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眼睛穿過長長的30餘年的時空和重重疊疊的1萬零950多個寂寞的日子，靜靜地注視著1969年的商州，那個有著沙塵、閃電和颶風的雷聲轟傳的傍晚。
我看見一輛由省城西安開來的公共汽車逶逶迤迤地開來，在那個名叫“茶房”的小站上停下，卸下一堆雜物和幾個稀稀拉拉的山地人，最後下來的是一個身著草綠軍裝的年輕女子，她攜著極簡單的行李，一個繡著紅絨線五角星和仿毛體“紅軍不怕遠征難”的軍用挎包，一個軍用水壺和裝在尼龍網兜裡的紅塑皮合訂本“毛選”四卷。站在30年後的今天並以當今審時度勢的眼光來看，她的這身裝扮和俏模俏樣的長相，活脫脫一個裝備齊整的文工團戰士，或者某工宣隊管轄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訓練有素的紅色宣傳員。但在當時，只有等到一陣大風颳落了她的帽子，一頭瀑布般傾瀉而下的長髮和她寬大的綠軍裝也遮掩不住的身懷六甲的婦人身子，才暴露了她顯山露水的身份：這是一個即將臨盆的婦人。
她在尋找。她在尋找的同時嘴裡不住的嘀咕——風聲那麼大，沒有人聽見她在嘀咕什麼，像任何一個初次來到“茶房”小鎮的外來客一樣，她在寂寞的街道上尋找一間類似茶房飯莊的客棧，或者喝一杯熱茶暖腹，或者只想尋蹤探路。1969年正是紅海洋**迭起的時代，潮汐過處留給這座古色古香的山地小鎮的，除了清一色的刷成血腥的紅顏色，便是血紅的店鋪門面上東張西貼的大字報和標語的殘骸。遠處有一家店鋪大門敞開著，好像是專為貧下中農服務的供銷合作社還在營業，她便走上前去問路：“請問，到茶房小學怎麼走？”櫃檯裡坐著的是三個操著省城口音的年輕女子，清一色的綠軍裝和短髮辮，她們本是有一著沒一著一邊織著毛線活一邊拉著閒言碎語的，看見有人進來且又用陌生的外省口音問路，便放下了手中的棒針和毛線，圍攏而來。
“哎，你是從哪兒來的？你找茶房小學幹什麼啊？”
“哇，你的綠軍裝真……漂亮 ，是正宗的‘軍工’製作的吧？”
“聽說全國都在鬧‘武鬥’哩，西安城裡的‘易俗社’也不唱古裝戲了，全改跳‘忠字舞’了，哎，你一定會跳吧，你教教我們吧！”
看得出她們幾個全都是從省城插隊而來的知青，又從農業社招工到供銷合作社當售貨員的；
也看得出她們是很久都沒有回過省城了，也很久都沒遇到過從省城方向來的人。
隔著高高的櫃檯她們看不到她笨重的身子和妊娠的婦人一臉的憔悴，她們的眼睛在關注了她的正宗的軍工製作的綠軍裝後又開始關注她背肩上手工刺繡的英姿颯爽的女兒紅，還有她披散在肩上的黑烏烏直溜溜的秀髮——莫非外省已不時興那種齊刷刷的短辮和垂吊在耳後的摺疊成粽子似的六股辮了？
她不說話，一陣突起的攪碎了五臟六腑的疼痛，使她意識到她可能動了胎氣了，再這樣耽擱下去，她也許真會把孩子生在這合作社的水泥地上了。
“求求你們……幫我找到茶房小學吧……”這句話她說得好艱難，哽噎難嚥。她想說；“救救我吧，我要生了！”可是她被腹腔內揪扭著撕裂著的疼痛折磨著，蹲下身去，冷汗淋漓。櫃檯內的姑娘們慌了神了，從櫃檯那邊的木檔板後鑽了出來；“喂喂喂，你怎麼了病了麼要不要送醫院？”
“不了……”她擺手，搖頭，艱難地：“你們……送我……到……茶房小學吧……”
姑娘們互相對視了一下：“小學校正在停課鬧革命呢，教師們都被抽去修苗溝水庫去了，只有一個名叫式微的女教師常年得病，一個人看守著小學校。”
“我就找她！”她像抓住了最後一線希望：“我找……式……式微……老師，請你們一定幫我，我不是省城的，我從大連來，是她家親戚，哎喲不行了不行了我……我……我……要……生……了！”
姑娘們哪兒見過這種人生人嚇死人的場面，又瞅見她草綠的軍褲已經被血浸透了，面色蠟黃，臉孔扭曲，樣子頗為害怕，便關了門，兵分兩路，一人去近處的衛生院去請女醫生姚小巖接生，另外兩個人攙扶著呻喚喊叫的臨產之人，向著小學校的方向疾走。
長長的鄉村古道上，風聲浩蕩，血色浩蕩，哭聲浩蕩。