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親歷與回憶
柯華：我所目睹的香港迴歸談判片段
柯華，1915年出生於廣東普寧。1936年投身抗戰，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後先後擔任外交部禮賓司、亞非司司長，駐幾內亞、迦納、菲律賓大使。1978年擔任駐英國大使，參與中英關於香港迴歸問題的一系列談判。
1978年，我受命出任駐英國大使。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加緊中國現代化建設、維護世界和平、統一祖國定為當前和今後的三件大事。提出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只要臺灣取消“國號”、“國旗”，可以保持臺灣現行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甚至還可以保留其軍隊。相應地，收回香港和澳門也擺到了工作日程上。作為駐英使節，我有責任瞭解英國朝野對於香港問題的動向，提供國內決策參考。
香港在鴉片戰爭後，被英國強佔，香港給英國帶來巨大利益。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審時度勢，對香港採取“長期利用，維持現狀”的方針，才得以維繫至今。英國認作“合法”依據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特別是《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以九十九年為限期”，到1997年期滿，英國不得不為英國利益憂慮了。英國有人寫過一本關於香港的書：《借來的地方與時間》，意識到“借來”的總要在限定時間裡予以歸還。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要求允許港英政府批出超越1997年6月30日的土地契約，實質上是想長期維持英國的管治。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嚴辭拒絕。不過，鄧小平也告訴他說：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到1997年解決這個問
題時，不會影響投資者的利益。
我們注意到英國下議院於6月13日就麥理浩訪問中國進行的辯論。英國外交大臣的發言表示當時英國政府的態度：香港並非時代的錯誤產品，麥理浩北京之行並不意味英國想透過談判解決香港問題。
7月5日，英國向中國遞交了《關於香港新界土地契約的問題的備忘錄》，並說中國可以不作答覆，想讓中國預設英國取消“新界”管治權的期限。中國政府以毫不含糊的言辭作出答覆：“奉勸英方不要採取所建議的行動。”
1982年，我奉命回國述職，返英後，我和大使館的同事們遵照中共中央港澳小組領導人、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廖承志的囑咐，廣泛接觸英國各界人士。
在英國，有中國的許多老朋友，像前首相麥克米倫、希思、卡拉漢，前辛巴威總督索姆士勳爵（丘吉爾的女婿），怡和洋行董事長亨利·凱瑟克、太古洋行董事長斯威爾兄弟、英之傑公司董事坦勞勳爵，和一些政府部長、議員，以及頗有影響的《衛報週報》、英國廣播公司評論員等，都表示英國不應該堅持三項條約，應該無條件把香港歸還中國，也沒有理由要求繼續參加香港的管理；但也還有人主張在歸還主權後，中國和英國共管一段時間，或“託管”一個時期；還有人懷疑中國能否管好香港，尤其擔心將在香港推行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在各種場合，闡明中國政府將收回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等鄧小平同志的構想和基本國策，贏得了許多友好人士的理解和贊成。
……
鄧小平的談話為以後的中英談判奠定了基礎。經過兩年零三個月的艱苦談判，1984年12月19日撒切爾夫人再次來到北京，同中國政府簽訂了《中英關於香港
問題的聯合宣告》。
我記得在此之前，9月26日草簽《聯合宣告》的當天，英國政府曾發表白皮書說：“要更改這份協議是沒有可能的。如不接受這份協議，就會沒有任何協議。”話雖如此，以後還是發生了不少麻煩。當然兩國談判有不同意見，這是不足為怪的。但許多麻煩的發生，是出於英國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不難從歷史上找到其根由。記得1957年我陪同聶榮臻副總理參加迦納獨立慶典時，親耳聽到英國駐迦納總督克拉克曾大言不慚地說：“我自以能身為一個大不列顛王國的殖民主義者而感到驕傲。”在飽受殖民主義之苦的人民聽來，簡直荒唐至極！但在克拉克看來卻是天經地義。英國政府設有殖民部，管理40多個殖民地。1966年合併於聯邦部，1968年又合併於外交部。我們不難想象，現在英國某些人士的思想觀念還承襲著兩個世紀來的殖民思想，這就自然而然會產生麻煩了。
香港今天的繁榮，得“天時、地利、人和”，主要是香港同胞勤勞創造的結果。無需否認，英國人實行的管理方法、經驗以及一定的投入，起了促進作用，但英國獲取了更高的利益。在過去100多年裡，香港人創造的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了英國。從今以後，香港同胞所創造的財富真正屬於自己，香港同胞真正成了堂堂正正的主人，再也不是昔日的“二等公民”。
為了香港更加繁榮，我認為香港基本法一定要嚴格遵守和實行，尊重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的獨立地位，一切工作從香港實際出發，尊重香港同胞的意願。內地人要多想想“兩制”，香港同胞要多想想“一國”。摒棄任何“左”的影響，不照搬內地通行的工作方法，吸取多年來香港行之有效的管理經驗。
——摘自《青史流芳話港歸》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