為他們所站的位置不同。熟知歷史又肩負責任的杜文成雖然在處理問題的方法上略顯幼稚,但他知道事情的最終結果,也就知道了如何去處理。

而那些智囊們提出的辦法更多的是從緬甸自身的利益出發,這就難免會和他的決策有些衝突。幸好事情已經差不多該結束了,相信英米經過這次的打擊之後會想到解決問題的根本在哪裡。

在委員致電延安之後的第三天,委員長第三次電邀延安統帥赴重慶談判,並謂:盼與周el同來重慶,商決各種重要問題。委員長似乎吃定了延安,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延安發出邀請,存心要把內戰的責任推給對方。

於是,歷史聚焦在偉人的“揮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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