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隊建設(1/3)
主考的蘇軍上校伸出兩隻手，誇張地從身體兩側劃過，然後合攏在胸前，用拇指和食指比劃了個大大的圓圈。
美軍的反輻射導彈捕捉到我軍雷達目標後，我軍立即調整雷達天線方向，“引導”敵導彈飛向空地。
剎那間，數十輛披著草綠色偽裝網的通訊車揚起陣陣塵土，在廣闊的丘陵地帶上掀起浩瀚的煙波。
部隊建設
共和國故事·軍中天使軍委決定成立通訊兵部
1956年初，中央軍委決定將通訊部隊作為兵種進行建設。
中國人民解放軍從誕生那天起，就有了自己的通訊部隊。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人民武裝從此誕生。
當時，起義部隊普遍編有通訊分隊，通訊分隊運用各種通訊工具，有力地保障了起義的指揮與協同，從而保證了南昌起義取得勝利。南昌起義的勝利正式宣告了人民通訊兵的誕生。
從1928年開始，周恩來在充滿白色恐怖的上海祕密培訓無線電技術人員，陸續將無線電技術骨幹派到各根據地的紅軍中工作。這些技術骨幹成為我軍通訊事業的種子，為我軍通訊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1930年12月30日，紅一方面軍在粉碎蔣介石第一次“圍剿”的龍岡一戰中，不但活捉了國民黨的前敵總指揮張輝瓚，而且繳獲了一部無線電收信機，成為我軍最早擁有的半部電臺。
幾天後，在東韶戰鬥中，我軍又繳獲了一部完好的15瓦電臺。
紅軍以這一部電臺起家，開始建立我軍無線電通訊事業。
隨著紅軍電臺的不斷增加和各方面無線電聯絡的逐步建立，第一個設有政治委員的無線電通訊隊和總隊相繼成立，第一所通訊學校也正式創辦。
1934年1月，中央軍委正式成立了統管紅軍通訊工作的領導機關，通訊聯絡局，簡稱“三局”，王諍任局長。
毛澤東把無線電通訊隊的戰士比喻為“紅軍的魯班石”，能用電波在空中架起一座座無形的橋樑，把被敵人分割的蘇區連線起來。
在二萬五千里長徵初期，紅軍處境危急，毛澤東依靠無線電通訊指揮分散運動中的部隊。
為了保障中央紅軍在長征中的通訊聯絡，王諍創造性地組織兩個電臺分隊交替前進，保證了中央軍委對各部隊的不間斷指揮。
四渡赤水，兩佔遵義，巧渡金沙江，軍委同各軍團之間聯絡一直暢通無阻。
在長征途中，紅二、六軍團與黨中央長期失掉聯絡。王諍組織電臺人員想方設法，終於恢復了聯絡，及時傳達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對促使張國燾同意北上、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保證長征取得勝利，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抗日戰爭爆發後，軍委三局迅速為八路軍、新四軍編配了通訊兵。
為保持延安與各根據地等聯絡物件之間遠距離通訊的可靠和穩定，三局變革組織方法，創造性地建立了發信集中臺和收信集中臺。
電臺以延安為中心和龍頭，建立了溝通黨政軍各方面和全國各根據地及各游擊區的無線電通訊網路。
三局還建立了公開的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有力地保證了黨中央、中央軍委對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其他抗日部隊的作戰指揮，對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解放戰爭時期，為了粉碎蔣介石發動的全面內戰，三局指導各大戰略區的通訊組織，迅速建立並形成了適應大兵團運動作戰的通訊體制。
三大戰役期間，軍委總檯平均每月收發報量達140多萬字，僅毛澤東起草或送他閱示、修改的電報就數以千計。
順暢的通訊使以毛澤東為首的統帥部指揮全軍得心應手，蔣家王朝迅速覆滅。新中國的誕生與人民通訊兵的精心保障密不可分。
新中國成立以後，人民通訊兵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1950年5月，在原軍委三局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通訊部，王諍任部長，簡稱軍委通訊部。
經過幾年的發展，通訊人員不僅在數量上從佔全軍步兵總人數的比例由1950年的8.8%上升到1956年的10%，在質量上也有了顯著的提高，無線通訊裝置更是已經裝備到基層連隊。
在這樣的情況下，歷來重視通訊工作的中央軍委決定將通訊部隊作為一個兵種來建設。
1956年4月，國防部發布了《關於通訊部門改為通訊兵種的決定》；同時，中央軍委決定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通訊兵部，行使兵種領導機構職權。
從此，通訊兵作為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新軍種出現在軍隊序列中。王諍出任通訊兵部主任
1956年4月，中央軍委決定將通訊部隊作為一個新的兵種來建設。
為把通訊兵建設好，中央軍委調長期從事電信工作，並做出卓越貢獻的王諍作為首任通訊兵部主任。
王諍是我軍無線電工作的創始人，他利用繳獲的1部電臺建成了我軍第一個無線電臺。
當時，因為電臺少，通訊工作無法開展。王諍考慮再三，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這些措施包括：抄收國民黨中央社的新聞電訊稿，供總部首長參閱；收聽敵軍情報，幫助總部首長了解敵軍動向；收留和集中被紅軍解放過來的懂得無線電通訊的技術人員；通知前方部隊，蒐集和保護無線電器材；開辦無線電訓練隊。
這些措施為我軍的通訊試驗埋下了種子，打下了基礎。尤其是王諍抄收的新聞稿，成了環境惡劣、訊息閉塞的紅軍與外界溝通的途徑。毛澤東等中央蘇區領導人將得到當天的新聞稿視為至寶。這個作法延續到解放戰爭時期。
1931年4月1日，國民黨軍隊開始對蘇區發動第二次“圍剿”。
5月12日18時，王諍利用收報機截收到敵駐富田的四十七師王金鈺電臺和二十八師公秉藩電臺通話的重要情報：“明晨由富田出發進攻東固紅軍總部。”
朱德和毛澤東根據無線電截獲的敵人的出發時間、地點、番號和行動意圖，調動部隊，設定了伏擊圈。
經過一晝夜激戰，以極小的代價將敵軍第五路軍二十八師和四十七師的一個旅全部消滅，並繳獲了一部100瓦電臺。此戰開創了我軍無線電偵察的先河。
抗戰時期，在社會部的安排下，王諍派出上百名幹部到敵戰區建立祕密電臺，溝通了中共中央與各地下黨組織的聯絡。通訊幹部們克服各種困難，將一份份珍貴的情報傳送到延安，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抗戰勝利後，中央軍委任命王諍為軍委作戰部副部長兼三局局長。
在解放戰爭時期，王諍隨臨時組建的中央後方委員會轉移到山西臨縣統籌中央、軍委大部分機構的工作。
為保障毛澤東和中央軍委轉戰陝北，並對全國各戰場的指揮，王諍指揮通訊部隊以中間的大型固定臺轉發兩頭的移動小型臺，建立前輕後重的戰時通訊體制，保障了毛澤東、中央軍委對各戰場指揮的暢通。
毛澤東對此十分滿意。他說：
解放戰爭勝利後，要給王諍頒發一枚最大的獎章。
周恩來也對此讚不絕口，他用一個公式形象地概括了通訊部隊在此期間發揮出的重要作用：
中央委員+電臺=黨中央
中央軍委組織實施三大戰役的時候，王諍已考慮全中國解放後電信事業的建設發展問題。
1948年秋，他向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提出新中國建立後，黨、政、軍系統通訊分立的方案。建議全國通訊網路由“一公二專”組成，即一個國家通訊網，軍隊和鐵道兩個專用通訊網。
建國後不久，這個方案很快得到中央批准。
王諍在我軍通訊事業建立與建設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通訊部隊正式作為一個新的兵種建設的歷史時期，他當仁不讓地承擔起了這個歷史性的任務。制定通訊兵建設方針
1961年，發生在中緬邊境地區的一場戰鬥引起了中央軍委祕書長、總參謀長羅瑞卿的高度重視。
當年，為了殲滅滯留在中緬邊境地區的國民黨殘餘部隊，我軍開赴東南邊境，對敵人實施追剿。
參戰部隊雖然攜帶了200多部電臺，但這些電臺在戰鬥中未能充分發揮作用。當我軍發起進攻後，參戰部隊與軍區一直沒有聯絡，致使中央、軍委連續3天不知道部隊的去向。
戰鬥結束後，張愛萍副總參謀長調查後發現，聯絡不上的主要原因是指揮員不讓電臺隨部隊行動，也不準在休息時架設電臺與上級聯絡。
對於這種情況，中央軍委十分重視，提出通訊工作要做一次大的改革，爭取在短時間內徹底改變通訊工作的面貌。
為此，羅瑞卿親自到北京視察陸、海、空部隊通訊部門和部隊調查研究，並與軍委通訊部領導談話。
隨後，通訊兵向中央軍委提出了召開全軍通訊專業會議，研究加強軍隊通訊工作的建議。
羅瑞卿採納了這個建議，並指出：
要搞好通訊聯絡工作，作戰、通訊、機要部門必須密切協作，會議的準備工作要有作戰部和機要局的負責人参加。
通訊兵遵照這個指示，又建議除通訊部門參加會議外，作戰、機要部門的負責人和各大軍區、軍兵種主管通訊工作的首長也參加。
羅瑞卿同意了這個建議。
1961年5月3日，全軍通訊專業會議在北京召開。
羅瑞卿在主持召開會議時強調指出：
0通訊工作要繼續前進，要整頓，要加強，要提高。通訊聯絡搞不好，對指揮就不是中斷的問題，是癱瘓的問題。指揮癱瘓，統帥部就會變成瞎子，變成聾子，也就會變成啞子。
我們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大的軍隊，通訊聯絡如果不通暢、不迅速、不準確、不保密，儘管我們是革命的軍隊，也有完全遭受挫折的危險。
要把這個問題提到戰略的高度上來看。加強通訊工作，一個是人員問題，一個是裝備問題，一個是訓練問題，一個是組織編制問題，一個是保密問題。此外，要有一套好作風，要恢復過去的光榮傳統，根據新的條件有新的發展。
會議研究分析了通訊工作的狀況和改革的意見，特別是從通訊的地位、作用和戰略高度，明確提出了對通訊聯絡的要求：迅速、準確、保密和不間斷。
為適應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會議制定了通訊兵的建設方針：
以毛澤東思想為指標，以保衛祖國的戰略方針為依據，繼承和發揚我軍通訊工作的優良傳統，建設具有高度政治覺悟和熟練專業技術的、有現代技術裝備的、能在現代複雜困難條件下保障作戰指揮的通訊兵。
會議還提出了全軍通訊兵的訓練要求：
打得準，開得動，聯得上，合得成。
5月13日，在會議即將結束時，通訊兵朱明政委在會上講
話，他說：
會議主要明確的問題，總的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通訊聯絡的重要性有新的認識，把通訊聯絡的地位作用提到戰略的高度，這是第一次提到這樣的高度；
二是進一步明確了通訊兵建設的方針、原則、重點、目的和措施；
三是明確了通訊聯絡工作中當前存在的問題和解決措施。
透過這次會議，通訊兵的建設將會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會後，通訊兵向中央軍委呈報了《全軍通訊專業會議關於加強軍隊通訊工作的報告》。
7月，中央軍委同意並轉批了這個報告，並重申了通訊兵的建設方針。
這個方針的制定，在我軍通訊發展史上是個重要的里程碑，對加強我軍通訊建設具有重要意義。首批留學通訊兵回國
建國初期，為培養一批通訊專業人才，全軍各個部隊抽調了17名幹部，到蘇聯列寧格勒布瓊尼蘇軍紅旗通訊學院學習。
這17個人當中，有抗日戰爭時期參軍的戰士，有在上甘嶺戰役中立過戰功的戰鬥英雄，他們參軍前基本上都是小學文化程度，只有幾個是解放後入伍的知識青年。
這樣的文化程度學習高深的通訊專業知識，自然遇到了許多困難。剛一到學院，幾個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學員就在入學考試中交了白卷。
看到這樣的成績，負責主考的一位蘇軍上校一個勁地搖頭，說：“我們是正規大學，要有高中畢業水平才能入學，而你們現在的水平是這個……”
說著，他伸出兩隻手，誇張地從身體兩側劃過，然後合攏在胸前，用拇指和食指比劃了個大大的圓圈。
中國學員們明白了，這是一個“零”!
“現在你們既然已經來了，我們也不能讓你們回去。”蘇軍上校接著說，“不過你們將會遇到很多很多困難，也難說能……”
中國學員揹著一個大零蛋開始了學習。
學校為幾個文化水平較低的中國學員編了一個預科班，要求他們在一年內學會用俄語說話、聽課、記筆記，還要完成從小學到高中的全部課程。只有全部課程考試及格，他們才能進入本科學習。
在一年裡要學完正常人12年完成的學業，而且還要熟練掌握一門外語，這不亞於打一場艱苦的戰役。
但是，從戰火中走出來的中國學員們從來都不怕困難，那個大大的“零蛋“激起了他們強烈的自尊心和愛國熱情。他們表示，作為中國軍人的代表，絕不能再給中國軍隊丟臉。要打一個翻身仗，為民族爭氣，為祖國爭光。
預科班採用的是突擊式教學，課堂上講的內容很多，課後老師又留下許多作業。學員們不僅聽不懂課，有時候連作業題都看不懂。
這些困難沒有嚇到中國學員。學員們花費大量的時間翻閱《俄文辭典》，鑽進課本里研究，不放過每一道作業題。
自從參加預科班，學員們幾乎每天晚上都要熬到後半夜。雖然休息得很晚，但第二天早晨7時50分依然準時坐到課桌前。
無論是星期天還是節假日，學員們都留在教室裡學習，一年裡從未休息過一天。
儘管自己的學習任務也很重，但中國學員中已經進入本科班學習的同志，仍然主動與預科班的同胞們結成“一幫一”，手把手地輔導他們的功課，和他們一起熬夜。
本科班的中國學員們發揚戰爭中的團結協助精神，把促使預科班的同胞趕上學習進度看作是共同的任務，擠出時間幫助同胞們學習。
這樣，中國學員中的“大老粗”學員終於按時順利地進入了本科。
中國學員的刻苦精神感動了學校的領導和老師們。
有一天後半夜，學校的系主任，一位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上校，發現教學樓裡一個教室的燈還亮著，就奇怪地上樓檢視。
他推開門一看，發現10多名中國學生正在聚精會神地學習。他便大踏步走到室內的講臺上，站了一會兒，竟沒有人發現他。
他忍不住了，大聲說：“好！”
中國學員們被嚇了一跳，見是系主任來了，趕緊站了起來。
上校擺手示意讓大家坐下。他看到人們眼睛裡的血絲，禁不住翹起大拇指說：“你們是這個！”接著又晃了晃翹起的大拇指，然後便大踏步地走了。
從“零蛋”到“第一”，蘇軍教官被中國學生感動了。
中國學員中有個叫張汶的學生，他1940年參軍前曾在上海某大學讀過半年書，在以後10多年的戰鬥生活中沒有機會讀什麼書。
儘管他入校考試也不及格，但學校還是根據學歷把他編入了本科班。可能是由於水土不服，才聽了3天課，他便因鬧肚子住進了醫院，一住就是一個多月。
本科班有位40多歲的女數學講師，看到張汶落課這麼多，俄語講得又不好，非常擔心他跟不上班，就提出把他安排到預科班去。
但是，系主任自從看到中國學員的刻苦精神後，就堅持讓張汶在本科班學幾天再說。
第二天，女講師見張汶還坐在原來的位子上，簡直要發火了，“你怎麼還坐在這裡？就憑我20年的教書經驗，可以斷定，你不可能跟上本科班的學習進度！”
這句話引起了中國學員們的強烈不滿，有的說“老師您太武斷了！”有的說“張汶雖然落下了課，但還是能跟得上的。”……
見中國學員們反對，而且系主任也堅持張汶繼續在本科班學習，這位女講師只好同意張汶暫時留下來再觀察一段時間。
此後，張汶以驚人的毅力，頑強的鑽研精神，不分晝夜地去攻克一個個學習難關。他的眼睛熬紅了，身體也消瘦下來。
結果，張汶不僅趕上了全部課程，而且在5年的學習中，各門功課的考試成績都是5分，並獲得了金質畢業獎章，還得到了蘇聯最高領導人的親切接見，為中國軍人爭了光。
後來，有同學曾打趣地問那位女講師：“你不是說憑你20年的教學經驗，肯定張汶跟不上班麼？現在他不但跟上了，而且成了全班的優秀生。對此，你作何解釋呢？”
而這位女講師早為張汶的學習精神所感動，師生間不僅取得了諒解，而且建立了同志般的友好感情。
所以，她對同學們打趣的話毫不介意，並深有感觸地說：“我是有20年的教學經驗，但我沒有教中國學生的經驗呀！”
1958年5月，中國首批留學通訊兵從蘇聯學成回國，被分配到總參通訊部等單位，成為建設新中國通訊事業的骨幹力量。組建電子對抗領導機構
1964年4月8日至20日，第四機械工業部、通訊兵部在北京召開了地面雷達裝備體制會議，四機部部長王諍和通訊兵主任江文主持了會議。
在會議期間，王諍除聽取論證說明外，還利用中午和晚上的時間找技術人員座談，中心議題是研究雷達抗干擾技術問題。
當時，抗美援越戰爭即將結束，參戰部隊不斷反映我軍電子對抗方面存在的問題。
美國空軍在戰場上使用了電子偵察手段，在偵測到我軍雷達頻率後實施干擾；這使得在一段時間裡，我軍的雷達無法發現目標。美國空軍還使用了專門對付雷達的反輻射導彈，使我軍地空導彈制導雷達遭受一定損失。
這些問題反映到軍委後，引起了軍委領導的重視，指示通訊兵立即想辦法解決。
通訊兵派專人到戰場上解決問題。針對美軍的偵察手段，通訊專家採取了不斷改變頻率的辦法，使我軍的地空導彈重新發揮了威力。
各防空部隊還想出了“甩頭”的辦法對付反輻射導彈。
美軍的反輻射導彈捕捉到我軍雷達目標後，我軍立即調整雷達天線方向，“引導”敵導彈飛向空地。
這些辦法產生了一定的效果，從而使軍委領導下定了組建電子對抗部隊的決心。
1960年4月，中央軍委調整雷達管理體制，總後軍械部雷達局劃歸通訊兵部。這樣，組建我軍第一支電子對抗部隊的任務就落在了通訊兵的肩上。
這次會議是雷達抗干擾運動的動員大會，也是我軍電子對抗事業的前奏。
為進一步加強對雷達的管理，促進雷達對抗鬥爭的開展，通訊兵於1965年提出組建雷達管理部，並經軍委批准，擬將北京市太平路13號院作為籌建該部的地址。
1972年夏，經請示葉劍英同意，王諍決定到廣西、海南島一線雷達站去了解我軍雷達被敵干擾的情況，以便採取對策。
已過花甲之年的王諍每到一地，都執意要到雷達站現場。對於設在高山上的雷達站，能乘車則乘車，不能乘車就徒步攀登，一連15天奔波在各雷達站，取得了極為寶貴的第一手材料。
回北京後，王諍向中央軍委寫了專題調查報告，並提出了應建立電子對抗領導機構的建議。
1974年4月16日至5月1日，電子對抗科研、廠方和使用單位“三結合”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各軍、兵種主管科研裝備的領導同志出席了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王諍主持制定了發展雷達對抗的主要戰術、技術原則，提出了發展電子對抗的建議，具體安排了科研專案。
這次會議開得很成功，把各軍、兵種領導同志都動員起來了，人們在加速電子對抗鬥爭已是當務之急的問題上取得了共同認識。會議還要求在總部儘快建立電子對抗的領導機構。
為此，會後以會議領導小組的名義向中央軍委寫了報告。
1975年5月21日，炮兵副司令員的孔從洲直接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了我軍電子對抗鬥爭的狀況，提出了建立電子對抗領導機構的建議。
毛澤東閱後明確批示：“好”。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葉劍英、楊成武、孔從洲、王諍等領導研究認為，組建電子對抗部的方案由總參通訊部提出為好。隨即，楊成武副總長指示通訊部儘快把方案提出來。
到了12月，王諍當面向江文交待，要求總參通訊部在10日內搞出方案。
江文受領任務後，找來通訊兵科技部的李硯田和藍文長，要他們代總參起草關於組建電子對抗部的方案。
江文向他們傳達具體意見時指示說：
電子對抗部設在總參。電子對抗部機關幹部總人數不超過50人。抓緊雷達對抗的科研，科研不突破，沒有裝備，什麼都是空的。通訊對抗仍由通訊部管，各大軍區可設精幹的對口機構和少量的對抗部隊，以便組織對新裝備的試驗。
根據這個指示，李硯田和藍文長在京西賓館起草了《關於加強電子對抗工作的報告》，經江文審定後直送王諍。
王諍看後贊同這個報告。然後總參將此報告上送葉劍英。
葉劍英閱後同意，並指出對雷達的管理除科研裝備外，要統盤管起來。
根據葉劍英的指示，江文又對報告作了必要的修改。
接著，葉劍英將報
告呈送毛澤東審批。
毛澤東於1976年1月正式批准了這一報告。
據此，開始了電子對抗部的籌建工作，我軍電子對抗領導機構終於在總參謀部建立起來。成立軍委的一號臺
1960年2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廣州召開。
為保證會議通訊聯絡，通訊兵派4名話務員到廣州臨時開通了一個百門小總機。
雖然話務員工作熱情很高，但因為一時不熟悉首長情況和有關的業務，工作比較被動。
話務員往往把“葉帥，即葉劍英”喊成“聶帥，即聶榮臻”，還把找陳毅的電話接到了賀龍的房間。尤其是話務員聽不懂首長們的地方口音。有時首長報了三四遍，話務員還是“什麼、什麼”地聽不明白。
會議結束時，葉劍英找到羅瑞卿，對會議期間的通訊保障，提出了“業務不熟”、“情況不明”、“耳功不好”、“態度一般”等8個問題。
最後葉劍英嚴肅地問：“我們軍隊的總機為什麼比不上三十九局的紅機子？”
三十九局是中南海里的總機，被稱為“紅機子總機”。周恩來曾誇三十九局是世界第一流的總機。
羅瑞卿深感事情重大，中央軍委的電話臺不能連個電話都傳不好。於是他親自指示通訊兵於當年成立了首長保障臺，對外稱軍委一號臺。
一號臺成立時，只有一部百門機臺，4條保密專線，6個話務員，但是面臨的問題卻一大堆。
電話應該怎麼接？用語應該怎樣說？怎麼發音？怎麼找人？出現情況怎麼辦？遇到問題如何解決……
雖然問題很多，但是一號臺的同志憑著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為軍隊總機爭口氣的決心，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從一個號碼一個號碼積累業務資料，從一句話一個發音上規範服務用語，從一個個假設情況開始訓練應變能力，從一個班一個班開始總結工作經驗。
她們邊工作邊摸索，邊實踐邊總結，蒐集各種資料，熟悉首長口音，瞭解使用者情況，編寫各種教材，制定各項制度。
她們還虛心向三十九局總機學習，除當面求教取經外，還把每一次同三十九局的業務聯絡當成一堂課來對待。
為了提高服務質量，養成文明值勤的習慣，她們不但工作時嚴格按規定執行，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求按機上服務用語對話，相互之間使用“您、請、謝謝您、麻煩您”等用語。
一號臺的同志有些是從農村入伍的，地方口音重、發音不清、普通話不標準。為了練習口齒清楚，她們一遍一遍地讀報紙，跟著收音機練發音，對著鏡子糾正口型，經過反覆苦練，終於練出了硬功夫。
經過一段時間的改進，一號臺工作走上正規，並建立健全了一套工作、學習、訓練和生活制度。機臺版面也由剛組建時4個專線使用者，發展到近百個使用者。
這時，話務員們主動提出，要求每個人熟練掌握“三清”、“三知道”，即對全軍中將以上的首長口音清、習慣清、行動清。對少將首長名字知道、職務知道、工作單位知道。
這些要求在接重要電話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62年夏季的一天，一號臺福州方向突然燈亮，正在值機的張桂雲上線應答，她馬上聽出是福州軍區首長皮定均要找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楊成武。
張桂雲馬上意識到有緊急情況，以最快的速度把電話接通，並及時彙報領班員。領班員果斷地使用了代號“長虹”的等級電話，全力以赴保證暢通。
兩分鐘不到，楊成武同志又要找周恩來。幾分鐘後，電話按照周恩來、楊成武、皮定均的順序又要了一遍。
前前後後幾分鐘，話務員緊張得手心都冒了汗。
張桂雲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她明白一定有重大事件發生。
果然，第二天全國各大報紙都在一版重要位置報道了福州軍區擊落入侵敵機一架的訊息。
張桂雲捧著報紙蹦起來，心裡高興得如同敵機是她親手揍下來似的。為此，她榮立三等功。
一號臺的話務員們還練出了一手電話找人的絕活，不管使用者走到哪兒，只要有電話，準不會落空。劇場裡、電影院、會場上、舞廳裡、運動場上、理髮室，甚至飯廳裡、電梯上，有時首長還沒到，電話已靜靜地等在那兒了。
1984年，粟裕同志病危，軍委辦公廳要上報軍委楊尚昆副主席。可正趕上楊尚昆在南方視察，軍委辦公廳工作人員讓一號臺無論如何要與首長聯絡上。
而此時楊尚昆一行正在賓士的列車上。怎麼辦？
正在上班的毛光麗找來一張全國地圖和一本列車時刻表，查專列的線路，計算在各站的停靠時間，最後建議在湖南郴州火車站將專列截住。
她馬上彙報給通訊處，通訊處與廣州軍區通訊部協商後，決定以最快的速度將線路調到郴州站軍代表室。
當楊尚昆的專列靠站時，早已等候的軍分割槽人員登上火車通知了楊尚昆的祕書。當祕書拿起電話，耳機裡傳出了一號臺熟悉的聲音：“陳祕書，您好！軍辦肖主任請您講話！”
事後陳祕書回到北京，打電話找到毛光麗，非問這一招是怎麼想出來的。
一號臺的辛勤工作結出了豐碩的成果，軍委首長們紛紛表揚一號臺的工作人員工作出色，服務周到，態度一流。
有位首長祕書在春節寫給一號臺的問候信上風趣地說：
評最佳演員我投了票，評10佳運動員我也投了票，現在就等有機會投一號臺最佳話務員一票呢！舉行首次通訊兵競賽
1957年4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屆通訊兵競賽大會在總參直屬某通訊團禮堂拉開序幕。
軍委通訊兵主任王諍作了開幕詞。開幕式後，來自各個軍區的1000多名參賽人員首先觀摩了通訊兵部組織的“方面軍野外通訊樞紐的開進”演習。
隨著3顆紅色訊號彈高高騰起，又徐徐落下，演習開始了。
一架直升飛機由遠而近，在距參賽人員約500米處的高地上空懸住，一位通訊軍官從飛機軟梯上下到地面，傳達了演習開始的命令。
剎那間，數十輛披著草綠色偽裝網的通訊車揚起陣陣塵土，在廣闊的丘陵地帶上掀起浩瀚的煙波。
汽車風馳電掣般地衝進人們的視野，又瞬間消失在各自的掩體中。
轉眼間，剛才還是萬馬奔騰的丘陵上，又變成一片空曠靜寂的原野。
人們將視線轉移到電視螢幕上，那裡正在直播各個戰位的實況。
只見一位女報務員正在車載電臺上拍擊電鍵，從她頗有節奏的手型變化中可以看出，這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好手。
隨著電視畫面的變換，螢幕上出現了一位少尉軍官，他的10個指頭在車載電傳打字機鍵盤上熟練和諧地快速跳動。看他那聚精會神的表情，就像是在彈奏一首美妙悅耳的鋼琴曲。
一道道電波載著一個個命令，被準確地傳遞到各接收點，像一張無形的大網籠罩在演習場上。
“命令傳遞完畢，準確率達到優秀！”揚聲器裡傳出解說員興奮的聲音。
“譁……”演習場上立刻響起熱烈的掌聲。
3顆綠色訊號彈騰空而起，演習勝利結束了。
緊接著，通訊兵比賽開始了。
比賽共設立無線電收報、發報、通報、通話、射擊、電傳報務自發自收和有線電工程架設、輕型被覆線收放線及中央電話站的開設撤收等11個專案。
分軍官組和戰士組，有線、無線、室內、野外同時展開，分批進行。
首先進行的是無線電報務振盪線路抗干擾收報競賽。比賽考驗的是選手們的抄報速度。
比賽從每分鐘140碼起抄，每次遞增10碼或5碼，在有報、話、雜音、電氣等多種訊號中等強度干擾的情況下，連續抄到不能抄收為止。
賽場上選手們你追我趕，競爭得十分激烈。在賽場外觀戰的人們也緊張得手心冒汗，大家都在翹首等待堅持到底的選手，希望是自己的同伴。
隨著時間的推移，賽場上的選手越來越少了。
最後，瀋陽軍區代表隊的錢希望少尉以200碼的最高有效分速奪得冠軍，南京軍區的黃明宜以195碼的有效分速取得第二名。
隨後進行的是在野外複雜地形上展開有線建制排10公里工程架設競賽。
比賽一開始就進入白熱化。
各代表隊選手拿著線拐，一路狂奔，像一群脫韁的奔馬你追我趕，爭先恐後。
實力雄厚的瀋陽隊跑在最前面，南京隊緊隨其後。常常是瀋陽隊剛剛到架設點，南京隊就跟上去了。
最終，瀋陽隊最先完成，南京隊第二個完成。
但是，裁判判定瀋陽隊架設的線路質量不符合實戰要求，要重新架設。
這樣，南京隊後來居上，奪得這項比賽的第一名。
無線電機上專向通話是在相距3公里的野外戰壕裡進行的。
競賽規則要求16分鐘內收進、發出、譯好16份話稿，每份話稿50個軍語漢字，雙方各8份，滿分為100分；每提前1分鐘增10分，每超過1分鐘減10分，錯漏1碼則話稿無效扣50分。
選手統一使用國產71－B型2瓦小型電臺。
主裁判“預備一開始”一聲令下，甲地主臺群的所有電臺立刻開始行動。
選手們動作熟練地解離線套、取架鞭狀天線，專心致志地選頻、調諧，呼叫、守聽、溝通、交換暗令的聲音此起彼伏，譯電、發話、收話、譯電的動作緊張而有序。
一份份電報被直接送交裁判，裁判立刻對電報進行稽核。
瀋陽隊的選手第一個舉手報告完成，用時6分50餘秒。瀋陽隊的隊員們高興得緊緊擁抱在一起，還合影留念。
這個成績引起戰壕外的參觀人員一片驚歎，紛紛豎起大拇指表示稱讚。
南京隊因為核對一個疑問訊號耽誤了時間，比瀋陽隊晚1分鐘報告。
南京隊參加這項比賽的汪茂才有些沮喪，耷拉著腦袋，面無表情地坐在凳子上。
這時，戰友過來安慰他說：“小汪，振作起精神，成績還沒評出，誰是第一，明天才知道吶。”
第二天，比賽成績公佈。
南京隊16份話稿質量全部正確，其他方面均未扣分，時間提前8分整，以180分的總成績榮登榜首。速度最快的瀋陽隊選手經核對錯1字，該話稿作廢，扣50分，實得總分140分屈居亞軍。
這個出人意料的結果使汪茂才高興得跳了起來，和戰友緊緊抱在了一起。
經過一週緊張激烈地角逐，全部競賽專案於4月20日完成。
南京軍區代表隊不負眾望，絕大多數專案均取得了前6名的好成績，並因“賽前幫助福州軍區隊風格高、服從裁判賽場紀律好、通訊質量高”而榮獲大會團體第一名和大會特設的“風格獎”。
大會閉幕式由競賽裁判長張凱主持，通訊兵部首長頒發了錦旗和獎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