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稅制，主要是改革鹽稅和廢除厘金制度，實行統稅制。中國鹽稅自1913年成為善後大借款的擔保後，不斷增加，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收回了鹽稅行政權，並對鹽稅制度進行了改革。1931年，實行新鹽稅法，統一鹽稅，每公斤一律徵國幣5元，從而大大增加了南京國民政府的鹽稅收入，鹽稅已成為當時政府財政收入一個極為重要的來源。
廢除厘金制度，實行統稅制，是南京國民政府採取的又一項有利於發展經濟的措施。中國的厘金制度始於清咸豐年間，即地方政府在所屬區域內的水陸交通要道設立關卡，對過往的商品徵收稅金，稅率一般為1—5％，厘金是清政府為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而設，以後成為常稅，也成了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源。由於當時中國地方性經濟比較強，並相互獨立，各地關卡如林，使得商品在流通中被多次徵收厘金稅，即重複徵稅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就嚴重地阻礙了商品流通和民族經濟的發展。1928年12月，財政部召集蘇、皖、浙、閩、贛5省裁釐會議，決定裁撤厘金。
裁撤厘金以後，只徵收“特種消費稅”，特種稅只針對指定的幾種商品收稅，這不僅消除了厘金的弊端，而且使得國庫收入每年減少約800萬元。為了增加國庫收入，南京國民政府又決定開徵統稅。所謂統稅，即一物只課稅一次，課稅後此物可以通行全國，不再收稅。
南京國民政府實行的“裁釐改統”政策，裁撤了大批釐卡，便利了商品流通，活躍了社會經濟，節省了很大一部分行政開支，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宋子文、孔祥熙等一改北洋政府時期由地方政府徵收的舊習，規定由中央政府徵收，從而避免各省、地、縣，甚至區、鄉、保毫無節制的攤派，使得田賦收入失控的局面，避免歷來出現的一方面民眾負擔太重，一方面中央政府收不到錢的局面。
改革幣制。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貨幣制度相當混亂，具體表現在：“發行渠道多”，清廷、北洋政府、國民黨政權、地方實力派、大財團和大銀行，都可發行貨幣；“貨幣品種多”，品種繁多是當時中國貨幣的一大特色，有歷史上流行、通用的白銀，有中央政府發行的鈔票，有地方實力派發行的紙幣，有財團和銀行發行的代金券；“民眾受害深”，貨幣混亂，直接影響到民眾的經濟活動和日常生活，嚴重影響商品流通，影響民族工業的發展，加重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這對於南京國民政府的鞏固和發展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1935年，南京政府已成立八年，官僚資本企業和民間企業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市場比較成熟，經濟的發展呼喚統一的市場，統一市場的必備條件是統一貨幣。雜亂的貨幣已無法適應市場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工商業的發展又為幣制改革、取消雜幣、發行新幣提供了經濟基礎。此外，蔣介石在軍閥混戰中，逐個翦滅了地方實力派，地方與中央的聯絡不斷加強，國際環境也有利於蔣介石進行幣制改革，英、美等國紛紛表示願意幫助南京國民政府進行幣制改革，並歡迎中國加入他們各自的貨幣體系。
1935年11月4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發行準備委員會”，準備發行新的貨幣——法幣。由孔祥熙任主席，宋子文、陳光甫等為常委。“發準會”實際上成為幣改的領導、執行機構。在南京國民政府的22年曆史中，在重大經濟決策上，只有1935年的幣制改革是較為成功的。
幣改的順利進行是由多方因素所促成，最主要的是南京同民政府和孔祥熙、宋子文等準備充分。除此之外，幣制改革也是在南京國民政府經濟形勢最好的時候進行的，很好地適應了社會對統一貨幣的心理需求。
透過幣改，南京國民政府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府的財政大權，民辦、地方銀行和地方實力派不再擁有貨幣發行權、儲備權，僅存有營業權，使得許多民辦、商辦的地方銀行發行的鈔票，一夜之間被取消流通權利，成為四大銀行的附庸，永遠失去了同官僚資本、銀行抗爭的能力。使得地方當局無法再鬧財政獨立，大大增強了南京國民政府的政治控制權，有利於蔣介石對全國的統治。
此外，幣改客觀上有利於經濟的發展。顯然，方便、統一貨幣的出現可以加快商品流通，擴大經濟活動範圍，促進全國的物資交流，加速統一開放的市場的發育。幣改刺激了工商業的發展，實業界人士增加投資，中國的經濟建設出現了繼洋務運動、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之後的第三次經濟建設。
2．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和成就
1935年4月1日，蔣介石在貴陽的記者招待會上宣佈要開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8月8日，蔣介石義在成都通電全國，列舉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八條綱要，即“振興實業”、“鼓勵墾牧”、“開發礦產”、“提倡徵工”、“促進工業”、“調節消費”、“流暢貨物”、“調查金融”。
1935年10月10日，蔣介石正式發表《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意義及其實施》，作為運動的指導性檔案。該檔案的主要內容為：闡發“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與新生活運動之關係”。在蔣介石看來，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新生活運動“著重於道德與精神方面為主，為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本。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是為民生的、生產的，著重於行動與物質方面為主，實為新生活運動之用。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指全國各業總動員，以提高國民之生產與消費能力，增加輸出，減少輸入等的一種普遍之運動。倡導這一運動的原因在於必集合政府人民各種公私集團一切之力量，而後始能推行盡利也。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總目標為盡人力、闢地利、均供求、暢流通，以謀國民經濟之健全發展。
從中可以看出蔣介石經濟建設的主導思想就是在不改變所有制的經濟格局下，建立和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以求得國民經濟的全面增長。這也就是蔣介石的“治本救國”，蔣介石倡導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真實動意是在日本侵華企圖日益明顯的背景下，希望透過建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充實他控制政治局勢的經濟實力，即用“建設統一”來保障他的“政治統一”。
經濟工作歷來在國民黨內是由政治委員會負責其綱領和政策的設計和制定，由行政院負責實施的。而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發表經濟建設的綱領性檔案，並立即組織其實施。1935年11月，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的國民經濟建設綱要更為國民黨今後根本方針之一。
1936年7月4日，在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總會，隸屬實業部。接著各省市又成立了相似的分會，以推進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發展。其“主要任務是就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展開宣傳，就如何著手解決問題，展開宣傳，並對其他公私團體在計劃的制定，統計資料的蒐集，技術人員的訓練，及已受訓之技術人員如何與就業機會配搭等方面，提供協助”。於是，一場全國規模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隨之全面推開。
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中國經濟建設方案》，之後，一系列的經濟建設措施紛紛出臺，加快了經濟建設步伐。總的來說抗戰前南京國民政府視財政金融、交通運輸、工業建設為重點，投入的財力、物力最為厚重，成效較為顯著。
抗戰前，南京國民政府實施的各種經濟政策，在總體上體現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意向，而這些政策的實施，在客觀上促進了整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但是由於中國國情的極端複雜，使得上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多少有些扭曲，要麼是難以實現既定目標，要麼是產生負面影響。
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對交通運輸業比較重視，尤其是出於軍事上的考慮，動用了大量軍、民力量修築公路。全國鐵路和公路通車總里程1927年為1．304萬公里和1．8萬公里，1937年增至21036公里和11萬公里。南京國民政府在修築新路的同時，對原有的舊路進行了整修，並且著重加大了鐵路的運輸能力，加強了集中管理。南京國民政府的鐵路，便利了內地交通，形成了一定的交通網路，而舊路的整理，則增進了運輸效能，在抗戰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
南京國民政府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還制定了今後五年交通建設計劃，以國民運輸及溝通經濟中心為原則，決定籌款9480萬元，建設鐵路14條，其中西南各省有11條，共8529公里；籌款5000萬元，建設公路5萬公里。可以看出，為抗戰的需要，南京國民政府對長江以南及西南諸幹線的建設尤為重視，要求完成西南幹線的建設，溝通與西北的聯絡，認為這是“國防最後固守之線。”但因抗戰爆發，這個計劃未能實現。
航運方面，在帝國主義的壟斷下，中國航運業很不景氣。抗戰前，南京國民政府加強了航運的建設和整理，並對長江航道進行疏理，炸燬暗礁，清理河床，擴大運量，使之成為當時中國沿海：I二業內遷的主要運輸通道。1936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交通部為鼓勵國輪國造，公佈了造船獎勵條例，制定了一個造船計劃，預計6年為期，造船84艘，總噸位為14．05萬噸，但這個計劃還沒能展開，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就開始了。
航空方面，上海、南京、漢口最早設機場。1928年7月，開京滬航段。1929年5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國航空公司，由中國和美國方面共同經營滇滬、京平、漢廣三航線，美方提供飛行技術人員，我方給報酬，提供裝置。
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的航空業，擁有3家航空公司，開闢航線12條，通航里程約1．53萬公里。由於中日矛盾的尖銳，南京國民政府對航空運輸作了一定的部署和調整：將航空公司總辦事處及機航總部設法遷移，督飭中國航空公司在漢口、歐亞航空公司在西安加強部署；令各航站儲備機件與油料，在洛陽、西安等處建設油庫；訓練飛行技術人員，逐漸取代外籍人員，以便應付日益複雜的戰爭局勢。
總之，南京國民政府的交通建設，是抗戰前經濟建設各項中最受重視、成績也最大的一項建設。
在工業建設方面，由於長期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中國工業基礎薄弱，且發展很不平衡。輕工業發展較快，如絲織業、植物油生產等自給有餘還輸往國外，而重工業卻相當薄弱，發展緩慢。在1935年以前，除籌建中央機器廠和民營鋼鐵廠外，中國幾乎談不上有重工業。伴隨著日本全面侵華企圖日益明朗，南京國民政府內要求建設國防經濟，發展重工業的呼聲逐漸高漲，各種建設方案和建議紛紛提出。1935年6月，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王祺、傅汝霖、王陸一等提出了《關於集中全力從事於國防重工業的根本建設》的提案，建議政府確定國防工業建設五年計劃，選定國防工業區，籌款貸款，聘請與培養技術人才，集中力量建設國防。南京國民政府也認識到“重工業為現代立國骨幹，一切工業發展之基礎”，“為從事經濟建設，應速完成重工業”。所以在國民黨五大上提出了發展重工業的方法，並制定了煤炭開採、石油勘測與鋼鐵及機械製造的發展等計劃。
1935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將原來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為資源委員會，負責國家的工業建設。資源委員會根據前一階段調查，劃分礦權，整理礦區，並擬定了一個發展“重工業三年計劃”，由政府撥款一千萬元，並依靠外資，興建冶金、機械製造、燃料、化工和電氣等工業，以建立國民經濟的重要的基礎。
南京國民政府在制定國防建設計劃時，還考慮到戰爭爆發後，沿海城市可能被佔領，把一些重要的廠礦設在湘贛和四川，同時也能調整工業發展佈局不合理的現象。於是，南京國民政府的工業經濟建設逐漸從制定計劃、調查勘測落實到建設、強化國防經濟的若干基本產業、從事實際的開發和建設上來。
這一時期，在重工業建設方面已建設成和開始建設的廠礦主要有：湖南湘潭鋼鐵廠，年產量10噸鋼；湖南茶陵及湖北靈鄉鐵礦；湖北大冶陽新及四川彭縣銅礦廠，年產量400噸；江西高坑煤礦，年產量30萬噸。到抗戰前，資源委員會以投資、合辦的形式控制的企業達23個。從15種工業產品生產指源來看（1933年為100），1935年工業生產總值為109．7億元，1936年工業生產總值為122億元。這樣，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中國的工業經濟呈現穩步向上發展的趨勢。
抗戰前南京國民政府的建設不僅促進了全國經濟的發展和商品的流通，使全國形成“一元化”的市場，而且對抗戰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很顯然，戰前鐵路的展築或新修，在工程進度上均能配合政府全面抗戰之緊急需求，為長期抗戰提供勝利的保證。抗戰頭兩年，僅鐵路運送軍隊就達1100多萬人次，運送軍用物資達300萬噸。長江航道的疏通，為抗戰時期軍隊和軍用物資的運輸，尤其是為沿海工業的大量內遷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抗戰初期，南京國民政府能組織幾次大規模的戰役，不能不說與它在抗戰前所進行的經濟、軍事建設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